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毛主席學讀書7」閱讀與選擇主義（上）｜打開「思想房間」之後

打開「思想房間」之後

閱讀新學和西學，給毛澤東打開了各種各樣的「思想房間」。

那麼，他又是如何在這些「思想房間」里逗留、挑選，進而為尋找主義、確立信仰汲取營養的呢？

毛澤東尋找「主義」，不只是停留在書本上、書齋里和頭腦中，而是習慣於把讀書所得，拿來四處宣傳，甚至拿到行動中來嘗試和檢驗。

比如，他讀了盧梭的教育小說《愛彌兒》，便在1919年寫的《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呼籲實行盧梭在小說中提出的「回到自然」的「自教育」，以脫離社會壓力的「苦海」。

胡適提倡多研究些問題，毛澤東就準備組織一個問題研究會，還寫了一份《章程》，提出要研究71類問題，發表在《北京大學日刊》上面。

他看到周作人介紹日本新村主義的文章，隨即到周作人家裡去請教，回到湖南後，又起草一份《新村建設計劃書》，還跑到嶽麓山一帶去找地方，想邀約一些朋友到那裡建個「新村」，做個實驗。

1920年，他讀到拉丁美洲有一種叫工讀主義的時潮，就在上海組織幾個人半工半讀，靠給人洗衣服維持生計。

這年在上海見了陳獨秀，受託回湖南宣傳新思想，組建社會主義青年團，他就辦起了文化書社。

在青年毛澤東看來，選擇「主義」是件大事，必須經過比較研究和慎重思考。

他當時不斷地選擇，不斷地拋棄，恰如住旅館一樣，他在不同房間留住過，隨之便匆匆離去。

其中，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共產主義，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歐文等人的合作主義，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杜威的實用主義，尼采、叔本華的唯意志主義，羅素的社會改良主義，還有社會進化論，等等，都是他或長或短徘徊過的「思想房間」。

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是認為其他主義都行不通，沒有更好的辦法，才逐漸確立起來的。

他在1920年12月1日給蔡和森的信中說，採用「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奈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採」。

這個說法，符合那一代共產黨人尋找真理的客觀實際。

毛澤東說他在此前關注過、宣傳過甚至嘗試過的一些主張，總是「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

即使在跨進馬克思主義門檻的最後一刻，他也沒有放棄對各種「主義」的優劣再做比較，表現得很謹慎。

1921年1月初，在新民學會新年大會上，毛澤東提出了「改造中國與世界」的五種「主義」，供大家討論，然後進行最終選擇。

這五種「主義」是：

社會政策（社會改良主義）；

社會民主主義；

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列寧的主義）；

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

無政府主義。

參加會議的謝覺哉，在1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連日新民學會開會，關於主義爭辯甚厲。

……同一學會，則以奉同一主義為宜。

」從保留下來的會議記錄看，毛澤東在會上就他提出的五種「主義」，分別做了一些分析：

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

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

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

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

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

儘管有這樣一番比較和解釋，參加會議的新民學會會員還是不得不舉手表決。

結果是：毛澤東等12人主張布爾什維主義，2人主張社會民主主義，1人主張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3人棄權。

毛澤東從五四到建黨期間的讀書經歷，不由得使人感慨：那時，為新思潮推波助瀾的風雲人物，都是一色的知識分子；正是這些原本以讀書為業的人，通過閱讀和相應的實踐，分別選擇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未來道路，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了中國革命的中堅。

這種通過閱讀和比較最終確立信仰的現象，很值得思考。

在那個年代，閱讀確確實實與尋找真理有關。

一旦尋找到真理，並真正懂得和理解，就不輕易改變，於是堅定地守望它、維護它、實行它。

拿破崙有一句名言：世界上只有兩種力量，一種是劍，一種是思想。

需要補充的是，劍從來都是由思想來指揮的。

因此，思想的力量是最根本的，只有在正確思想指導下的實踐，才能科學有效地改造世界。

當然，閱讀與信仰的關係也很複雜。

讀書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或者說，讀書不是衡量一個人的精神世界高下的唯一標準，而只是聯結實踐和信念的一個中間環節。

這個環節，可以引向不同的實踐和信念。

例如，蔣介石也曾經讀過馬列主義著述。

1923年10月4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上午復看《馬克思學說概要》，習俄語，下午看《概要》」；10月18日又寫道，「看《馬克思傳》，下午看《馬克思學說》樂而不能懸卷」；11月21日還寫，「看《列寧叢書》」。

看來，蔣介石當時確實用了些心思讀馬列，也算是國民党進步陣營中的人物，但後來他的信仰和實踐，與此終究相去甚遠，背道而馳。

有文化的政治人物多半喜歡讀書，但是，讀什麼書並不意味著就信仰什麼，就能在實踐中做什麼，關鍵在基於什麼立場來吸收書本內容，並且要看是否有實踐書本理論的興趣、勇氣和辦法。

（待續，選自《新湘評論》2014年第5期，作者：陳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