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將他稱為「兵家泰斗」：毛澤東從中國軍事傳統中學習軍事

毛澤東是偉大的戰略家，也是偉大的軍事理論家。

在長期革命生涯中，他積累了豐富的軍事實踐經驗；另一方面，他又有選擇地汲取和改造了古今中外一些軍事家有益的間接經驗，特別是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軍事思想，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具有極為豐富內容的毛澤東軍事思想。

1936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抗日紅軍大學發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講演，運用唯物辯證法，系統地闡明了有關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方面的多個問題，進一步解決了中國共產黨在軍事戰線上的論爭。

儘管毛澤東申明，這部著作只完成五章，尚有戰略進攻、政治工作及其他問題，因西安事變的發生，毛澤東沒工夫再寫，就擱筆了。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中國化的奠基之作，在毛澤東軍事思想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那麼，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是從哪裡來的呢？與生俱來的嗎？不是。

首先，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是從《孫子兵法》（以下簡稱《孫子》）等傳統兵學典籍中學習來的。

《孫子》誕生於中國歷史上一個戰亂頻繁、文化異彩紛呈的年代。

這一時代有多種兵書問世，而《孫子》卻如後代兵家所云：「前孫子者，孫子不能遺；後孫子者，不能遺孫子」，是中外兵書中最古老而又最富有生命力的一部。

《孫子》總結了中國古代戰爭的經驗，揭示了許多具有普遍意義的戰爭規律，具有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

它被歷代軍事家奉為經典，堪稱兵家之鼻祖。

《孫子》作為古代最著名的軍事理論著作，享有古今中外公認的巨大榮譽，並成為當代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眾多領域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資源。

毛澤東，集軍事統帥和軍事理論家於一身，這個偉大的軍事家與《孫子》的血脈聯繫是很自然的。

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既是馬列主義關於革命戰爭的理論同中國革命戰爭的實際相結合的結晶，也是中國古代優秀的軍事文化遺產，尤其是《孫子》的運用和發展、繼承和創新。

從這部「中國古代第一兵書」里，毛澤東不僅吸取了豐富的軍事理論營養，同時也獲取了豐富的唯物辯證法哲學思想的養料。

博學多才的毛澤東早在學生時代就接觸過《孫子》，對它有所了解。

在他的讀書筆記《講堂錄》里，便有好幾處前人記述和發揮《孫子》的內容：如「孫武，越羈旅臣耳。

越不能盡行其說，故功成不受官」，「殺人以生人」，「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世有諸強以滅人之國為事，滅國則害矣，然強者滅人之國為己國，而殖其民，己之民則恩矣，故害生於恩也。

」又如：「孫武子以兵為不得已，以久戰多殺非理，以赫赫之功為恥，豈徒談兵之祖，抑庶幾立言君子矣。

」

1935年1月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上，凱豐曾提出「毛澤東迷信《孫子兵法》」來貶低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才能。

凱豐質問毛澤東，你懂得什麼是馬列主義？你頂多是看了些《孫子兵法》。

硬說毛澤東的軍事戰略都是從《孫子兵法》學來的，現在用不上了。

毛澤東反問道：你讀過《孫子兵法》沒有？你知道《孫子兵法》一共有幾章？既然你也沒有讀過，又怎麼知道我是靠《孫子兵法》打仗的呢？凱豐被問得啞口無言。

1936年，「左」傾教條主義者說毛澤東靠《孫子》打仗，激發他要認真研讀《孫子》的想法，為此致函當時在西安做統戰工作的葉劍英和劉鼎，囑其購買一批書籍，特別「要買一部《孫子兵法》 來」。

從這時候起，毛澤東為了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正反方面的經驗教訓，為了寫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認真研讀《孫子》和其他軍事著作。

如果說，此前毛澤東軍事指揮藝術對《孫子》的原則的運用還處於不自覺的階段，更多的是馬列主義革命鬥爭理論在軍事鬥爭中的運用，是中國革命戰爭實踐的經驗總結和創造性發展，而實際上其戰略思想與《孫子》卻有著驚人的不謀而合，那麼此後，毛澤東對《孫子》的理解就更透徹、更深刻，運用手法就更高超，更為自覺了。

1936年，毛澤東在他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有多處引用《孫子》的理論來總結中國革命戰爭經驗。

如《軍事篇》的「以逸待勞，以飽待飢」「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始計篇》的「攻其不備，出其不意」；《謀攻篇》的「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毛澤東深刻地領會這些軍事基本原則，與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使這些古代兵家的軍事理論升華到一個更新的高度。

1939年8月，毛澤東曾對郭化若說：要為了發揚中華民族的歷史遺產去讀孫子的書，要精濾《孫子兵法》中卓越的戰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戰爭指導的法則與原理，並以新的內容去充實它。

還說，應深刻研究孫子所處時代的社會政治經濟情況、哲學思想，以及孫子以前的兵學思想，然後對《孫子兵法》本身做研究，才能深刻地理解《孫子兵法》。

毛澤東本人正是這樣身體力行的。

他在指揮中國革命戰爭的過程中，充分借鑑和汲取了《孫子兵法》的思想精華，繼承和發展了這一古代兵學聖典，使其閃爍的辯證法光輝發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在革命戰爭中，毛澤東掌握並充分運用了中國傳統軍事思想中關於軍事指揮的一個著名觀點：「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1927年秋，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身份到湖南發動秋收起義。

按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制訂的秋收起義計劃是先在湘贛邊界發動起義，攻占醴陵、瀏陽等城市，然後奪取長沙。

起義爆發後，起義軍很快便遭受了重大損失，毛澤東根據情況的變化，決定改變原定計劃，放棄攻打長沙的原定方針，沿羅霄山脈南下，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去。

這一行動，雖然與『左』傾冒險主義的中央關於全國總暴動的方針不一致，但避免了革命力量的無謂損失。

到達井岡山後，毛澤東又沒有執行『左』傾冒險主義制定的「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後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從而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統治中央時，以爭取革命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為目標，提出了一整套「左」的錯誤主張，指令毛澤東等人率紅軍攻打南昌、武漢等城市。

毛澤東雖然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和決議，但在執行過程中，沒有機械地執行命令，而是根據敵強我弱的實際情況，實事求是地去爭取達到中央規定的鬥爭目標。

既執行了中央的決議，又使紅軍不致因中央的錯誤指導而不顧自身條件的許可，盲目地死拼硬打。

毛澤東、朱德等人指揮紅軍一方面以向南昌推進的姿態，佯攻大城市；另一方面則突入湘贛間敵人力量薄弱之處，抓住戰機，先後取得了文家市戰鬥和攻占吉安的重大勝利，擴大了革命影響，發展壯大了紅軍，大大擴展了革命根據地。

本文節選自《毛澤東著作背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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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毛澤東著作背後的故事》

書號：978-7-5154-0773-9

作者：吳楚嬰 編著

出版時間：2018年8月

定價：128.00元

（部分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