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與他的人生數次交集，贊他為鄉邦英俊，官至國民政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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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延闓為文化書社剪彩，是他在第三次督湘期間的作為，為了裝飾「自治」的門面，他不久前剛宣布允許民眾自由結社、出版等等，於是新的書報可以自由販賣了，各種新的團體乘勢而起，湖南有了一點民主的氣氛，此行正好是一次不錯的政治走秀。
由於譚延闓放鬆政治管制，剛從上海回到長沙的毛澤東，立即利用這一有利環境籌備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工作，積極參與新文化運動，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進步思想。
為此，他同新民學會骨幹彭璜、何叔衡、易禮容等在長沙四處奔走，邀集教育界、新聞界進步人士發起成立了一個新文化團體——文化書社，以解決宣傳陣地的問題。
7月31日，湖南《大公報》第2版首刊了毛澤東起草的《發起文化書社》，8月24日，該報又以《文化書社緣起》為題全文刊載。
文章說，之所以要發展新文化運動，是因為當時的湖南還沒有真正的新文化，「不但湖南，全中國一樣尚沒有新文化。
」「沒有新文化由於沒有新思想，沒有新思想由於沒有新研究，沒有新研究由於沒有新材料」。
「湖南人現在腦子饑荒實在過於肚子饑荒，青年人尤其嗷嗷等哺」。
文化書社的願景便是「以最迅速、最簡便的方法，介紹中外各種最新書報雜誌，以充青年及全體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
也許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產生」。
要在全中國培植真正的新文化，就要「從我們住居的附近沒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
他們，向湖南人民吹響了開展新文化運動的號角。
而且，新文化培育了新青年，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代湖南進步青年成為新思想、新文化時代潮流中的弄潮兒。
他不僅是毛澤東在一師的國文老師，還是毛澤東「驅張」赴京請願的「同行者」，更是毛澤東的賞識者。
毛澤東等辦文化書社，首先是徵求他的意見，易培基極為贊成，還自願充當書社發起人，還出面邀集長沙各界有聲望的人士，參加書社的發起和創辦工作。
於是省財政廳長姜濟寰、省府交涉署外交司司長仇鰲、長沙總商會會長左學謙等社會名流相繼投股，得開辦資金519元。
這些人除了比毛澤東們有錢外，更有「名」、「位」和「緣（人）」，有他們參與，形成「統一戰線」，文化書社也就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光環。
在書店，易主內，毛主外，通力合作，把書店辦得紅紅火火。
作為特別交涉員，他有一套書社的經營思路，毛澤東說：「現實的急務，莫要於傳播文化；而傳播文化有效，則莫要於辦『文化書社式』的書社。
」他藉助輿論工具，對文化書社進行廣泛宣傳。
在毛澤東的聯絡下，湖南《大公報》曾三次為文化書社刊登廣告性文件。
在他的「特別交涉」下，經議事會同意，聘請陳獨秀、李大釗、惲代英等人為「信用介紹」，據此與全國各地書刊建立廣泛聯繫。
陳獨秀介紹了上海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新青年社等知名出版社，讓文化書社免交押金先提貨；在李大釗幫助下，北京新知書社、新潮社也給文化書社「最惠待遇」；而惲代英創辦的武昌利群書社出版的書籍，則優價供應文化書社，文化書社「貨源」不斷，書社經營所得，則作為了黨團工作經費。
1920年至1921年春，書社與省內外發生書報營業往來的有六七十餘處之多，並在省內平江、瀏陽、衡陽、武岡等地設立分社和代銷處。
這些機構的負責人，多半由新民學會會員及其他進步青年擔任。
毛澤東等人通過文化書社和分支機構，迅速將新文化運動推向全省，這些駐地機構，真正成為了革命聯絡網。
1921至1923年，長沙文化書社儼然是中共湖南黨組織的「總機關」，中共「一大」結束之後，蘇聯顧問馬林從上海去桂林會晤孫中山，途經長沙時特意在文化書社停留，專門與毛澤東、易禮容等人聊了很長時間。
中共「三大」期間，毛澤東曾多次到簡園找其所稱讚的「鄉邦才俊」譚延闓，爭取他支持國共合作，好客的譚延闓也就經常接待毛澤東。
在1924年1月下旬召開的國民黨「一大」上，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的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到了1925年10月則出任國民黨宣傳部代理部長。
此時，譚延闓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後來做上了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和國民政府代理主席，與毛澤東可謂「同朝為官」。
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後，譚延闓倒向蔣介石，參加「寧漢合流」，成為「反共主席」，而毛澤東則走上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的道路。
在井岡山的毛澤東想得到一部《三國演義》，從中吸取智慧來指揮紅軍打仗，可一直沒有得到。
在後來一次革命行動中，毛澤東的資料員龍開富到譚延闓的老宅——譚家大屋收集書刊報紙，意外發現一部《三國演義》，毛澤東才得償所願。
龍開富後來回憶，毛澤東看到書時，簡直欣喜若狂，不禁說：「這真是撥開雲霧見青天，快樂不可言。
」而身為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的譚延闓聽到此消息後，後悔地說：「曉得如此，我當時剪么子鬼彩啊，還不如把他抓起來槍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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