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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經濟變革得失》中國史上10次偉大變革和轉折點

2021-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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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吳曉波，著名財經作家，「藍獅子」財經圖書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學、暨南大學EMBA課程教授，常年從事公司研究。

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評為年度「中國青年領袖」。

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裡，中國經歷了十數次重大的經濟變革，每一次變法，都順應社會發展而發生，也都對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

而今，新的社會發展又提出了繼續變革的要求。

本書是作者近年來研究中國經濟變革史的集大成之作，對中國歷史上十數次重大經濟變法的種種措施和實踐作了系統的概述和比照，指明因革演變，坦陳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總括了中國式改革的歷史脈絡，又剖析了隱藏在歷代經濟變革中的內在邏輯與規律。

辯駁得失，以史為鑑，實不失為一部簡明的「中國經濟史」。

導論：研究中國的方法

關於中國經濟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止過，尤其近幾年兩極化判斷越加明顯。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指出2030年前後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2050年前後，中國經濟總量將占全球20%。

中國正在崛起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

但也有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正在崩潰的邊緣，中國房地產的泡沫正在不斷膨脹，這與美國發生金融危機前後情況非常類似。

然而，經濟學界對中國兩級化的分歧並沒有消解中國經濟崛起的魅力。

反而使之顯得更加迷人。

分久不會，合久必分，是天下大勢。

但縱觀歷史，統一是中國的一種文化，中國也是唯一延續至今的社會。

人類歷史上出現過21個文明社會，其中，中國社會是文明特徵保留最為完整的樣本，而這一成就正得自於「統一的文化」。

本書講述了中國得以在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民俗紛雜的地區得以長期統一，治國者有著卓越的智慧，有兩個觀察和分析工具：

第一：四大利益集團，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產積極和無產階級。

這四大利益集團相互鬥爭，博弈和妥協。

第二：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包括：郡縣制度、尊儒制度、科舉制度、國有專營制度。

這四個基本性制度，共同支撐集權政體，實現中央集權，大一統的國家模式。

本書沿著歷史的脈絡，以經濟制度的變革為核心主題，對中國歷史做一次跨時空的講解。

第一章：管仲變法：兩千年前的「凱恩斯主義」

中國歷代經濟變革，應該從公元前8世紀的春秋說起。

春秋之前，只有天下，沒有國家，所謂國家都是血腥競爭的產物，這是舉世公理。

兩千年的經濟變革以千年為界，切位兩截，從春秋時期到12世紀的北宋，變革是基於擴張的需求，直到後來18世紀初期的康乾盛世，則以穩定為主。

乃至近現代，從洋務運動到現今，出現了救亡、擴張、穩定、再擴張、再穩定的多個主題變奏，反覆徘徊。

自古以來，弱者都是變革的發動機，變革之前，齊國是一個偏遠小國，齊桓公也並非有遠大志向的君主，是遠近聞名的「好吃、好田、好色的」三好先生「，他遇到了經商失敗的管仲，二人聯手，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也許是最成功的一次經濟變革。

