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澤東探索救國之路

青年毛澤東在湖南一師的革命活動。

（油畫）

以天下為己任

毛澤東從青少年時代開始，便深切關注民族命運，豎立「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宏大志向，孜孜尋求救國救民真理，在不斷探求中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仰，並為之奮鬥一生。

1906年秋至1909年夏，毛澤東讀了陳天華的文集，深為嘆服。

「這本小冊子的開頭一句：『嗚呼，中國其將亡矣！』……我讀了以後，對國家的前途感到沮喪。

我開始認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我們年輕人一定要有憂國憂民之心，一定要干出一番救國救民的事業來，才不枉這一生一世。

」

1910年4月，由於荒年糧價飛漲，民不聊生，長沙發生了饑民暴動，有14人被打死，很多人被打傷，這件事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同情那些受苦受難的人民，對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很痛心，並試圖改變慘無人道的社會。

這種樸素為勞苦大眾鳴不平的反抗精神，逐步成為他立志改造社會的思想萌芽。

1911年春天，毛澤東考入湘鄉駐省中學。

他第一次看到《民立報》等刊物，了解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在許多地方發動反清武裝起義，思想受到巨大的衝擊。

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他投筆從戎，在長沙革命軍中當了半年兵。

經歷了辛亥革命的洗禮，毛澤東擴展了人生閱歷，增強了「救世」的認知。

立志改造中國

毛澤東所處的時代，正值中國漸次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期。

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成為一切進步人士奮鬥的目標。

他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就學5年半，是他學習進步的重要歷程。

毛澤東熱衷學習哲學、歷史等學科，積極探討民主與共和、新思想與新文化。

他常到楊昌濟、徐特立等老師那裡去求學解疑，還成立了哲學小組，與同學們廣泛交流時事觀點，增強了社會責任感。

1915年5月7日，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

毛澤東得知後，寫下了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他在1916年7月25日給蕭子升的信中更是斷言：中日之間，「二十年內，非一戰不足以圖存，而國人猶沉酣未覺，注意東事少。

愚意吾儕無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孫，止有磨礪以待日本。

」

在新文化運動的薰陶和楊昌濟老師的指點下，毛澤東逐漸將學習和研究的重點轉向西學、新學，他立志救國，并力圖從中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

「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無志；終身未得，即終身無志。

」他與同學、友人不談金錢、不談男女之間的問題、不談家庭瑣事，關心和談論的是「人的天性、人類社會，中國、世界、宇宙！」他在組織新民學會時，確定「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後來又提出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學會的方針，彰顯出毛澤東心中的理想與現實的吻合。

探尋救國新路

1918年，毛澤東從一師畢業後，來到北京，在北大圖書館做助理員工作。

他在此結識了陳獨秀、李大釗等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和譚平山、鄧演達等有志青年，閱讀《新青年》等進步書刊，參加了北大新聞學研究會和哲學研究會，收益頗豐。

毛澤東還組織在京的十幾個新民學會會員在北大同蔡元培和胡適座談，「談話形式為會友提出問題，請其答覆。

所談多學術及人生觀問題。

」毛澤東第一次北京之行近7個月，閱讀了許多在長沙讀不到的書刊，結識、交往了諸多頂尖級的名流學者和思想家，大大增長了學識，開闊了眼界，特別是與陳獨秀、李大釗相識，對於他世界觀、人生觀的重塑，產生深遠的影響。

回到湖南不到一個月，五四運動爆發了。

在五四新思想大潮的有力衝擊下，毛澤東求知求真的重點開始由書本轉向研究現實問題及依靠民眾改造社會問題，明確要「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

1919年12月，毛澤東開始了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

在京期間，他深受李大釗的影響，大量閱讀了許多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和《共產黨宣言》等書籍。

5月，毛澤東一行到達上海，與正在上海籌劃建黨的陳獨秀探討馬克思主義。

在中國社會的關鍵時期以及人生的關鍵時刻，毛澤東與南陳北李兩位中國思想巨匠相繼晤談，是北京、上海之行的最大收穫。

回湘後，他帶著「俄國是世界第一個文明國」的認識，集中精力宣傳新文化，重點宣傳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摘編自《黨史縱橫》2013年第2期 宋文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