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為何寧捨棄三郡要地 也要致孟達於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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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探索與爭鳴》2009年第11期，作者:朱子彥

魏文帝黃初元年(公元220年)，劉備所屬上庸守將孟達絕劉降曹，致使東三郡為曹魏所占，孟達以新城太守之職坐鎮曹魏西南邊陲數年。

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孟達欲叛魏歸蜀，於次年初為司馬懿所破。

加之此前孟達曾背劉璋而歸劉備，因此在史書上留下了「反覆」之名，後人多認定其最終敗亡實屬咎由自取。

筆者以為，所謂孟達「反覆」並非僅僅出於孟達自身原因，背劉璋而歸劉備乃順應大局的明智之舉，無可厚非;而絕劉降曹與叛魏歸蜀均是被迫而為之，有著深層次的政治原因。

孟達敗亡實為劉蜀政權內部集團鬥爭的犧牲品。

孟達降曹前劉備政權內部集團鬥爭

關於孟達降魏，《三國志·劉封傳》有詳細記載:「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

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

會羽覆敗，先主恨之。

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

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

」司馬光《資治通鑑》對於此事的記載稍有不同:「蜀將軍孟達屯上庸，與副軍中郎將劉封不協;封侵陵之，達率部曲四千餘家來降。

」可見，雖然說法略有不同，但在史家看來，孟達降魏的原因主要是劉封「侵陵」，而不救關羽亦是原因之一。

以上說法看似符合常理，實則皆為表面現象。

孟達降魏真實原因應是劉備集團內部荊州與東州兩大政治集團鬥爭的結果。

孟達，扶風人，其父孟他做過東漢涼州刺史，孟達於建安初與同郡法正入蜀投奔劉璋，一直無法得到重用。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益州牧劉璋遙聞曹公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先主，前後賂遺以巨億計。

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

根據《三國志·劉封傳》的記載，孟達也於此時投靠劉備:「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達並領其眾，留屯江陵……蜀平後，以達為宜都太守」。

宜都地處荊、益二州之要衝，為兵家重鎮。

關於漢魏之際宜都太守一職的重要性，我們可以從以下史料中窺出一二:「先主既定江南，以(張)飛為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孫權奪取荊州後，命陸遜「領宜都太守」;劉備伐吳，遇到詐死東歸的前將軍關羽主簿廖化，「大悅，以化為宜都太守」。

孟達剛剛投靠劉備不久，就被任命管轄宜都這一接連荊、益二州的軍事要地，可見此時劉備對孟達是相當器重的。

在劉備占領益州之後，其統治集團內部除了起兵之初跟隨他的心腹舊部外，主要存在三個政治派別，即隨其入益州的荊州集團、益州舊有的東州集團和益州集團。

荊州集團以諸葛亮為首，主要包括劉備在荊州時加入其麾下的荊州人士，如馬良、蔣琬等;東州集團以法正、李嚴為首，擁有較強的軍事力量，是劉焉、劉璋父子在益州維持統治的政治基礎和軍事保障;益州土著集團則由益州本地的地主構成，以黃權為代表。

早在劉焉父子統治時期，東州集團與益州集團之間矛盾就已經激化。

《三國志·劉璋傳》注引《英雄記》記載:「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

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

」由於益州地處偏遠，交通不便，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與中原地區，甚至荊州、江東地區相比，均相對落後，未能形成統一的強勢地主集團，政治上處於不利形勢;在軍事上，益州集團也無法與東州集團相抗衡，一直居於劣勢地位。

劉備取益州，東州集團主要人物先後歸附劉備，對劉備攻占益州幫助極大，其中法正更是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因此也得到了劉備的信任和器重。

攻占成都後，劉備「以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對其信任程度甚至超過了諸葛亮。

夷陵之戰劉備戰敗後，諸葛亮所言「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便是最好的說明。

法正之外，東州集團的主要人物也都得到劉備的重用，孟達仍居宜都太守重任，鎮守荊、益要衝，李嚴「為犍為太守、興業將軍」，東州集團另一重要成員董和「為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名義上甚至可以同諸葛亮平起平坐。

東州集團的地位驟然提升，嚴重威脅到了荊州集團在劉備政權內部的主導地位，雙方矛盾開始激化。

法正任蜀郡太守後，「一餐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

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

』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複製，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從諸葛亮的這番話里不僅可以看出其對法正的行為雖有不滿但卻無可奈何，同時也真實地反映了當時荊州集團對待東州集團的態度。

然而，荊州集團不可能放任東州集團獨自坐大，只是在等待機會以削弱東州集團的力量。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孟達攻房陵，正給了荊州集團這樣一個機會。

孟達絕劉降曹原因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占領漢中之後，「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為達兵所害。

