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毛澤東與史達林互相欣賞卻不能融洽相處(2)

(本文選自《中共黨史拐點中的人物與事件》，李海文著，中國青年出版社，2014年1月版)

莫斯科袒護王明的錯誤

蘇聯國內戰爭結束後，為建設社會主義創造有利條件，蘇聯奉行和平睦鄰外交政策，所以，一俟同某國政府建立較好的外交關係時，蘇聯就不支持該國共產黨的活動，尤其是處於非法地位的共產黨，以避免造成破壞兩國關係的口實。

對中共也是如此。

特別是在共產國際存在時期，蘇共一般不直接同中共發生關係，有事都通過共產國際聯繫。

眾所周知，共產國際的政策受史達林的影響甚大，前一節所說到毛澤東與共產國際的爭論，實際上是兩位偉人的爭論。

抗日戰爭爆發後，蘇聯同中國國民黨政府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運到中國的軍事物資都被國民黨政府掌握，蘇聯只派情報人員以塔斯社記者身份在延安活動。

但是毛澤東很重視和蘇聯的關係，他批准蘇軍情報組負責人孫平可以直接同社會部、八路軍總部、新華社、西北局、邊區政府等單位直接聯繫，從他們那裡獲得各種情報，甚至讓蘇聯情報人員到基層、前線去活動。

對孫平的任何要求都是有求必應，孫平想了解學習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毛澤東親自給他講課，每次長達三四個小時，詳細介紹建黨以來的政策、方針、路線的變化及其結果。

並將《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稿的內容講給他聽，請他列席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

會後，又向他詳細介紹情況。

毛澤東的目的是通過孫平把他的看法匯報給史達林，凡是毛澤東想讓史達林知道的事都用孫平的電台發報。

在抗日戰爭的最後兩年，孫平的電台幾乎成為毛澤東的電台，孫平任何時候都可以到毛澤東那裡去，毛澤東也隨時可以叫他，雙方關係越來越親密。

但是就是如此，蘇聯人仍然信任、袒護王明。

1942年整風運動在延安全面展開，整風運動是要總結十年內戰時期的經驗教訓，通過學習，端正認識，清算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傾路線的錯誤。

雖然，毛澤東定期向莫斯科做了匯報和解釋，可是莫斯科總以為中共是在搞清黨運動，甚至是搞無原則的派別鬥爭。

他們老是抱著一個死公式，國內要團結(指同國民黨和其他抗日力量)，黨內要團結(不搞任何鬥爭)，一致對外，抗擊日寇。

由此，無論是出現了反摩擦鬥爭或黨內鬥爭，他們不分青紅皂白一概認為不利於抗戰，會使抗戰力量削弱或相互抵消。

1942年秋，王明病了。

孫平通過在延安中央醫院工作的蘇軍將級外科醫生安德烈·雅科列維奇·奧爾洛夫(阿洛夫大夫)到中央醫院看望王明，並聽信王明的一面之詞，認為他的病是醫生對他謀害的結果。

孫平向莫斯科反映，認為中共中央、毛澤東排斥「莫斯科派」。

因為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大多是從蘇聯學習回來的同志，孫平給他們起名為「莫斯科派」，其中包括博古等人。

他著重介紹了王明的處境。

1943年底孫平轉來了季米特洛夫以個人名義給毛澤東的一封電報，他希望中國共產黨不要搞派系鬥爭，認為「這種方式只能造成互相猜疑，只能引起普通黨員群眾強烈不滿和幫助敵人瓦解黨」，並為王明講話。

季米特洛夫發這封電報時，共產國際已經解散。

20世紀80年代蘇聯公布了這封電報，卻沒有公布起草過程，估計史達林應該知道這件事。

特別是季米特洛夫在信中還有這樣一句話：「使我不安的還有一個情況，這就是在黨的部分幹部中存在著一些對蘇聯的不健康情緒。

」他還說：「早在今年8月，我們就從重慶得到一份十分可靠的情報，說國民黨分子決定向延安派一些姦細，其目的是要離間您同王明和黨的其他活動家之間的關係，而且還要製造對所有在莫斯科住過和學習過的人的敵對情緒。

」《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3期。

季米特洛夫的電報只提到王明，而沒有提到正在蘇聯的李立三。

眾所周知，1930年下半年李立三離開中共中央領導崗位，到蘇聯後一直受到王明的排擠和打擊，1938年又在蘇聯被捕。

毛澤東認為既然犯錯誤的同志可以當選為中央委員，那李立三也可以。

因而致電莫斯科，要求他們講清楚李立三被捕的原因及是否妨礙他做中央委員的候選人。

蘇聯回電說李立三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因此李立三和王明一起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由於莫斯科的袒護，王明從未在黨內承認過錯誤，從未做過自我批評。

這使毛澤東很不愉快。

1950年3月毛澤東訪蘇後回到北京，6月召開中共中央六屆三中全會，會議發文件敦促王明早一點做自我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