詭詐的黑禍，《孫子兵法》不能背

孫子像

詭道用兵是孫子的一個重要思想。

《孫子兵法》中有兩句名言，一句是「兵者詭道」，一句是「兵以詐立」，這兩句話講的都是軍事欺騙問題，強調戰爭中謀略和欺騙的重要性。

不少人由此得出結論，孫子是只講詭詐的，並因此批評孫子不講誠信、教人詭詐。

讓我也忍不住想為我們的「兵聖孫武」說幾句公道話。

《孫子兵法》是中國古代最傑出的兵學著作，它的學術價值已被歷史證明，它的思想至今仍閃耀著智慧的光芒。

作為兵書，《孫子兵法》講的是軍事和戰爭，講的是如何克敵制勝，如何安國全軍。

為了獲得戰爭的勝利，孫子提出了許多重要的軍事思想，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情報思想，「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的先勝思想，「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思想，「致人而不致於人」、「避實其虛」、「以迂為直」、「以正合，以奇勝」等用兵原則，對後世兵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孫子提出「兵者，詭道」理論是其軍事思想的一大成就，是對春秋以來戰爭實踐發展的產物，是對以「禮」用兵到變詐之兵的總結，是對軍事鬥爭規律的科學反映。

可是，這一理論在給孫子帶來榮譽的同時，也引起了無休止的爭議和批評。

對孫子的批評始於漢代，以宋為烈，歷代批評之聲不絕於耳，批評的焦點集中在孫子的詭道理論上。

漢代獨尊儒術，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家學派對「先詐力而後仁誼」的社會思潮進行了討伐，提出「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觀點。

《漢書·刑法志》對孫子本人及其「任詐力」的觀點進行了嚴厲的斥責，甚至罵他是「身誅戮於前而國亡於後」是應得的報應，反映了兩漢時占據統治地位的某些儒家學者對孫子其人其書的貶斥態度。

宋代理學興盛，對《孫子兵法》的攻擊達到高峰，其中以陳師道、葉適、高似孫等人為代表。

宋以後到清末，對孫子的批評大都前人老調的重彈，沒什麼新意。

孫子之所以受到批評，是因為它與封建時代的官方學說儒學相衝突；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難道還有人要重彈老調嗎？

孫子講得很明白，「兵者詭道」，「兵以詐立」，他所說的都是「兵」，很多人卻有意無意地忘了「兵」這個限定詞。

孫子的詭詐理論是一種用兵之術，反映的是軍事鬥爭的普遍規律，適用於軍事和戰爭。

我們知道，戰爭乃是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是以消滅敵人，保存自己為其根本目的的。

軍事鬥爭與政治、經濟、外交等鬥爭遵循著不同的原則與規律，「詭道」的使用有各自不同的限度。

換言之，兵家權謀不同於政治權術、經營謀略、處世哲學、體育競技策略等等。

道德有底線，遊戲有規則。

如果把兵家權謀之術，不加辨別地直接用於政治鬥爭、商業競爭、體育比賽和人際交往，便是對孫子兵法的誤解和濫用。

孫子既講詭道，也講仁信。

孫子說：「將者，智、信、仁、勇、嚴」；又說：「非仁者不能使間。

」人們或許會問：「孫子的詭道原則與仁信理論不自相矛盾嗎？如何認識孫子的詭道與仁信理論呢？」我認為，可以從「體用」和「本末」的角度來看待兩者的關係。

在中國文化中，「仁信」是體，是根本；「詭道」是用，是「正不獲義則權」，是末術。

體是常，用是變；體用是統一的；仁信是正道，是用兵的政治原則；詭詐是變通，是用兵的具體策略。

以詭道求勝，以勝求仁，這才是孫子詭道的真義所在，這才是中國兵家追求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