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檢作天子」：一句讖言多少誑語

趙匡胤

南北兩宋在國人心中總繫著一個難以言說的心結：那是一個空前繁榮的王朝，製造、商業、科技、文化領先世界，人們幾乎從它身上看到了資本主義文明的曙光；但另一方面，那又是一個空前恥辱的王朝，軍事潰敗、喪權辱國幾乎伴隨了整個王朝的發展史。

火藥的軍事應用、航海技術的突飛猛進、商業文明的嶄露頭角以及市民文化的蓬勃發展為何都沒能成就中國的「大國崛起」？

事情發生的時間是公元960年。

在這裡使用公元紀年是為了我們今天的方便，當時並沒有這樣簡潔明了的表述方法。

那時候中國正處於一段很混亂的時期，北方五代更迭、南方十國割據，一大堆短命王朝亂鬨鬨攪在一起，倏忽間興亡廢立變幻無常，以致想說清楚這期間的任何一件事都需要先交待很多背景。

拿年份來說，這一年在河東(今山西)的北漢帝國(史稱「北漢」)是天會4年，在塞北的遼帝國(亦稱「契丹國」)是應歷10年，而在地處中原、與上述兩國同時接壤的大周帝國(史稱「後周」)，則是顯德7年。

「正月辛丑朔」，也就是大年初一，在大周帝國首都開封，一片歡樂祥和的節日氣氛中，正在組織新春團拜活動的中央政府突然接到鎮、定二州(今河北正定、定州)的急報：北方邊境受到北漢和契丹聯合入侵。

這並不意外。

此時後周第三任皇帝柴宗訓登上皇位剛剛半年，還沒來得及改元(改換年號)，對敵國來說，這當然是發動攻擊的最好時機。

6年前，也是大周新帝嗣位之際，北漢和契丹就曾大舉來犯。

北漢與後周素為死敵，後周的江山就是周太祖郭威9年前從當時的後漢帝國手裡奪來的，後漢為後周所代，後漢皇室中的一支余脈在太原建立了北漢，延續著漢祚的同時也延續著與後周的仇恨。

北漢自知國力弱小，自立國便向遼國稱臣，借遼之力與後周對抗。

遼國統一塞北已經40餘年，雄霸著北方廣大的疆域，雖然文明程度還無法與中原相提並論，但崇武尚勇、精兵鐵騎的契丹在軍事上屬於超級大國，一直是中原諸國最沉重的外患。

問題的關鍵在於：6年前身登大寶的是雄才大略的世宗皇帝柴榮，他不但在當時親統大軍擊潰了來犯之敵，更在其後的數年間通過一系列政治、經濟改革令國力大增，並不斷興師南征北討，讓已經混亂了50多年(如果從唐朝中葉藩鎮割據算起則已逾200年)的中華大地又一次出現了大一統的曙光。

只可惜，這位五代十國時期唯一的聖主明君壯志未酬便英年早逝。

而現在，當強敵再度入寇，坐在龍椅上的新帝卻只是個7歲的孩子。

國家剛剛失去一位聖主，新皇帝還根本不能主政，邊報到京時，朝中的驚恐慌亂不難想像。

幸好還有一位英武忠勇的大將可以依賴，此人就是跟隨世宗皇帝征伐多年、戰功顯赫的趙匡胤，時為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也就是歸德戰區司令官兼皇家禁衛軍總司令。

禦敵護國的重任自然非他莫屬。

於是，正月初二，臨危受命的趙匡胤先遣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為前鋒，即刻發兵；初三，主力大軍自愛景門出開封，出征北上。

以上就是陳橋兵變發生前的基本背景，這些背景在所有的史料里都是一筆帶過，因為到這裡為止沒有任何異常。

但是，接下來就開始出現蹊蹺現象。

大軍出征會給京師百姓帶來恐慌，這是常理，但此時開封城內盛傳的最大流言卻與敵國犯境無關，而是一句典型的政治讖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為天子」。