管仲變法中的其中項重要政策為「四民分業，士農工商」，將國民分為軍士、農民、工匠、商賈四個階層。

其中士農工商並非優先排序，而是按分工職業劃分而已，這被後人嚴重誤讀，以為商人從古至今一直受統治者輕視，其實不然，管仲其實正是商人出生，早年其屢次經商失敗。

社會分工的劃分，讓齊國在製造技術領域領先於其他國家，絲綢為例，我們最早出現絲織交易中心就在齊國首都臨淄。

而且中國的社會分工的劃分比歐洲早了至少千年，這也使得傳統的生產技術在中國出現比歐洲早了八百至一千年。

管仲的四民並列的政策，和在齊國推行的涉及產業、稅收和價格等多個領域的整體配套改革。

這一套機制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放活微觀，管制宏觀」。

激活了齊國各行各業，讓齊國對內和對外貿易活動頻繁，成為富甲一方的經濟大國。

造就了春秋五霸的首霸齊國和首霸者齊桓公。

甚至，管仲還是首開國營色情業的鼻祖，當時首都臨淄開了官辦的妓院（女市），目的是吸引外資和遊客，並對其收稅。

管仲也被稱為娼妓業的「祖師爺「。

管仲變法的另外一個政策是：管制宏觀，就是強調政府對經濟的宏觀管理，其手段則是對財政、稅收、價格三個方面進行管控。

另外，管仲變革最重要的制度創新是：鹽鐵專營。

它的影響延續兩千年，迄今猶在。

幾乎成為中國式中央集權制度的經濟保障。

在農耕時代，鹽和鐵是最為重要的兩大支柱產業。

鹽鐵專營的政策是「唯官山海為可耳「，意思是，把山、海的資源壟斷起來就可以了。

山上出礦石，海里產海鹽。

鹽鐵專營並不是主張政府親自下場，並非國營性質。

其實是一種國有民營的機制。

由政府控制資源的所有權，然後把經營權下放給民間商人，然後以一定比例分配利潤，這就是後世非常流行的「資產國有，承包經營「的雛形。

管仲經濟思想中，最為奇特的一項是鼓勵消費，甚至倡導奢侈。

這與中國歷代治國思想倡導勤儉節約的正途背道而馳。

但其實這並非管仲本意，其本意是肯定享樂而反對節約，鼓勵消費目的是讓經濟流通，從而有利於生產活動和貿易。

也可以理解為一種刺激內需的經濟政策。

這種通過增加固定投資來刺激經濟，促進就業的做法，西方人直到兩千多年後才學到。

管仲最核心的治國思想是「以商止戰「。

對於止戰，後世很多思想家提出了很多方法，比如墨家和道家提倡」以農止戰「，法家提倡」以戰止戰「，儒家則提出」以仁義止戰「，在明清兩朝則是」以閉關鎖國止戰「等等。

以商止戰就是發展商品經濟，讓國民富裕起來不至於造反。

管仲有強烈的民本思想，他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他不主張用殘酷的刑罰來威懾百姓。

管仲很長壽，活到八十多歲，早年潦倒，中年治齊，四十載而成霸業，在公元前7世紀，地球上絕大多數還是荒蠻時代時，中國卻誕生了這樣一位經濟大師，算一個奇蹟。

細數其經濟政策可以發現，他其實是一位尊重市場規律的國家干預主義者，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視為古代的「凱恩斯「。

管仲治齊有三點經驗：

第一：通過價格、財政和稅收整體配套改革，第一次形成了系統性的國民經濟治理體系。

第二：他所提出的鹽鐵專營政策，作為國家干預經濟的經典模式，影響力至今。

第三：管仲治理下所形成的齊國經濟制度，是中國古典市場經濟體制的雛形。

但其思想被後世淹沒，主要有兩大原因：

第一：齊國一世而衰，以商治國思想徹底破產。

第二：管仲思想與儒家格格不入。

在很大程度上，管仲是一個被意識形態「謀殺「的改革家。

第二章：商鞅變法：命令型計劃經濟的鼻祖

如果說管仲是重商主義變革的實驗，那麼商鞅變法則是重農主義的變革典範，他們處於極端經濟變革的兩端。

經歷了這兩場變法後，影響中國千年的治國模式便基本定型。

與齊國一樣，當時的商鞅所在的秦國也是一個偏遠小國，秦國處於西北高地的黃河中上游，以狩獵遊牧而生。

秦國變法是，主政的是秦孝公，年方二十二，商鞅二十六歲，正是百無禁忌的年齡。

這場變法歷史二十一年，分為三個階段：農耕、軍戰、中央集權。

商鞅認為，戰爭是讓國家強大和穩定的最好方法，它既是起點也是終點，並行循環往復，不應停止。

這場變法最終把秦國變成一個紀律嚴明，高效戰鬥的戰爭機器。

第一個階段：農耕。

商鞅用了三年時間將秦國變為一個農業大國。

頒布第一個法令叫《墾令》，將全國人民變為農民。

在農業政策上，最大的政策是：費井田，開阡陌。

允許民眾開荒耕作，買賣土地，這自然極大地激發了民眾的生產積極性，使得變法「農本思想「更加發揚光大。

它是中國土地史上重大變革，從此土地私有化成為中國歷史上最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度。

