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走單騎之路線圖

關羽斬顏良、文丑之後，得知劉備在河北袁紹處，便封金掛印，帶著兩位嫂嫂離開許昌去找劉備，一路上過五關斬六將……《三國演義》這一段最為讀者熟稔。

按，《三國志》記載，建安五年（200）關羽在下邳城外被曹操擒獲，官渡戰役初期替曹操出戰，解曹軍白馬之圍；聞知劉備在袁紹軍中，旋而「奔先主於袁軍」（見武帝紀、關羽傳）。

小說中千里走單騎的故事，就是從「奔先主於袁軍」這句話演繹而來。

按小說第二十七回描述，關羽離開許昌，先後經過五處關隘，即：東嶺關—洛陽—沂水關（汜水關）—滎陽—滑州黃河渡口。

其中第一處東嶺關是虛構的地名，自無可考，但下一站洛陽在許昌西北，由此可知關羽大致朝西北方向行進。

可是到了洛陽之後，其路線陡然向東偏北而去，因為第三處沂水關，亦即汜水關，在成皋附近。

從成皋到滎陽，再到滑州渡口，一直奔東北方向（參見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三冊）。

關雲長獨行千里，《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這裡有兩點須作辨析：其一，沂水關一名無稽查考，嘉靖本與清初大魁堂本均作此名，一些通行版本亦常作汜水關。

沂水，無論作為地名或是河道，都在徐州東莞郡、琅邪國（今山東臨沂一帶），與關羽走單騎的路線不符。

在嘉靖本中，這沂水關也是諸鎮討伐董卓的主戰場，而毛本寫討卓時則作汜水關。

汜水入河處在成皋之東，處洛陽與滎陽之間，由此可斷，沂水關應是汜水關的訛寫。

按，《水經注》卷五：「汜水又北逕虎牢城。

」故汜水關又名虎牢關。

但小說分明寫成兩個地方，如：董卓讓李傕、郭汜把住汜水關，自己帶李儒、呂布等去守虎牢關（第五回）。

其二，滑州是一個不確切的地名，這裡大概是指東郡或白馬縣（就是關羽斬顏良的地方）。

滑州乃隋代所置，三國時為東郡，治所在白馬縣（按，當時「州」是最高一級地方行政區劃，相當現今省一級；其下是「郡」，相當現今地市一級）。

東郡境內黃河渡口不止白馬津一處，延津也是一處重要渡口。

小說交代含混，不能斷定關羽渡河是在哪一處。

總之，關羽帶著甘、糜二夫人走了一個近似「＜」形的路線。

這讓許多讀者很疑惑，甚至感覺「詭異」，為什麼關羽要如此迂迴行進？網際網路上討論此事的帖子很多，一種比較集中的意見認為，《三國演義》是襲用宋元說話人設計的路線，其原本起點不是許昌，而是長安。

如，百度貼吧有網名「擎天柱小哥」的一個帖子：

他為何要兜這麼大的一個圈子，給我們留下這段可謂史上最牛的「兜圈運動」呢？羅貫中將西安灞橋「搬」到了許昌。

這並非羅貫中的地理失誤。

羅貫中雖然沒有實地考察這段路線，但在關羽辭別曹操尋找兄長的情節上，他還是沿用了早期說書人的說法，並將之略作改動，才造成如此的局面。

實際上，早期的說書人，並沒有弄清楚關羽辭別曹操時，曹操已經定許昌為都，他們還以為曹操仍在長安。

所以在元代的《三國志平話》里，仍將關羽辭曹的地點定為長安，並按照長安城外的灞陵橋，虛構了「灞陵挑袍」這樣一個故事情節。

灞陵橋本為灞橋，在今西安市東灞水之上，漢唐人常常在此折柳送別，有「年年柳色，灞陵傷別」之說，故為後人所熟知。

說書人將灞橋虛構入關羽辭曹情節，原本自然。

這樣，按照說書人的故事，關羽便從長安出發，一路東行，過洛陽、汜水關、滎陽、黃河渡口，完全正常，並沒有任何地理上的繞圈失誤。

很顯然，羅貫中折服於說書人「灞陵挑袍」的精彩故事，將之完整保留，但在寫《三國演義》的時候，卻發現關羽從長安出發，是一個明顯的低級失誤，因而就按照歷史，將關羽辭曹的起點從長安改為許昌。

