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年輕時如何讀書？

文/ 方北辰

在《三國志·諸葛亮傳》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記載。

說是年輕諸葛亮還沒有出山之時，就在讀書充電的方法上，顯露出與眾不同的個性化特色來。

他的三位書友，徐庶、石韜、孟建，讀書方法都奉行四個字「務於精熟」。

不僅讀得精，還要讀得熟。

用現今流行的話來形容，他們都是「精熟哥」。

唯獨諸葛亮卻不然，他奉行的是另外四個字「觀其大略」，可以叫做「大略哥」。

「觀其大略」的準確含義，是注意觀察吸收書籍當中的重點和精華。

此處的「大」是重大的大，也就是書中的重點；而「略」是戰略的略，也就是書中的精華。

對比之下，「務於精熟」的「精」，是精細的精，是指書中的細節，這就與「大略」的「大」正好相反；而「熟」是熟悉的熟，對書中的所有內容都要爛熟於心，這又與大略的「略」完全不同。

那麼問題就來了，為何互有交誼的同一批年輕書友，會在讀書方法上出現如此巨大的反差呢？

原來，這與當時的教育體制密切相關。

現今常有人說，應試教育害死人。

其實搞應試教育的老祖宗，就在諸葛亮出生的東漢時代。

當時的人才選拔，以孝廉科目為主體，儒經考試為中心。

孝廉的選拔，由各郡的行政長官，按照每二十萬人口推舉一人的比例進行，以品德上的孝順、廉潔為標準。

東漢全國在冊人口將近五千萬，按上述比例計算，每年的孝廉在二百五十人左右。

入選的孝廉，照例要集中到京城洛陽參加考試，合格者就能進入官員的預備隊伍，有希望拿俸祿吃皇糧了。

考試考甚麼？照例是考儒家的經典。

從眾多的儒經當中，任意抽取一小段，要求考生進行闡釋和論述。

如果對儒經不能從頭到尾讀得滾瓜爛熟，就有可能面對題目不知所云，只有交白卷的份兒，當官的美夢就完全破滅了。

於是乎把儒家經典從頭到尾讀精再加讀熟，就成為讀書人無形的指揮棒。

至於這種「讀死書、死讀書」得來的「死知識」，對於個人素質的提高，能力的增強，究竟有沒有作用，有多大的作用，那就統統不管了。

這樣的教育體制，不是典型的應試教育又是甚麼？

明白了以上的大背景，再來看兩種讀書方法的反差，就容易理解了。

徐庶等三位「精熟哥」，因為個人志向與諸葛亮完全不同，未能跳出傳統體制的束縛，所以還在走東漢應試教育的老路。

由於應試教育的死板讀書方法，大多只能培養出等因奉此、循規蹈矩的行政官僚。

至於諸葛亮的遠大志向，則是要當一個文武兼備的軍政棟樑，所以他才自比為先秦時期著名的政治家管仲、軍事家樂毅。

他所需要的知識，必須能夠充分滿足自己未來擔當軍政大任的實際需要，包括歷史觀、大局觀方面的戰略指導，治國、治軍方面的重大借鑑，前人發現和解決社會熱點問題的有效方法和寶貴經驗，如此等等。

要想適應這樣高端、大氣、上檔次的志向需要，傳統的「精熟」方法顯然就很老套、很落伍了。

經過一番主動的明智選擇，他的新方法就應運而生。

再說當時的荊襄一帶，社會相對安定，所以有大批學術文化精英聚集，形成後世所謂的「荊州學派」。

這個學派提倡簡明扼要的新學風，反對東漢繁瑣零碎的老學風，剛好與他的志向需要相吻合。

加之荊州學派的領袖，即水鏡先生司馬徽，又是與他關係親密的尊長。

凡此種種，也是客觀上催生這位「大略哥」的優質文化土壤。

實用、簡明、高效和創新，堪稱是諸葛亮讀書方法的四大亮點。

然而在作出這一選擇的東漢獻帝建安初年，他只是虛歲不過十六七的小青年。

走向人生起跑線之前的正確選擇，不僅為他十年之後在歷史舞台上的種種精彩表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且也為當今正在努力讀書充電，準備大幹一番創業、創新事業的年輕群體，提供了啟迪作用和參考價值。

正可謂：孔明才智來何處？竟是先生會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