與此同時，商鞅還出台了很多限商法令，防止人民去經商而不務農。

比如：控制糧食買賣和礦山國有化；對工商業堅持重稅制度；推行戶籍登記制度；取締貨幣，實行實物交換制度等。

第二個階段：軍戰。

在三年完成把秦國變為一個農業大國之後，推行了軍爵制度，自夏商周以降，中國進入封建時期，各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襲制，形成了一個貴族時代統治的體制，商鞅的軍爵制度則打破了這種傳統體制。

具體有兩條：一、收回所有貴族爵位，取消特權，重新分配，只有在戰場上立下戰功，才能重新配爵位，成為貴族；二、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只要有軍功，無論貧賤，都可以獲得貴族的爵秩。

商鞅設立了二十個等級的爵位，都以殺多少敵人來封賜。

這一軍爵制度開天闢地，抹殺了貴族和平民的界限，讓人人都好戰立功。

由此有「王侯將相令有種乎「的說法軍爵制度也是影響中國千年的基本制度。

構成了中國文明的重要特徵。

第三階段：郡縣制度。

它是地方行政制度的政治雛形。

商鞅首先統一了度量衡，他提出「平斗桶、權衡、丈尺「，統一了全國的容積、重量、長度的度量標準。

商鞅推行了郡縣制度影響尤為深遠，他把小鄉、邑合聚為縣，設立縣令和管理機構，郡守和縣令直接由君王直接指派，不得世襲。

郡縣制度成為秦國的治國基礎。

加強了中央集權，是中國官僚制度的根本，直至今日。

在推行變法的二十一年，公元前338年，秦孝公駕崩，隨後商鞅被處以車裂極刑，並誅滅全家，可謂偉大變革家悲慘的終結。

商鞅的強國之術堪稱中國歷史乃至世界上最殘酷、最嚴厲的一種，是一種激進國家主義的試驗。

如果我們將商鞅變法的種種措施政策放到中央集權四大基本制度的建設框架進行審視，便可以清晰地了解它的歷史意義。

他是「命令型計劃經濟「的鼻祖，即國家控制所有重要生產資料，排斥或者部分排斥商品貿易，壓制或者消滅自由的商人階級，使國民經濟服務於國家目標。

第三章：漢武帝變法：頂層設計的集大成者

歷代經濟變革的基本邏輯可以用鄧小平的兩句話總結：「發展才是硬道理「，」穩定壓倒一切「，發展與穩定是辯證史，歷史的發展從未走出這兩句話。

漢文帝，漢景帝開闢了「文景之治「，這是中央集權建成後的第一個經濟大繁榮時代。

七十年的繁榮和寬鬆的政策，使得四大利益集團的格局出現了變化。

第一：自由商人崛起，成為一股強大的勢力。

第二：地方諸侯勢力龐大，中央集權出現旁落的跡象。

第三：權貴與商人成立同盟，並極大地敗壞吏治。

因此到漢景帝後期，有人提出要削弱地方，增強中央的建議。

後來出現了「七國叛亂「。

這也體現了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均衡和矛盾。

七國之亂平定後，第十三年，劉徹登基，成為漢武帝。

他是歷史上第一個建立大一統制度的集大成者。

他當政五十四年，一改前朝休養生息的放權政策，文治武功，一舉把帝國拉回了高度專制集權的軌道上，讓漢朝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四大基本制度的建設，試驗於商鞅，成型於嬴政，集大成於漢武帝劉徹。

在集權上，漢武帝頒布了《推恩令》，強行要求諸侯分封諸子為候，使其封地不得縮減，同時朝廷向各地委派主觀行政和監察工作的刺史，由此空前加強了中央集權。

在全面思想統一上，強力推行儒家成為唯一正統思想，延續了七百年的百家齊放就此終結。

在外交政策上，打動兵役，同時大興水裡和土木工程，執政第二十個年頭的時候，公元前121年，漢軍大敗匈奴主力，劉徹的政治威望也達到頂點。

同時，漢武帝推行一系列強硬的國營化經濟政治，涉及產業，流通，金融和稅收等多個領域。

這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具有頂層設計意味的整體配套改革，具體的操盤人是桑弘羊。