一個無法迴避的事實是，羅貫中雖然改變了出發地點，卻無法改變關羽的出行路線，所以他仍然保留了洛陽、汜水關、黃河渡口，並在洛陽之前虛構了個東嶺關。

而灞陵橋，也只好從長安搬遷到許昌，成為這次莫名其妙的「兜圈運動」的起點。

網上的帖子很難說是原創還是轉帖，但相同或相似的觀點很多，不另舉述。

從地圖上看，如果是從長安出發，關羽的路線就沒有大的轉折。

這種說法自有依據。

的確，在元無名氏《三國志平話》（以下簡稱《平話》）中，曹操並未移駕許都，董卓死後獻帝仍在長安。

關羽降了曹操，便跟著去了長安。

所以，關羽離別之日就有灞橋挑袍的情節。

《平話》凡上中下三卷，關羽千里獨行一節出現在卷中。

不過，這裡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其曰：「（關羽）令人收拾軍程鞍馬，請二嫂上車，出長安，西北進發。

」問題是「西北進發」，那豈不是奔涼州而去？大方向就反了。

也許，說書人缺乏地理常識，以致東西不辨。

這《平話》確實敘述混亂，文字粗鄙亦多錯舛，恰如胡士瑩先生所說「書中人名地名，亦觸處皆謬」（《話本小說概論》第十七章）。

再說，他朝西北方向走，具體方位也不對。

灞橋是在長安東邊，《三輔黃圖》卷六：「霸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

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

」這說的究竟是不是長安，倒也讓人疑惑。

或許壓根就是說書人隨口亂噴。

不過，說書人嘴裡的長安，是否只能坐實為歷史地名之長安，卻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

以漢唐帝都聞名的長安，在歷代詩文中一再被人吟詠，實際上往往說的不是長安那座都城，而是用作帝京的符號和代稱。

如，李白「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登金陵鳳凰台》），念叨「長安」是感嘆金陵故都之衰落。

又如，辛棄疾「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其遙望的「長安」是淪陷的汴京。

又如，張可久「雲淡淡月彎彎，長安迷望眼」（《中呂·紅繡鞋》），這「長安」是指大都。

又如，晉明帝幼時「舉目見日，不見長安」之語，乃領悟其父元帝敘說的東渡之意（《世說新語·夙惠》），「長安」在此分明實指洛陽。

再有，王安石「聞道長安吹戰塵，春風回首一沾巾」（《桃源行》），句中「長安」則泛指屢遭戰亂的歷代帝都。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那麼，《平話》里的「長安」是否就是長安，難道不會是許昌的代稱？

