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白帝城託孤真相，諸葛亮用自己後半生給做了解答

諸葛亮與後主劉禪的關係可謂是三國時代最複雜的一段君臣關係，兩個人之間既有君臣之禮，又有「父子」之儀，看似風平浪靜的關係，其間卻又暗流涌動。

章武三年夏四月，劉備臨終前在永安將國家和兒子託孤於諸葛亮，並告誡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並且對諸葛亮更是說出了這樣一段話「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按照《三國志》的記載，劉備的意思就是讓兒子們對待父親一樣對待諸葛亮，讓諸葛亮去輔佐後主劉禪，如果劉禪能力不夠就讓諸葛亮自己取代，然而這裡是非常值得推敲。

傳統儒學思想裡面包含著嚴格的等級概念，劉備讓自己的兒子對待諸葛亮如自己的父親一樣，這個可以說的過去，畢竟儒學講究「孝」與「德」，諸葛亮跟隨劉備從荊襄地區來到益州開創基業，按照年齡和功勞，接受這樣的待遇是無可厚非，然而後面這句話意思從傳統儒學思想來看是很難被接受，君不才，臣代之，有違儒學中的「禮」所規定出來的等級秩序，對於諸葛亮這個出身儒學士族家庭的人來講是不能被接受的，這實質上是劉備給予諸葛亮思想中一把永遠不可逾越君臣關係的思想枷鎖。

反觀諸葛亮當時的境況，諸葛亮在劉備稱帝後，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被殺之後，諸葛亮又身兼司隸校尉一職，可以說這個時候的諸葛亮權力極大，作為劉備政權基礎荊襄集團的帶頭人，諸葛亮對於蜀漢政權的影響非常巨大，當然權力的膨脹會伴隨著諸多不穩定的因素，所以說劉備在臨終前一方面是儘量籠絡住諸葛亮的心，另一方面劉備是將道德與禮法的儒學思想枷鎖給了諸葛亮，從而消除其死後國家內部的不穩定因素。

諸葛亮在永安託孤之後，又身領益州牧，並且以丞相開府治事，被封為武鄉侯，個人權力已經到達了作為人臣的最高點。

諸葛亮自身的政治理想是興復漢室，然而當他理想中的漢室已經在公元220年被曹丕所篡奪，不復存在，他就只能為他所身處的漢室政權去奪取象徵正朔的中原地區。

南中地區的平叛是穩固蜀漢政權的大後方，繼而開始了北伐曹魏，恢復中原的重任，然而此時的後主和諸葛亮君臣之間的關係卻顯得極為尷尬。

後主作為蜀漢皇帝在成都主政，諸葛亮手握國家軍事北伐曹魏，而實際上權力都歸於諸葛亮一身，在《出師表》裡面記載「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之勢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能夠感受到，諸葛亮帶大軍在外，對於劉禪的執政能力是有所懷疑的，因此進行了這些告誡，不僅如此，諸葛亮還將自己的親信向寵推薦為都督，掌管成都軍事，在此之前，史書並沒有記載過向寵有突出功績，但卻在諸葛亮離開成都之後被委以重任，對於後主來講，諸葛亮離開成都自己也無法獨立行政，對與君主個人來說是對其執政能力的不信任，不僅如此，諸葛亮與後主兩個人之間形成的關係則是「政由葛氏，祭則寡人。

」後主劉禪只負責祭祀宗廟，而國家的行政都由諸葛亮管理，可以說後主作為皇帝並無實權。

然而作為一個權臣來講，難道心裡真沒有僭越之心嗎？作為託孤之臣中的另一個大臣李嚴曾經上書諸葛亮受賜九錫，諸葛亮則答覆：「若滅魏睿，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耶。

」朱子彥先生認為，從諸葛亮答覆李嚴書中可知，諸葛亮認為自己不是不可以接受九錫，而是時機未到，只要北伐成功，「滅魏斬睿」，不要說九錫，就是受「十命」也無妨。

從中可見諸葛亮超越人臣之心是存在的，由此可見一般。

諸葛亮死後，「所在各求為立廟，朝儀以禮秩不聽」，而且最主要一點就是「後主不從。

」然後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沖等人以古人的事例說服後主要求為諸葛亮立廟，即便如此直到景耀六年後主才下詔書為諸葛亮立廟，並不是在首都成都，而是立廟於沔陽，此時距離諸葛亮去世已經過去了29年。

可見後主與諸葛亮之間是具有相當大的矛盾。

兩個人既為君臣，又為父子，而諸葛亮的所做既有人臣之禮，又兼具不臣之心，後主事諸葛氏既以孝尊為相父，又在諸葛氏死後做出不為其立廟不允許私祭的舉動，可以說此時儒學傳統君臣父子觀念對於社會的影響力在減弱，這個時期更多的是權力之間的鬥爭，等級觀念以及道德禮儀對於人的思想束縛並不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