在經濟改革之前，政治集權和思想統一完成；以對抗外侵為口號為集權改革道理的理由，凝聚了民心；文景之治留下了巨大的財富；這三項保證了其經濟改革的順利進行。

改革分為幾個部分：

產業改革：鑄錢、鹽鐵和釀酒。

這幾個產業相繼被國營化，加強了重要產業的控制力度。

流通改革：均輸與平準。

均輸就是統購統銷；平準就是推行物價管制。

政府控制了國有資產，同時控制了各地商品交易的流通和銷售渠道，同時桑弘羊還配套採取了一項新的物價管理措稱為平準法。

就是由國家控制全國物資和買賣，以平衡物資價格，它與均輸相互相成，成為中央政府控制市場，從流通領域獲利的重要工具。

稅收改革：告緡令與算緡令。

這項政策讓全國的中產階級破產了。

即向全國有產者徵收資產稅，是為「算緡令「，並要求主動申報，如不申報則被舉報後被罰，稱為」告緡令「。

這場持續了三年的告緡令，讓全國中產階級破產，政府沒收了數以億計的民間資產。

漢武帝的變革始於公元前121年，至於公元前89年，這場歷時三十二年的變革，真正建立起了一個中央集權制度的大獨裁政府。

在漢武帝執政時期，中國的人口突破5000萬，是第一個世界上的半億帝國。

漢武帝的集權式的經濟變革也帶來了很多負面影響，第一是讓中產階級破產，失去了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

第二讓民眾失去了對政府的信任，讓民眾不再儲蓄和投資。

但在國家主義的強國政策下，富民難求，在武帝晚年，六十七歲的漢武帝頒布了《輪台罪已詔》承認了在位期間讓民眾受苦的過錯，這是歷史上第一份記錄在案的皇帝懺悔書。

一代大帝漢武帝於公元前87年鬱鬱而終。

另外，桑弘羊也是歷史上第一位把工商業看出富國之本的人，這比管仲又更進一步。

桑弘羊最大的經濟改革貢獻就是強調工商富國。

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自古輕商的國家的說法不攻自破。

第四章：王莽變法：第一個社會主義的改革

王莽執政時間短短15年，但卻製造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經濟改革。

很有典範意義，可稱之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社會主義者「。

在教科書中，王莽被定義為陰謀家，其實王莽是儒家學派巨子，是歷史上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以學者建立帝國的人。

變法背景是因為在當時世族經濟已經威脅到中央集權。

自商鞅推行軍爵制度以來，打破貴族，形成了士紳集團，後來又過度到世族集團經濟。

世族與貴族不同，他們以家族利益為重，高於國家利益，對中央權威缺乏忠誠度，同時通過血脈傳承，勢力越來越大。

以至於到西漢後期，世族集團經濟形成了閉門城市，嚴重阻礙了商品流通，使得生產力無法釋放。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王莽實施了變法。

王莽改革與漢武帝-桑弘羊類似圍繞著三大核心課題：財政、貨幣和土地進行改革。

第一：王莽登基第二年，推出「五均六筦「，即是全面恢復了鹽鐵專營和均輸及平準法，讓中央對地方政府的控制恢復到了空前水平。

對於物價、商品流通、產銷等環節進行直接管控。

在財政和產業政策上效仿漢武帝。

第二：在貨幣改革上，在登基前一年，公元7年的5月，開始增鑄貨幣，新幣分三種，各值五錢，五百錢和五十錢，稱為大錢，在登基後，王莽改出一株小錢，令市場恐慌，後公元10年，王莽突然又宣布改革貨幣制度，把貨幣統稱為「寶貨「，四年後，王莽又廢除寶貨，推出新貨幣：貨幣和貨泉兩種貨幣，在短短七年間，王莽進行了4次貨幣改革。