當然，這種詩文中常見的修辭方式，用在講史一類敘事文學中似乎不那麼妥切。

但問題是，作為話本和擬話本小說前身的「說話」，並非只是一種敘事，它同時也是一種說唱表演，其中糅合了詩詞、聯語、偈贊、四六短文等等。

這就很難擺脫用典用事、追求借喻寄意的套路。

尤其是所謂「詞話」一體，其初倚聲而唱，後來漸而變成諷誦之詞，敘事更像是為詩文詞賦作注，自然難免以辭害意。

近人孫楷第認為，宋元說話有「平詞」與「說唱」二途，「而就一般以說散為主之話本而言，其所從出底本，大抵為說唱之本」（《詞話考》，見《滄州集》）。

甚而，孫先生還據嘉靖本各節結尾詰問語類似變文及諸宮調之說白，大膽揣測《三國演義》原本來自詞話體（《三國志平話與三國志通俗演義》，見《滄州集》）。

而胡士瑩亦贊同這種意見，「證以元代《三國志平話》末段尚殘留著[中呂女冠子]曲牌和徐渭說的《三國》與《水滸詞話》一轍的話，孫說似可信」（《話本小說概論》第六章）。

作為「說話」或「說唱」之本的《平話》，可以說相當注重文詞的表演功能，雖通篇用語粗鄙，卻不乏說書人喜歡掉文拽詞的特點。

所以，以長安代指許昌，未嘗不是濫用轉喻之例。

如果是從許昌出發，所謂「西北進發」就對了。

說來，《平話》倒也不見得總是搞不清地理方位，如寫劉備離開官渡去荊州投靠劉表，就說「往西南上便走」。

方向完全對路。

至於灞陵橋，難道不也是一種借代？譬似說到「雁塔題名」，自然不必坐實為長安大雁塔。

灞橋，因李白《憶秦娥》「年年柳色，灞陵傷別」之句，後世詩文多用其事，也是寄託離愁別緒的俗套。

關羽棄曹而去，自是衷懷歉仄，畢竟曹操待之不薄。

這說走就走，亦需做一番離別的文章。

當然，這種程式化的情感模式可以演繹不同戲碼，關羽用刀尖挑起曹操贈送的錦袍，直是意味無窮，卻不是程式化的灞陵傷別。

其實，說書人那兒根本沒有路線圖，《平話》敘事相當簡略，關羽帶著二位嫂嫂去尋找劉備，並不是一個「千里走單騎」的故事。

其中只是「灞橋挑袍」一節略施筆墨，絲毫沒有過關斬將的描寫。

從頭到尾，途中過程僅三言兩語帶過，如謂：「雲長押甘、糜二夫人車，前往冀王（按，即袁紹）處。

數日，前到冀王寨。

」萬水千山就這麼一步跨過去了。

說話間已從甲地挪至乙地，這很像戲曲表演程式。

恰好元雜劇中也有這一題材的劇目。

趙景深《元人雜劇鉤沉》著錄無名氏《千里獨行》（出自《雍熙樂府》），僅殘存《仙呂·點絳唇》套曲一種，劇情已無可考。

但是，涵芬樓刊本《孤本元明雜劇》收錄的另一種元無名氏《千里獨行》（即脈望館抄校本，題目「灞陵橋曹操賜袍」，正名「關雲長千里獨行」），其中亦未有過五關斬六將之關目。

此劇重頭是「灞橋挑袍」和「古城會」，旨在以棄曹而去之決絕，對應被自家兄弟誤解之委屈，凸顯關羽對於劉備、對於兄弟情義的忠誠不二。

關雲長五關斬將《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這脈望館《千里獨行》雖然也從徐州失散說到古城相會，卻只是給出起訖地點，故事全然不在途中。

