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堂國學課之3：格物致知，艱難曲折的理性求真之路

格物致知，艱難曲折的理性求真之路

胡立根（原創）

「格物致知」的意思是「推究事物原理從而獲得知識」。

在中國文化理念里，「格物致知」的遭遇頗有點喜劇味道。

格物致知與陽明格竹

關於「格物致知」，大家最熟悉或者最津津樂道的恐怕是王陽明的「格竹子」。

王陽明是中國明代的大儒，宋明理學的重要代表人物，被稱為一代聖人，他所創立的陽明學，影響巨大，甚至遠及日本。

日本有個著名的將軍叫做東鄉平八郎，他是日本海軍元帥，曾在一次海戰中率領日本海軍擊敗俄國海軍，全殲俄國太平洋艦隊和波羅的海艦隊，被奉為「軍神」。

這個人一生就以王陽明為楷模。

1905年，由於他在戰爭中的優異表現，日本天皇任命他為海軍軍令部部長，將他召回日本，並為他舉行慶功宴。

在這次宴會上，面對著與會眾人的一片誇讚之聲，東鄉平八郎默不作聲，只是拿出了自己的腰牌，示與眾人，上面只有七個大字：一生伏首拜陽明。

王陽明年輕時候，非常崇拜朱熹，精研朱熹理學，非常信奉朱熹倡導的格物致知。

21歲那年，他跟他的一個精研朱子理學的學友說，要做聖賢，就要格天下之物，便指著院子前面的一叢綠竹，說，我們就來格這竹子吧。

但兩人都不知道怎麼去「格」竹，討論了半天，也沒個頭緒，王陽明便說，那我們就盯著它看，竹子自會閃現出道理來的。

於是兩人便坐在竹子前面去「格竹」，整天坐在那裡，匆匆吃飯，草草睡覺。

哪知一連「格」了三天，卻什麼也沒有「格」到。

他的那位同學頭昏腦漲，忽然感到竹子在飄飛，天地在旋轉，原來，他已產生幻覺，無法支撐。

他便對王陽明說，我不行了，你繼續去做你的聖賢吧。

學友的離開並沒有動搖王陽明格竹的信心，他依然堅持盯著竹子看，但是，到第六天，他不僅也出現了幻覺，還出現了幻聽。

他似乎聽到竹子在說話，在譏諷他，怎麼這麼笨。

甚至聽到所有的竹子哄堂大笑，王陽明十分氣惱，便使勁吼道： 「你們本來就毫無道理，我怎麼格得出來！」其實，他這時什麼也沒有喊出來，不過是幻覺罷了。

但，至此之後，他就覺得朱熹的格物致知有問題。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陽明格竹」。

到底是朱熹對「格物致知」的理解錯了，還是王陽明的「格竹」鬧了笑話，或者是「格物致知」這一傳統觀念本身就有問題？

突如其來與重見天日

這就要回憶一下「格物致知」這一概念的歷史了。

我們說「格物致知」的歷史遭遇有喜劇的味道，不僅僅是王陽明的格竹，還因為它本身的歷史。

本來，在知識論上，原始儒學原本就不大關心對與做人關係不大的知識的探究，不大關心自然的知識，所以「子不語怪力亂神」。

這一方面，產生了一種敬天的思想，一種尊重自然的思想，另一方面，它可能缺少了一種對真知的探究，尤其是對科學知識的探究，他建立的知識系統是倫理知識系統，是以人為中心的、教導人怎麼做人的知識系統。

說來奇怪，在儒家的早期著作中，如《論語》，如孟子，都沒有提到「格物致知」。

直到不知怎麼到了後來的《大學》，就突然蹦出了「格物致知」這麼一個概念。

《大學》作者相傳為孔子弟子曾子，這個說法不見得可靠，近代學者多認為《大學》產生於秦漢之際。

先秦儒家，可能還沒有產生「格物致知」的思想，按照孔子的思想邏輯，的確也難以形成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格物致知」的想法。

但到秦漢間怎麼就突然有了這一觀念呢？這是第一個可奇怪的。

而第二個可奇怪的是，《大學》一文的總綱提出了儒家修身治國的「三綱八目」。

其中「三綱」「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應該是目標。

「八目」應該是到達「三綱」的八種途徑。

在闡述八目的關係時，作者採用了層層遞進的反推法：欲明明德，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最終落腳點在致知，在格物。