在土地制度上，自商鞅廢除井田制度以來，第一個重新推行土地國有化的政權。

在中國兩千年的歷史，推行土地國有化的政權只有兩人，已經是新朝的王莽和民國的孫中山。

土地國有化實際上打破了土地世族壟斷的體制，同時王莽宣布不准買賣奴婢，這也打擊了當時勢力強大的世族集團。

王莽五均六筦的改革制度，剝奪了民間工商業的所有利潤。

卻沒有帶來國庫的充盈。

貨幣改革讓金融系統打亂，因為缺乏鐵腕的監管體系，導致了這場聲勢浩大的改革最終讓王莽人頭落地。

與漢武帝的集權改革不同的是：

第一：在王莽政治體制改革並不完善的時候推行經濟體制改革是其失敗的最大因素。

第二：在改革與民信貸關係上，中央集權侵害了東方政權和有產階級的利益，導致了民眾的反抗越來越強。

第三：在集權式改革與民間財富的關係上。

王莽的改革並沒有徹底清除世族財富，並將財富分配到民間。

第四：在改革與官僚執行能力上，漢武帝一帶梟雄，心狠手辣，手段霹靂無情。

同時擁有桑弘羊這樣的優秀執行者，但是王莽疑心很重，沒有一直忠心效力的團隊支持。

第五章：世民治國：最盛的王朝與最小的政府

將兩千年的中國歷史放置於世界時間中，可以看到兩漢時期，世界時間確實在西方的羅馬城和東方的西安和洛陽。

公元6世紀之後，中國獨享了世界時間長達一千年之久。

從13世紀開始，西方的進步聲浪越來越響。

到18世紀，世界時間回到了歐洲。

直到2013年前後，世界時間似乎開始轉向東方的中國。

在千年的鼎盛時期，唐朝無疑是其中最顯赫的階段。

中國於公元589年重新統一，楊堅在長安建立隋朝。

29年後，李淵代隋，創建唐朝。

由此盛唐開始。

唐朝在四大制度建設上貢獻最大的是推行了科舉制度，科舉始建於隋，興盛於唐。

同時仍然將工商排除在四大精英階層之外。

李淵規定「工商雜類不預士伍「。

在政治經濟意義上，科舉制度是對世族模式的一次徹底反動。

在過去數百年間，世族模式和莊園經濟嚴重困擾著歷代統治者。

王莽改造，十年而亡，劉秀度田，不了了之。

唐太宗對世族的打擊似乎不留情面。

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後，當月頒布詔令，讓貨物自由流通，還停止了商稅徵收，中國古代商品經濟最為發達的唐宋兩代對商品的徵稅都非常少，唐朝全免，宋朝徵收過稅和住稅兩種。

減少了徵收稅負的同時，唐朝還精簡了官員，從漢朝的十三曹精簡為七部門，這是一次非常大的部門精簡。

另外，唐朝還對富豪家庭徵收特別財產稅稱為「公廨錢制度「，用來養官，還對官員分配「職份田「和永業田，讓官員可以安心做官。

此外，在軍費開支上，李世民也大筆減少支出。

實行「兵在藩鎮「的制度，即由地方財政支出養兵。

李世民可謂歷史上最精明的治國者之一，讓富人出錢養官，地方出錢養兵，中央政府的財政支出非常少，小政府因此而生。

唐朝期間，城市經濟空前繁榮，從西漢到宋元，中國經濟的中心一直在城市，其中以唐宋最為明顯。

唐宋的城市化率都超過20%以上。

公元755年，安綠山和史思明發動安史之亂，一舉終結了盛唐。

從制度上看，此亂是因為分權過度的結果。

從經濟上看，一百多年的繁榮，人口迅猛增長，土地兼并現象嚴重，因中央對地方管控不力，導致「干弱枝強「，安史之亂給國家帶來了毀滅性打擊，數百里州縣，皆為廢墟。

平息叛亂後，盛唐精氣已被消耗殆盡。

劉晏是一位桑弘羊式的理財大師，他前後主管天下財政長達二十多年，是有唐一代任職時間最長的財政長官，除了官營鹽業，劉晏還對全國重要商品產銷進行管制，把桑弘羊的平準和均輸搬了出來。