整個劇情可概述如次：前邊是交代背景的楔子，說張飛劫寨失利，曹操拿下徐州、小沛，而關羽被困在下邳。

第一折，曹操擄了「三房頭老小」（其實就是甘、糜二夫人），逼關羽歸降；張遼來勸說，關羽提出「降漢不降曹」等三個條件。

第二折，張飛從張虎手裡奪了古城，而關羽在許昌備受恩寵，已替曹操斬了顏良、文丑；但張虎跑回曹操那兒，使關羽得知劉備和張飛在古城，便封金掛印決意千里尋兄。

第三折，就是灞橋挑袍一節，張遼替曹操出的三條妙計皆未奏效；關羽出了許都便唱：「你今日棄印覓親兄，你則待封金謁故交，獨行千里探哥哥……」這是點題的一句詞兒。

第四折，關羽帶著兩位嫂嫂抵達古城，劉備、張飛卻懷疑他真的投降了曹操，結果斬了蔡陽才表明其心跡。

這古城會情形與後來《三國演義》大率相似。

可是，這哪裡有驅馳千里過關斬將的英雄敘事？

山東平度年畫《過五關》。

元明雜劇中倒是一種無名氏的《壽亭侯五關斬將》，可惜今無傳本，從劇名推測大抵已有小說中那些關目。

不過，很難說它是否出現於《三國演義》成書之前。

顯然，雜劇比《平話》更注重寫情寫景，而敘事手段同樣不甚高明。

誠如王國維所說：「元劇關目之拙，固不待言。

此由當日未嘗重視此事，故往往互相蹈襲，或草草為之。

」「然元劇最佳處，不在其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

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

」（《宋元戲曲史》第十二章）王國維所謂「文章」，亦即文詞而已。

雜劇文詞之妙主要在於抒情造境，而不是講故事。

雜劇敘說的「千里獨行」是從許昌到古城，而《三國演義》的「千里走單騎」最後是過黃河渡口，路線完全不一樣。

再看《平話》這一段，前後雖寥寥數語，關羽一行卻是從袁紹那兒折返，又往荊州去尋找劉備—「卻說關公，與二嫂往南而進太行山，投荊州去。

唯關公獨自將領甘、糜二夫人過萬水千山」。

從河北到荊州，同樣沒有旅途敘事，但《平話》中亦包括在「千里獨行」之內。

而《三國演義》寫關羽從河北折返，已不在「千里走單騎」行程中。

往汝南這一段，沒有險阻可言，只是途中收了周倉，算是一個看點。

總之，《平話》和雜劇（乃至元明以後的戲曲）重視的是「封金掛印」「灞橋挑袍」和「古城會」這些關目，而不是途中的過關斬將。

在《平話》和存世的雜劇裡邊，都沒有給出關羽行進的路線圖，其所謂「千里獨行」只是瞬間的挪移和轉換，完全不是《三國演義》描述的那種歷險記的敘事模式。

為什麼認為關羽進行路線應該走直線？行路如此曲折，應該說更能表現「千里走單騎」這番艱難之旅。

然而問題在於，為什麼要西北進發（小說里是「逕出北門」「往北而行」），經由洛陽折向東北？當然，可能是礙於地形崎嶇，也可能是要避開兵燹戰亂地帶，總之可以有種種原因。

關於這些，小說未作交代。

涵芬樓刊本《孤本元明雜劇》收錄的元無名氏《千里獨行》。

其實，讓人疑惑的只是為什麼非要經過洛陽一關。

洛陽是舊都，當時仍是通都大邑，關羽車仗應該避開這種守備戒嚴的地方才是。

也許，這才是將長安作為起點的最為合適的理由，因為只有從長安往東而行，洛陽一關才繞不過去。

不過，這洛陽關是否就是洛陽城呢？恐怕很難說。

從小說描述的情形看，到了關口，只有用作為路障的鹿砦，未見任何市廛景象。

史載：漢靈帝時，為抵禦黃巾，洛陽周邊設立了八處關隘，從南邊進入洛陽的是大谷關（又稱太谷關）、轘轅關。

小說沒有說明關羽走的是哪處關隘，不過嘉靖本原有這樣一句：「這關是平地上創立，晨昏守御往來姦細。

」毛宗崗修改時將這句話刪去了。

因為轘轅關築在山嶺上，而大谷關設在谷地（《一統志》有述，此不贅引），嘉靖本所稱「平地」略似此處，關羽斬孟坦、韓福的地方很可能就是這大谷關。

當年諸鎮討伐董卓時，孫堅一路就是從大谷關進入洛陽，《三國志·吳書·孫堅傳》謂：「（孫堅）復進軍大谷，拒雒（洛）九十里。

」這地方離著市鎮尚遠。

關羽過了這一關，是否進入洛陽城，書中竟沒有任何敘述，只說連夜奔沂水關（汜水關）去了。

其實，讀三國故事不必膠執此類細節，說書人、小說家未嘗想過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