然後作者又從致知開始，以致知格物為基礎，順推。

這樣，「八目」的落腳點和核心實際上都是「格物」，「格物致知」被提到無以復加的高度。

可是，接下來漢儒（？）在為這三綱八目作具體解釋（朱熹稱之為《大學》的「傳」）的時候，「三綱」和其餘「六目」都做了具體的解釋、闡述，偏偏漏掉了「格物致知」這個落腳點。

從此，「格物致知」這四個字幾乎沉睡了千年，直到宋朝史學家司馬光將《大學》從《禮記》中抽取出來，獨立成篇，並寫作《致知在格物論》，才「舊事重提」，才讓「格物致知」重見天日。

後來經與司馬光幾乎同時代的理學家程頤的闡釋，再到後來的理學家朱熹在編訂《四書》時，臨時補寫一段《補格物致知傳》加進去，算是補齊了對「三綱八目」的所有解釋，並讓格物致知從此火了起來。

所以現在流傳的《大學》版本，有的沒有朱熹所補的「格物致知傳」，有的則直接收入了朱熹補寫的《補格物致知傳》。

這應該是一「大怪」吧。

宋代思辨與理性工具

這裡要討論一下，為什麼沉寂千年的格物致知，怎麼到了宋代，忽然火了起來呢？這與宋代的時代特徵太有關聯了。

宋朝是一個什麼時代？也許不少人認為它是一個積貧積弱的時代，但，其實她是中國文明繼漢唐之後，出現的一座高原！在這高原上，聳立著幾座文化高峰，除了大家熟知的宋代文學（包括詩詞、散文、話本等）之外，至少還有四座高峰。

第一座高峰，是政治思想的高峰。

在政治上，宋代迎來了一個改革的時代，胡適曾經把中國的11世紀稱為「革新世紀」。

在北宋，先是有范仲淹的革新，接著有王安石的變法。

儘管王安石的變法以失敗告終，但，這種革新，無疑引發了思考，帶來了論爭。

是宋代，產生了偉大的歷史學著作《資治通鑑》。

歷史學不同於文學，它是比文學更富於理性思考的反思之學。

也正是在宋代，迎來了中國哲學的高峰，由周敦頤到程顥、程頤「二程」及張載開啟，再到朱熹高舉大旗，到陸象山再起波瀾，宋代理學，不但是儒學的集大成者，而且借鑑道家、佛家尤其是禪宗的思想，形成了中國哲學史的一個高峰，將中國文化帶入到了一個理性思辨的時代。

有一個故事頗能說明宋代的理性思辨特色。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在信州鵝湖寺舉行了一次著名的哲學辯論會。

宋代哲學發展到南宋，產生了嚴重分歧，一派為朱熹的理學。

這一派強調「格物致知」，主張通過格物來窮盡事物之理，主張多讀書，多觀察事物，根據經驗，加以分析、綜合與歸納，然後得出結論。

一派為陸九淵的心學，他們認為「心即理」，認為格物就是體認本心，認為心明則萬事萬物的道理自然貫通。

所以他們主張不必多讀書，不必多觀察，養心神才是最重要的。

兩派觀點僵持不下。

當時有個叫呂祖謙的著名學者，為了調和朱熹「理學」和陸九淵「心學」之間的分歧，便出面邀請陸九淵兄弟到信州的鵝湖寺（大約在今天的江西上饒市鉛山縣鵝湖鎮）前來與朱熹見面，舉行辯論。

會上，雙方就各自的哲學觀點展開了三天激烈的辯論，雙方各執已見，互不相讓，最終是不歡而散。

這就是中國思想史上著名的哲學辯論會「鵝湖之會」。

由這次辯論會，可以看出宋代人的思辨精神。

也許是理學思辨精神的影響，中國科技在宋代進入到史無前例的嶄新時代，宋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當時幾乎達到了世界科學中心的高度，世界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在其皇皇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還曾論證過宋代理學對當時自然科學的「黃金時代」形成的作用，他說：「宋代理學本質是科學性的，伴隨而來的是純粹科學和應用科學本身的各種活動的史無前例的繁盛。

」這四座高峰貫穿著一個精神，就是理性精神，中華民族走到宋朝，已經具有了理性的全面自覺，宋代士子，雖然絕不缺乏浪漫氣質，但他們也更應該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最富於理性精神的一群。