實際上，這句讖言在後周帝國並不是第一次出現。

去年4月，世宗柴榮統軍北伐，欲從遼國手裡奪回原屬中原的燕雲十六州。

就在這次北征途中，皇帝在批閱四方文書時，發現了一個皮囊，裡面裝著一個木牌，上寫「點檢作天子」幾個字。

「殿前都點檢」是後周權位最重的武官，皇帝見到這樣一塊木牌會有怎樣的聯想自不待言。

當時任殿前都點檢的是周太祖郭威的女婿、世宗的姐夫張永德。

世宗柴榮本是周太祖郭威元配夫人柴氏的侄子，因自幼被郭威收為養子，故在郭威死後繼承皇位(郭威本人的子侄均死於後漢隱帝的誅殺，郭威正因此被逼反)，張永德則是郭威的女婿，大周駙馬，論血緣並不輸於柴榮，完全有可能覬覦皇位，何況五代時期手握重兵的武將劫奪帝位幾乎已成慣例。

皇帝於是心生疑忌，班師回京後，即任命趙匡胤接替張永德出任殿前都點檢的職位。

而這之後不久，世宗就猝然病故。

這塊木牌當然是有人故意讓皇帝看到的。

以常識分析，張永德即便真有篡位之心，沒做好周密安排就先鼓搗出這麼塊牌子引起皇帝警覺把自己免掉，可能性不大。

所以這件事或者是有人看張永德位高權重，以讖言的形式提示皇帝加以戒備，或者乾脆就是陰險的陷害。

從結果來看，最大受益者是趙匡胤，雖然不能就此斷定是他施此毒計，但嫌疑確實很大。

當時趙匡胤身為殿前都指揮使，雖然位置比點檢低，但頗受世宗賞識，自出師北伐到班師回朝，他始終護衛在世宗身邊。

朝夕相處中，自然很容易判明皇帝的心事好惡。

只要他覺得扳倒張永德後自己有可能取而代之，那麼對他來說，在皇帝批閱的文書中混入一塊木牌是非常方便的。

此計得逞後，當皇帝猝然而亡，已經身為點檢的趙匡胤萌生出更大的野心完全是正常反應，也自然就有了後來的陳橋兵變。

一場旨在奪取皇位的兵變，從創意產生到制訂計劃再到具體實施，當然需要一定的時間，而自世宗晏駕、少主嗣位到趙匡胤在陳橋黃袍加身，其間的時間大約是半年，從現在一般大型活動組織的角度來看，是一個很合乎常規的運作周期。

周世宗柴榮在病危之際，對皇家禁衛軍最高長官這一職位進行了重新安排，削去姐夫張永德的兵權，讓趙匡胤接替他擔任殿前都點檢，同時賜檢校太傅(此前趙匡胤是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

小皇帝柴宗訓嗣位後，又加賜檢校太尉，殿前都點檢之外，兼領歸德軍節度使。

檢校太尉是虛職，可以理解為一個更高級的榮譽稱號，僅代表皇帝更加賞識，而節度使則是掌握軍權的實職。

歸德軍節度使的治所在宋州(今河南商丘)，也就是說趙匡胤一方面作為殿前都點檢，是京師駐軍的總指揮，同時還必須拿出一些時間到宋州的節度軍府處理歸德軍務。

有人認為這種任命反映出小皇帝柴榮身邊的顧命大臣們對重兵在握的趙匡胤已經有了防範之心，因為兼領歸德軍節度，至少從時間和精力的分配上，多少有點兒調離了開封的意思，而趙匡胤或許正是感覺到了這種疑忌，才下定決心實施兵變。

這樣的分析也許有些道理，不過從任職經歷上看，在這之前趙匡胤一直兼任著節度使，歸德之前是忠武(治所在許州，今河南許昌)，再之前是義成(治所在滑州，今河南滑縣)、匡國(趙匡胤稱帝後為避名諱改做「定國」，治所在同州，今陝西大荔)。

從區域上，自從匡國軍後，他的藩鎮一直離首都開封很近，改命歸德軍節度使也看不出有被遠派的意思。

不過，這一任命倒是決定了一個新國家的國號——宋，直接原因就是趙匡胤的「龍潛之地」在宋州。

在宋人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中，記述了當時 「點檢作天子」這個流言在京師造成的影響：「士民恐怖，爭為逃匿之計，惟內庭晏然不知。

」一個關於國家最高軍事將領即將接替皇位的預言，等於在提前預告一場兵變，由此已經在民間造成了爭相逃匿的恐怖，卻居然只有朝庭之內「晏然不知」，這是明顯不合常情的。

與「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這類帶有邪教性質的民間煽動手法不同，像「點檢作天子」這樣幾乎等同於指名道姓的政治預言一定出自「直接相關者」，其中一定隱藏著巨大的陰謀。

