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兵書《武經七書》，堪與「四書五經」比肩

中國歷代的治國安邦之術，就是重視和強調文武並用，雙管齊下。

早在《左傳》中，人們就有了「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普遍共識。

這反映到經典的形成與發展，則分別側重於文武兩大系統的構建。

從文治的要求來看，這是形成了以儒家「十三經」「四書五經」等經典為中心的文化傳承緒統，而就武功的建樹而言，這是構築起以《武經七書》為代表的兵學發展主脈。

　　一

中國兵書的性質與類型，早在秦漢時期就做出了相當科學的揭示與總結。

在漢代第三次兵書整理過程中，步兵校尉任宏對搜集到的兵書進行了系統的分類工作，「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即根據西漢中葉以前兵書的基本內容和主要特徵，把兵家劃分為兵權謀家、兵形勢家、兵陰陽家、兵技巧家等四大類。

不過，當時的兵書數量雖然驚人，但絕大部分屬於因襲成說，依虎畫貓，學術價值有限，乏善可陳。

從這個意義上說，宋代編纂的《武經七書》才是兵書中的翹楚，兵書中的經典，是中國古代兵學文化的最集中體現。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朝代，好生之德，實可欽佩；忠恕之道，垂範千秋。

普通老百姓，在宋代的生活，毫無疑問，也是相對安寧愜意的。

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所直觀反映的汴京市民生活情景，讀《武林舊事》、《東京夢華錄》之類的宋人筆記所記載的勾欄、瓦舍熱鬧場面，我們不能不承認宋代的城市繁華、經濟發達，使普通民眾基本上過上了尚算可以的生活。

同時，宋代就著力提升軍隊戰鬥力，並強化兵學理論的學習和運用。

故有宋一代，學兵學理論、用兵家智慧，以彌補軍事實力的不足，就蔚然成風，在這股傳承與弘揚兵學理論的熱潮中，《武經七書》便應運面世了。

北宋神宗趙頊統治時期，為了適應「武學」教學與訓練的需要，朝廷於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詔命國子監司業朱服和武學博士何去非等人「校定《孫子》《吳子》《六韜》《司馬法》《三略》《尉繚子》《唐太宗李衛公問對》等書，縷版行之」（南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03）。

從此，以《孫子兵法》為代表的七部兵學著述，就被正式定名為兵家經典著作《武經七書》，該書成為中國古代第一部由官方校刊頒行的兵學理論教科書。

　　二

如何在這麼多的傳世兵書中遴選出幾種具有代表性意義的兵書，以武學經典的身份進入武學基本教材之範圍，這是非常不容易的挑戰，是對《武經七書》編纂者的學術眼光、兵學素養、文化識見的重大考驗。

它要求達到四個基本的目標：第一，有限入選的兵書能夠系統、完整地反映宋代之前中國兵學發展的總體成就與基本面貌。

第二，有限入選的兵書能各自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徵，具有重要的代表性，且彼此之間可以起到互為補充、互為發揮的作用。

第三，有限入選的兵書在思想性、學術性、文學性等方面，都要卓爾不群，引領風騷，臻於完美，具有典範意義。

第四，有限入選的兵書無論是篇幅的大小、文字的閱讀、表述的方式等方面，都應該恰當適宜，符合武學的教學需要，便於人們學習與掌握。

應該說，朱服、何去非等人的確是識見不凡，目光如炬，很好地完成了對經典兵書的遴選工作，實現了朝廷編纂武學基本教材的初衷。

這七部兵書均是價值巨大、個性鮮明、內涵豐富、影響深遠的最佳入選對象，稱得上是中國古典兵家文化的傑出代表。

這中間，《孫子兵法》毫無疑問是經典中的經典。

《孫子兵法》是不朽的。

因此，將《孫子兵法》選入《武經七書》，並列為全書之首，應該說是非常恰當的。

《司馬法》一書的主要價值，在於它反映了春秋中葉以前兵學思想的主體內容和基本特徵。

它是一部以古為主、綜合古今的混合型兵書。

其基本內容則由三個部分組成：（一）古代王者《司馬兵法》，即西周時期供武官學習或遵循的法典性兵學著作，這是它的主體成分。

（二）春秋時期齊國著名軍事家司馬穰苴的兵學觀點以及他對古代王者《司馬兵法》的詮釋內容。

（三）戰國中期齊威王統治時的稷下大夫們在「追論」古者《司馬兵法》之時，根據戰國時代新的戰爭特點加入的一些兵家語言。

概括而言，它孕育於黃帝至殷商，創立於西周，發展於春秋，成書於戰國中期，具有深厚的歷史澱積，集中反映了商周、春秋、戰國前期各種軍事觀念、作戰特點與軍事制度，歷史文化價值不容低估。

《尉繚子》的重要性，表現為它既是現存「兵形勢家」的唯一著述，又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法家思想對戰國兵書的滲透與影響，保存了大量彌足珍貴的戰國軍事制度的原始資料。

它所倡導的「挾義而戰」「武表文里」的戰爭觀念，「明法審令」「舉賢用能」的治軍思想，「權敵審將」「輕疾機動」的作戰指導原則，均在中國兵學發展史上留下輝煌的一筆。

《吳子》，又稱《吳起兵法》，全書約近5000字，是吳起軍事思想的主要載體，也記載了一些吳起的生平活動事跡。

當是由吳起及其門人編綴成書。

應該承認，《吳子》一書的理論特色相對單薄，但仍不失為一部有價值的兵學著作，尤其是關於戰爭觀念、治軍理論的闡述，不無獨到與深刻之處。

如吳起曾受業於儒家曾子門下，故其論治軍時，多襲用「仁」、「義」、「禮」、「德」、「教」等儒家學說的重要範疇。

這其實是開啟了後世「兵儒合流」的先河，是反映中國古代兵學的主流價值觀的，因此，《武經七書》中有《吳子》的一席之地，絕非偶然。

《六韜》的貢獻，在於其是先秦兵學理論的集大成之作，集中體現了戰國後期學術思潮融會貫通趨勢在當時的兵書撰著上所打下的深刻烙印。

具體而言，首先，它具有軍事學術體系的完備性與系統性，其所論述的範圍包括政治、經濟與軍事的關係，全勝戰略、軍事戰略，治軍理論，作戰指導原則，國防建設思想，軍事後勤方針等各個方面，從而構築起一個十分完備的兵學理論體系。

其次，當時社會政治思潮對《六韜》有廣泛的滲透與高度的規範。

這包括黃老之學清靜無為、執一統眾的指導性質，儒家民本主義思想的深厚影響，以及法家、墨家學說的不同程度的參與。

其三，《六韜》所闡述的許多問題，具有鮮明的獨創性和啟迪意義。

如「文伐」十二法的高明運用，《王翼》中早期「司令部」構成的具體設想等等，就是這方面的有力例證。

顯而易見，《六韜》在《武經七書》中，也是不可替代的角色。

　　三

秦漢時期成書的《三略》所體現的，則是顯著的封建大一統兵學的特點。

秦漢時期是中國歷史大一統封建帝國的確立時期，大一統的封建帝國需要為大一統服務的兵學。

《三略》正是這種時代需要的必然產物。

它所關注的問題，既是總結「取天下」的經驗，更是探討「安天下」、「治天下」的基本原則。

這一時代文化精神從《三略》自我表述的理論宗旨，諸如「設禮賞，別奸雄，著成敗」「差德性，審權變」「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之中就有突出的反映。

《三略》安治天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