正因為如此，以至於在唐代用來抒情言志的詩歌，到了宋代，也要打上理性思辨的烙印。

怎麼思辨？用什麼思辨？宋代的文化人，需要一種思辨的工具。

胡適先生說，宋人在文化的整理中，在歷史的研究中，從一本儒家小書里發現了新的方法、新的工具，這本小書就是禮記中的《大學》，他們發現的這個新工具就是「格物致知」！而首先發現它的就是那位在進行歷史反思的著名史學家司馬光，將其發揚光大的便是宋代的理學家們。

這也許就是「格物致知」在沉睡千年之後的宋朝大放光彩的歷史原因。

理解分歧致兜兜轉轉

但是，歷史的喜劇性是，這沉寂千年終於可以發光發熱的「格物致知」不料又差點兜了回去，這就是我們要說的「格物致知」歷史發展的第三怪。

這第三怪便是對其理解的嚴重分歧了。

雖然儒學的概念在歷史的傳承過程中，總會有不同的理解，但理解分歧最大的莫過「格物致知」了，以至於由理解的差異到幾乎對立。

這種分歧也是有原因的。

其一，提出該概念的原著，沒有做出任何解釋，這給後來的儒者留下來太多的爭論空間。

二是，「格物致知」的理念，本就與原始儒學有些格格不入，《禮記》的《大學》全文在為其總綱的「三綱八目」作注時，竟然唯獨沒有為「格物致知」作解釋，這恐怕是受孔子本身對待自然知識的態度影響。

三是後來儒學的分歧，也就是宋明理學的分歧。

格物致知概念理解的最大分歧恐怕在於朱熹與王陽明。

朱熹對於格物致知的理解，應該是承接司馬光尤其是程頤而來。

程頤說：「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

」（《遺書》卷二十五）就是說，人內在固有的知識，要通過格外物來激發，來獲取。

程頤等理學家，他們講的是人的倫理精神等方面的知識。

南宋的朱熹，繼承並發展了程頤的思想，指出：「格物致知，便是要知得分明；誠意、正心、修身，便是要行得明白。

」（《朱子語類》卷十四）也就是說要通過理性的思考來獲取道德修養的相關精神知識與營養。

所以，他認為，物心同理，欲明心中之理，不能只靠反省，必以「格物」為方法。

窮盡萬物之理後，心中所具之理方能顯現出來。

雖然朱熹們對格物致知的理解跟我們今天的理解有很大不同，他的理解仍屬一種心性工夫，是從人心已知之理推到未知領域，但是，正像錢穆先生所評述的，若從現代觀念言，朱子言格物，其精神所在，可謂既是屬於倫理的，亦可謂屬於科學的。

朱子所謂的理，同時兼包有倫理與科學兩方面。

但是，王陽明這裡，他通過七天的莫名其妙的「格竹」，卻否定了朱熹的格物致知，他覺得朱熹此路不通。

於是他從潛心於程朱理學，而轉向佛學，終究因不得其要，轉入陸九淵的「心學」。

將朱熹的格外物，轉而走向內心，他說，「天下之物本無可格之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

」（《傳習錄》）他的「格物」只是「滌非」，即格去內心污粕之物，「致知」是致良知，即達到人初始本身具備的良知。

要承認，也許王陽明的理解可能更接近先秦學者提出的格物致知的原意，因為先秦學者是在誠意正心的語境中提出的格物，因而格物可能是格去不誠之物，正心是恢復心中誠意。

但是，從知識論的角度說，真是太具有喜劇感了。

中國文化史的源頭雖然有老子重視對客體世界的思考，但占主導地位的儒家，從孔子開始，就不重視「物理」的探究。

經歷一千多年，兜兜轉轉，走到宋朝，終於到朱熹這裡，開始有了「探究物理」的慾望，如果朝這個方向走，也許就是朝著「實事求是」的追求真知的方向走。

可是好景不長，明代的王陽明「七天格竹」，然後玩了一個太極手法，將格物致知的「格物」解釋為「格去心中之物」，而並非探究心外之物理，格物的目的也不是探求真知，而是為了達到「致良知」，文化的意願又回到心性之學，倫理之學，由些許可能的科學轉向，又完全回到了探究道德內心。

繞了一千多年，還是沒能跳出孔子孟子倫理哲學的藩籬。

好在後來有了徐光啟、利瑪竇、王夫之、顏元等人的重新解讀，尤其到1633年義大利傳教士高一志刊行的《空際格致》的傳播，「格物致知」終於走到了科學探求的道路上。

清末的洋務學堂,已經明確將物理、化學等學科稱為「格致」。

格致之學，終於具有了科學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