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

上庸太守申耽舉眾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

先主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為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為副軍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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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孟達是單獨領兵攻房陵，在蒯祺遇害後，先是劉備「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實際上剝奪了孟達的軍事指揮權，成了劉封的部下;其次是在平定三郡以後，連降將申耽、申儀都有封賞，偏偏孟達不在其列，有功不得賞。

短時間內劉備對待孟達的態度反差巨大，原因何在呢?仔細分析上文所引史料，不難看出，劉備對孟達態度發生變化的關鍵點在於蒯祺遇害。

對蒯祺的情況做一具體分析，不難看出劉備態度變化的原因。

蒯祺屬於荊州中廬大族蒯氏，他的妻子即是諸葛亮的大姐。

對於孟達攻殺蒯祺後諸葛亮的反應，我們可以從《三國志·費詩傳》所記載降人李鴻的一段話中略窺一二:「間過孟達許，適見王沖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

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

』盡不信沖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

」王沖所言諸葛亮「欲誅達妻子」未必是實情，但諸葛亮對孟達「切齒」應是符合事實的。

孟達雲「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之意是諸葛亮雖然恨我，但卻不會做出殺害我妻子兒女的行為，同傳所記載諸葛亮與孟達書信中所謂「鴻道王沖造作虛語，雲足下量度吾心，不受沖說」也說明了這一點。

那麼諸葛亮對孟達「切齒」的原因是什麼呢?或許有人認為應是孟達降魏的叛國行為，但諸葛亮與孟達書中有「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一語，將孟達降魏的責任全部歸於劉封「侵陵」，故諸葛亮應該不會為此事對孟達恨到「切齒」的程度。

結合當時各因素綜合分析，令諸葛亮「切齒」的原因只能是孟達攻殺其姐夫蒯祺。

諸葛亮因幼年父母雙亡，兄長諸葛瑾早年離家避亂江東，自幼便與其姐相依為命，姐弟間自然情深意篤。

孟達不考慮這層關係，貿然殺害諸葛亮姐夫，雖未必是存心為之，但此事必然對諸葛亮影響極深。

諸葛亮大姐在孟達兵禍中是否一同遇害，因史書中並無明文記載，故不得而知。

若諸葛亮大姐亦為孟達兵所害，諸葛亮對孟達必然恨之入骨;若其當時不在蒯祺軍中或者幸免於難，中年喪夫，必然痛徹心肺，諸葛亮不會不受到影響。

這是其一。

更為重要的是，蒯氏家族與荊州特別是襄陽大族之間還有著千絲萬縷的家族利益。

蒯、龐、黃、習、馬、蔡等荊州大族與外來的劉表及諸葛亮家族之間或有婚姻關係，或者聯繫十分緊密。

孟達攻房陵，雖說是劉備的命令，但攻殺蒯祺卻是荊州集團不能容忍的，尤其諸葛亮為劉備謀主，是荊州集團的首腦，以他為代表的荊州集團對此事的反映必然會影響劉備的決定，這正為荊州集團提供了通過打擊孟達進而削弱東州集團實力的大好時機。

劉備殷鑑曹操的教訓，亦不得不採取斷然措施。

早在興平元年(公元194年)，曹操殺陳留名士邊讓，導致陳宮、張邈叛迎呂布，幾乎使曹操丟掉了整個兗州。

田餘慶先生在《曹袁之爭與世家大族》一文中指出:「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兗州士大夫從邊讓事件中深感悲哀和恐懼，於是『士林悲憤，人怨天怒，一夫奮臂，舉州同聲』，以致使曹操『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

顯然，這不是個別人興風作浪，而是站在邊讓一起的兗州世家大族向曹操發動了突然襲擊。

」由於曹操殺邊讓的前車之鑑以及考慮到荊州集團在己方政權中的重要地位，劉備不得不對孟達採取行動，奪其軍事指揮權，這應該就是劉備「陰恐達難獨任」的真實原因。

孟達攻殺蒯祺後，劉備派劉封統率孟達。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

先主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為子。

及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葛亮、張飛等溯流西上，所在戰克。

益州既定，以封為副軍中郎將」。

可見，劉封雖為劉備義子，但實際上屬於荊州集團，具有劉備心腹與荊州集團骨幹的雙重身份，而且是以文官為主的荊州集團中難得的勇將，由其接替孟達，既符合荊州集團的利益，也有利於劉備加強對東三郡的統治。

劉封接替孟達平定三郡後，「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鼓吹」指軍樂隊，是權力、地位的象徵，劉封此舉明顯是對孟達的一種侮辱，實際上更是荊州集團對東州集團的攻擊。

按法正卒於孟達降魏同年，則此時法正或已病故，或已重病，無法在政治上對孟達提供幫助，其餘李嚴、董和等人在劉備集團中的地位皆無法與諸葛亮相比，自然無法對孟達提供有力的政治支援，孟達實際上是獨自面對整個荊州集團。

在這種情況下，孟達為自保，絕劉降曹亦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