如果真的已經士民恐怖，內庭只會更加恐怖；而如果內庭真的晏然不知，民間也絕沒有爭相逃匿的道理。

所以，「點檢作天子」這句讖言是否真在開封民間流傳過值得懷疑，很可能只是趙氏稱帝以後虛構出來的一種說法罷了。

佳節歡聚之際，大軍卻要開往邊關，人心慌慌是肯定的，以此為素材稍做加工，就可以變成完全不同的說辭。

而後世的宋人提及此事時，當然會以官方口徑為準。

同為宋人，司馬光在《涑水記聞》里對這件事的記錄更加離譜：「富室或挈家逃匿於外州，獨宮中不之知。

太祖聞之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洶洶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或雲即魏國長公主)面如鐵色，方在廚，引麵杖逐太祖擊之，曰：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於胸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為邪？太祖默然而出。

」意思是說：馬上就將成為大宋開國皇帝的太祖趙匡胤在出兵之前聽說了外界關於「點檢作天子」的流言，感到很害怕，於是偷偷摸摸跑回家，問家裡人應該怎麼辦。

太祖的姐姐(另一說是太祖的妹妹魏國長公主)對此的反應是從廚房拎出擀麵杖，口中高喊：「這麼大的事情你一個老爺們兒自己看著辦唄，跑回家嚇唬我們女同志幹什麼！」就這樣把太祖從家裡趕了出去。

太祖並沒有姐姐，只有過一個早夭的哥哥。

妹妹魏國長公主倒是性情潑辣，不過，司馬先生記聞中的這位女眷已經遠不止於潑辣了，很可能還患有狂躁型精神分裂症。

由於相關史料太少，關於這位女眷的詳細情況無從考證，不過關於趙匡胤的史料很多，其性格特點絕不是會被家中女流揮舞擀麵杖趕出來的這種類型。

太祖出身武將世家，年少時學習騎射，曾經嘗試著馴服一匹無韁無鞍的烈馬，烈馬受驚奔上城牆斜道，穿過一道矮門時，馬上的太祖頭撞門楣翻身落地。

圍觀的人都認為必死，他卻居然爬起來緊追幾步，又躥上了馬背，竟也沒有受傷。

長大從軍後，太祖更是驍勇過人，五代亂世時軍人都異常跋扈和暴戾，一位戎馬半世、戰功赫赫的名將當然不會是怯懦猶疑之輩。

另一件與騎馬有關的事是：太祖喜歡打獵，一次出外巡獵時不慎墜馬，大怒，起身抽刀把馬殺死。

如此性情剛猛之人，在司馬先生的那則記聞中竟然成了一個武大郎似的窩囊廢，這其實只是為了說明大宋開國的過程里沒有陰謀，一切皆為天意。

古代文人舞文弄墨的功夫常常令人驚嘆，治史尚且如此，各類野史、雜記自然更加嚇人。

《宋史·宋太祖本紀》中說，太祖從軍前，曾經「漫遊無所遇，舍襄陽僧寺。

有老僧善術數，顧曰：吾厚贐汝，北往則有遇矣。

」這個記載太過簡單，讀來有點兒不明就裡。

到了清末民初，被稱為「一代史家、千秋神筆」的史學愛好者蔡東藩寫成巨著《中國歷代通俗演義》，在此書中，宋太祖遇異僧的故事經過近千年演化已經十分完整：趙匡胤投軍途中，在襄陽一帶盤纏花完又迷了路，想進到一座廟裡投宿時，跟幾個護寺的小和尚發生了肢體衝突，主事的老僧出來勸解，一見太祖就預言：「點檢作天子，已有定數」，然後管吃管住，一起談了很多天下大勢，臨別不但重金相贈，還送了「遇郭乃安、歷周始顯、兩日重光、囊木應讖」四句謁語，以後一一應驗。

這樣的故事很老套，《水滸傳》里的魯智深就有過類似經歷。

而實際上，考慮到具體的時代背景，正迫切渴望加入軍閥部隊以殺戮作為職業的趙匡胤，在困餓交加、走投無路之時，憑藉武力闖進山間小廟，對幾個老弱僧人實施搶劫倒是更有可能的，至少比一個「異僧」面對一個行為粗魯的流浪漢發布「點檢作天子」這種離奇預言更合理。

問題在於：後來做了皇帝的人，對自己發跡前的經歷當然怎麼包裝都可以；而文人著書時，「政策緊」就幫當權者圓謊，「政策松」就信口開河，總是很不嚴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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