中唐在安史之亂之後沒有陷入更大的亂局，與劉晏以果斷的專營政策迅速改善中央財政狀況有很大關係。

在改善了財政狀況後，中央開始嘗試消藩，但一直沒有成功削弱藩王勢力，唐一代一直沒有解決軍閥割據的問題。

唐亡以後是五代十國，五十年里冒出十幾個國家，中原逐鹿，天下愁苦。

第六章：王安石變法：最後的整體配套改革

在中國經濟史上，王安石變法是一個轉折點，變法之前中國是一個自信開放的國家，變法之後變成一個敬小慎微的封閉保守的國家。

宋代統治三百多年，比唐朝還久，但很多歷史學家對宋朝的評價兩極化，認為宋朝是漢唐宋明清中最弱最貧的一環。

但宋朝的中華文化是登峰造極之時。

四大發明中的三大發明均來自宋朝。

宋代的工商業非常發達，經濟和企業制度方面創新也很多，中國最早的股份制公司出現在宋代，最早的一批職業經理人出現在宋代，最早的貿易期貨出現在宋代，紙幣的發行也出現在宋代。

宋代人口首次超過一億，成為全球最大的以內需為主的統一市場。

著名的「杯酒釋兵權「趙匡胤收繳軍權，徹底解決了唐朝遺留下來的軍閥割據的問題。

但宋朝養兵成了政府一道難題，甚至朝廷80%的收入都用在軍費開支上。

在經濟制度上，宋朝公開允許官員經商，抑制土地兼并，對壟斷資源進行授權經營者都是宋朝的特殊政策。

在授權經營的政策上，宋朝也有創新，當時有兩種模式「買撲「，」鈔引「。

即現代的暗投標和特許經營的模式。

開國100多年後，宋朝出現了諸多問題。

第一：貧富差距拉大；第二：土地兼并嚴重，全國一半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少數人手裡。

1067年宋神宗登基，1069年開始變法，此次改革的操盤人是王安石。

當時在政府內部發生了一次政策激辯，史上稱為「延和殿廷辯「，論辯雙方正是王安石和司馬光。

王安石主張開源，司馬光主張節流。

最後宋神宗選擇了王安石，任命其為參知政事，相當於副宰相，實施大變法。

王安石搞的這場變法氣魄很大，格局空前，是一次涉及政府機構，產業，財政，物價及流通等多方面整體配套的體制改革。

這是帝國時期最後一次整體配套改革。

王安石版本了十餘條法令，包括：均輸法、市易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和免役法和方田均稅法等。

其中前三條最重要。

均輸法是成立國家物資部和物價管理委員會，管制重要生產資料的產銷。

實際上是壟斷了全國重要物資生產和銷售。

但很快弊端出現，讓很多官員中飽私囊，虧空財政。

市易法讓政府成為了最大的商店、銀行和物流中心。

青苗法也是在實施過程中讓民眾苦不堪言。

種種新政的實施，讓寬鬆的經濟環境不復存在，自由工商業者遭到毀滅性打擊。

王安石變法搞了16年，1085年，神宗駕崩，哲宗繼位，他重新啟用了司馬光。

從王安石變法的1069年到1126年，其極端國有專營制度前後實施了五十七年，這也正是北宋從帝國衰落並走向滅亡的五十七年。

王安石在中國經濟史上，政治史上是充滿了最大爭議的標杆性人物。

王安石才華橫溢，詩文獨步天下，是公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也是一個非常能幹的官員，很懂財經之道，當官不靠後台，從縣一級幹部一直干到中央。

他也不修邊幅，不拉幫結派，獨來獨往，不貪色，不愛財，為官清廉，是一個國家利益為上的愛國主義者。

毛澤東推崇的兩位改革家一位是商鞅，一位就是王安石，可見其歷史地位。

請關注更新本書後半部分。

作者：吳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