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名相,被秦檜步步緊逼,最後竟然自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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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6年,南宋被貶謫海南的胡銓遇赦北歸,離島之際,寫了一首《哭趙鼎》,來懷念被秦檜構陷、與他一同落難海南、最後被步步緊逼至絕食自殺的宰相趙鼎,詩曰:「以身去國故求死,抗議犯顏公獨難。

閣下大書三姓在,海南惟見兩翁還。

一丘孤冢留窮島,千古高名屹泰山。

天地只因慳一老,中原何日復三關!」當時,趙鼎、胡銓、李光三人差不多同時貶逐海南,如今只剩胡、李得還,所以說「惟見兩翁還」。

詩歌對趙鼎捨生取義的精神進行了謳歌,對秦檜清除異己的殘酷手段進行了揭露,那麼,趙鼎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一、以言立朝,以賢輔政

自始皇帝建立帝制,特別是他首創「焚書坑儒」手段收拾不同聲音以來,歷朝歷代的大臣們說話便如戴著鐐銬的舞蹈一樣,不敢輕易發出自己的聲音,更遑論面折廷諍。

但前較秦漢,後較明清,宋朝大臣們說話更有其耿介切直與忠貞勇敢的一面,而且許多人甚至是以敢說直話而連連升官的,趙鼎亦是如此。

趙鼎(1085—1147),字元鎮,解州聞喜(今山西聞喜)人。

四歲時,父親因病去世,留下趙鼎孤苦伶仃。

母親樊氏,出身大家,是位才女,含辛茹苦的同時,還親授他經史百家之書,使趙鼎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崇寧五年(1106),趙鼎中進士第,隨後出任河南府洛陽縣令、開封士曹等職。

入仕初,他就顯示出直率剛烈的性格。

靖康年間,金人揮師南下,陷燕京、圍開封,宋徽宗臨陣脫逃,禪位於太子趙桓,是為宋欽宗。

宋欽宗毫無主見,滿朝大臣又莫衷一是,金人圍開封后,要求宋廷賠錢、割地作為議和條件,特別要求割讓太原(今山西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州)、河間(今河北滄州)等三個重鎮之地予金。

當朝廷討論割地一事時,一介末吏的趙鼎卻激憤地說:「祖宗之地不可以與人,何必議?!」

開封淪陷後,金人扶持了以北宋原宰相張邦昌為傀儡皇帝的大楚政權,當那些見風使舵者忙著跪拜新主之時,趙鼎卻與胡寅、張浚等人逃入太學,堅決不做貳臣,堅決不當漢奸,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靖康二年(1127),那位有著「泥馬渡康王」神話傳說的趙構,在戰亂中幸免於難,被一群劫後餘生的朝臣在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擁立為帝,建立了南宋政權,改年號建炎,是為宋高宗。

趙鼎聽說朝廷後繼有人,立即逃離開封,趕到應天,被任命為戶部員外郎。

金國聽說趙構稱帝,馬上又揮師南下,要把南宋消滅的萌芽之中。

趙構位子未穩、都城未定,就倉皇出逃,由應天、鎮江、揚州、杭州而至江寧(今江蘇南京),如同驚弓之鳥。

金人又發動了名為「搜山檢海」的斬首行動,趙構逃向哪,金軍就追向哪。

奔逃中,趙構徵求大臣們的意見,趙鼎上《陳防秋利害》奏摺說:「在此非常時期,宜以後宮所止之地為後宮,以車駕所止之地為行宮,選精兵護衛,其他兵將安置於江淮沿線,迷惑金兵,使他們無從知曉皇上的蹤跡。

」趙構認為可行,聽從了他的建議,金兵圍追堵截,果然無法奏效。

不久,趙鼎以能言被提拔為右司諫。

「苗劉兵變」(苗傅、劉正彥發動的叛亂)被平定後,苗、劉出逃,劉光世所部王德受命隨韓世忠追擊,但王德不服韓世忠的指揮,又貪功冒進,韓世忠派部將陳彥章攔截王德,陳彥章反被王德所殺,韓世忠以擅殺之罪,狀告王德。

趙鼎認為應該嚴懲王德,他說:「(王)德帶兵在外,專殺無忌,如若不治,孰不可為?」趙構安排趙鼎審理此案,王德雖以軍功免死罪,但也受到了嚴懲。

同時,趙鼎又批評韓世忠部下管教不嚴,對其有責任的部下依法作出處理。

於是,「諸將肅然」,軍風軍紀大為改觀。

趙構有感於趙鼎的敢說敢做的特點,曾不無感慨地對趙鼎說:「唐肅宗即位於靈武,得到李勉的輔佐後,朝廷才眾望所歸,獲得天下尊敬,如今我得到了愛卿你,也算在古人面前無愧了。

」隨即重用趙鼎為殿中侍御史。

御史中丞范宗尹諫阻說,以前可從沒有過自司諫而提拔為殿中侍御史的先例。

趙構說:「趙鼎作為言官,既稱職又盡職,他提出過的四十條建議,採用施行的已然達到三十六條。

」是啊,建忠言、當高參如趙鼎者,又有什麼不可破例的呢?

