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毛主席學讀書5」五四前後：閱讀與選擇主義（上）

閱讀為「主義的結合」

青年毛澤東從湖南一師畢業後，職業理想有兩個：教師和記者。

1921年1月初，他在新民學會的新年大會上明確表示：「我可願做的工作，一教書，一新聞記者，將來多半要賴這兩項工作的月薪來生活。

」這年秋天，在參加中共一大後，他補填《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終生志業調查表》：在「終身欲研究之學術」欄中，鄭重填寫「教育學」；在「終身欲從事之事業」欄中，填寫的是「教育事業」；在「將來終身維持生活之方法」欄中，填寫的依然是「『教育事業之月薪酬報』及『文字稿費』」。

歷史沒有讓毛澤東去當一名教師或記者。

他從湖南一師畢業時，新文化運動漸近高潮。

隨後爆發的五四運動，猛然間把他推入各種各樣的社會活動。

在北京、上海、長沙等地，毛澤東組織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領導湖南學生和教育界愛國運動，為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四處奔走，倡導湖南自治，組織工人罷工，參加建黨建團活動，創辦自修大學培養進步青年，等等。

雖然公開和正式的職業一度是長沙修業小學歷史教師和湖南一師附小主事，但他事實上已走上職業革命家之路。

在繁忙的社會活動中，毛澤東依然鍾情書本。

可以說，恰恰是這個時期結合社會實踐和政治活動的閱讀，使他的探索異常活躍。

逡巡於不同的「思想房間」，他的認識不斷提升，思想飛速地奔跑，在三年左右的時間裡，從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轉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1918年夏天，毛澤東到北京不久，便在新文化運動中心和策源地北京大學，得到圖書管理員助理職位。

這對他來說，就像是一頭牛闖進了菜園，可以放開肚皮啃吃新鮮的「知識青菜」。

他在這裡認識了李大釗、陳獨秀、胡適、邵飄萍、梁漱溟等文化名人，和傅斯年、王光祈、陳公博、張國燾、鄧中夏一干進步青年也多有來往，這無疑是難得的幸運，一下子就站到了接觸新思潮的高點上面。

1920年夏天，為了在湖南傳播新思潮、新文化，毛澤東在長沙創辦了文化書社。

他在《發起文化書社》中說，「願以最迅速、最簡便的方法，介紹中外各種最新書報雜誌，以充青年及全體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從而期望「新思想、新文化的產生」。

毛澤東很敬業也很職業地經營著這個書社。

他以特別交涉員的身份請胡適、陳獨秀這些名人給他擔保，從各個出版公司選進圖書，還列出推薦書目，撰寫售書廣告，招募讀書會友，發布營業報告，很有些像今天的民營書店或個體書商。

在此期間，除領導新民學會活動外，毛澤東還先後發起成立和準備組織健學會、問題研究會、俄羅斯研究會、自修大學等等，大力推薦和閱讀各種新書。

廣泛的閱讀，使他先前腦海中那個說不清道不明的「大本大源」，同尋找現實的救國方案和各種「主義」緊緊聯繫在了一起，實現了閱讀目的的一個重大飛躍。

「主義」為什麼重要？毛澤東在1920年11月25日的一封信中說得很透徹：「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

」因此，一班刻苦勵志的人，最緊迫的是「要變為主義的結合」。

「主義」無疑是他此前追求的「本源」的具體化。

「主義」是五四時期思想界、理論界使用頻率最高的幾個外來詞彙之一。

對當時的先進知識青年來說，尋找救國之道與尋找主義，是可以互換的表述。

1921年元旦期間，新民學會在長沙開新年大會，毛澤東便主張把原來的宗旨「改造學術與人心」改變為「改造中國與世界」。

讀書的目的，變為尋找「改造中國與世界」的「主義」了。

當時人們所說的「主義」，大多要從新學、西學中尋找。

毛澤東曾說，他的治學之道是先讀古籍，「然後下山涉其新」。

為尋求主義，他果然「下山涉其新」，把目光投向了國外。

1919年7月，他發起成立健學會，目的就是研究新學，特別是新學中的「主義」。

他說，中國思想界已經「大勢斗轉」，蔡元培、江亢虎、陳獨秀等人「首倡革新」，「皆有一改舊觀之概，甚至國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財產應私有應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問題。

更加以歐洲的大戰，激起了俄國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東」。

研究新思潮中的各種主義和學說，是1918年從湖南一師畢業到1921年這段時間，毛澤東極為迫切的閱讀和探索主線。

在1919年7月14日《〈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他提出，西方社會的變革運動，就是因為有各種各樣的主義為倡導，「見於教育方面，為平民教育主義。

見於經濟方面，為勞獲平均主義。

見於思想方面，為實驗主義」，這才「成功或將要成功許多方面的改革」。

7月21日，他在《湘江評論》上發表《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明確提出該會的原則是，「研究及傳播最新學術」「研究範圍，大體為哲學、教育學、心理學、倫理學、文學、美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諸問題，會友必分認一門研究」。

10月23日，他在《北京大學日刊》上發表《問題研究會章程》，說得更明確，「在各種問題研究之先，須為各種主義之研究。

下列各種主義，為特須注重研究之主義」。

「下列」者有：哲學、倫理、教育、宗教、文學、美術、政治、經濟、法律、科學，一共10個領域的「主義」。

1920年，新民學會不少成員陸續赴法國留學。

毛澤東也表示，自己這一生，「要過一回『出洋』的癮才對」。

這話是1920年3月14日給同學周世釗的信中說的。

在這封信中，他還表示，自己雖然暫時留在國內，但從新學、西學中尋求主義的心情更加急迫：「老實說，現在我於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都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了的概念，想從譯本及時賢所作的報章雜誌，將中外古今的學說刺取精華，使他們各構成一個明了的概念。

」為此，他打算把有關主義學說的文章「編成一本書」。

1921年2月，在新民學會會員的一次聚談中，有人提出新民學會的宗旨既已確定為「改造中國與世界」，可以不討論主義的問題了。

毛澤東不以為然，明確表示「還有討論的必要」。

理由是，現在國中對於社會問題的解決，「顯然有兩派主張：一派主張改造，一派則主張改良。

前者如陳獨秀諸人，後者如梁啓超、張東蓀諸人」。

因此，學會的共同行動還是研究主義，「所謂研究主義是研究哲學上、文學上、政治上、經濟上以及各種學術的主義」。

和此前不同的是，他這時強調要研究的主義，已經聚焦到了政治層面。

他希望會員們在看書的基礎上，定期研究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實驗主義等「五六個主義」。

（待續，選自《新湘評論》2014年第05期，作者：陳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