韓世忠在黃天盪大敗金兀朮,給連連敗北的南宋王朝注入了一劑興奮劑,朝野歡騰。

宰相呂頤浩漸生輕敵冒進思想,他建議趙構乘勝追擊,督軍前線,御駕親征。

而趙鼎則認為目前形勢還不明朗,不宜輕舉妄動。

呂頤浩是資深宰相,而趙鼎是初出茅廬的後生,趙鼎不但不附和自己,還唱反調,讓呂頤浩很不高興。

因此,手握士大夫任免之權的呂頤浩公報私仇,改任趙鼎為翰林學士,表面看似重用,實際是剝奪他的話語權,頗有些排除異己的味道。

所以,任命一下,趙鼎不去就職。

又改任吏部尚書,趙鼎還是死活不去。

他對趙構說:「陛下有從諫如流的誠意,而宰相卻堅持拒諫的態度;陛下重視言官,而宰相卻屢屢壓制。

」因此,趙鼎稱病在家,堅臥不出,又上書批評呂頤浩的過失。

結果,趙構免去了呂頤浩的宰相職務,提拔趙鼎為御史中丞。

還表揚趙鼎說:「朕每聞前朝那些忠諫大臣的感人事跡,恨不能識,如今在愛卿身上看到了。

」不久升任趙鼎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二、國家棟樑,中興名相

金人在張邦昌之後,又扶持了劉豫偽齊政權,以制衡南宋。

金國與劉豫政權經常聯合一起,進攻南宋,對其構成極大威脅。

紹興三年(1133),京西招撫使李橫冒進,打算以他那京西雜牌軍收復開封,結果開封沒能收復,重鎮襄陽卻為金齊聯軍所破,朝野震驚。

趙鼎雖是文臣出身,但在戰火中成長起來的他,也頗知軍事。

當時,他已經被趙構重用為參知政事(副宰相),參與國家重要軍事行動的研究和策劃。

襄陽失守,如同河流上游的水閘為敵軍所操控,極其被動,所以,襄陽不得不收復。

在商議收復襄陽將帥人選時,趙鼎極力薦舉岳飛,他說:「知上流(襄陽)利害無如飛者。

」主管軍事的簽樞密院事徐俯卻不以為然,認為岳飛不是最佳人選,趙鼎力爭,後來岳飛果然收復襄陽,可見趙鼎不但懂軍事,還知人善任。

南宋剛剛成立的這幾年,金人不斷南侵,戰局瞬息萬變,邊關警報此起彼伏。

每每變局,趙鼎總是沉著應對,屢向趙構進用兵之言,趙構開始把他當成左膀右臂,視為股肱之臣了。

紹興四年(1134)秋,趙鼎被任命為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當上了宰相,兼管軍機要務。

他任相的消息發布後,「朝士相慶」,真是眾望所歸。

趙鼎在戰亂中成長為肩挑大樑的宰相,可謂「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他以強烈的事業心責任感和堅定的抗金意志,投身到抗戰救國的大事中去。

同年,偽齊聯合金軍南下侵宋,金國派出兀朮領兵參戰,合稱五十萬大軍(實則三十萬左右),來勢洶洶,南宋上下,舉國驚恐。

在討論戰御之計的過程中,將帥們議論紛紛,大部分人認為應避其鋒芒,還有人勸趙極構趕快尋一逃跑之地,保命要緊。

而趙鼎卻認為要積極應戰,堅決抵抗,不能示弱。

在他的耐心勸說下,趙構決定抵抗。

趙鼎又推薦賦閒多年的張浚為知樞密院事,視軍江上。

這段時間,是南宋腳根漸穩、內亂漸平、經濟復甦的一段時間,也是在抗擊北方強敵人心最齊的一段時間,上至皇帝,下至士卒,可以說是同仇敵愾。

形成這個好氛圍,與趙鼎的努力協調是分不開的。

在趙鼎的措置下,韓世忠所部在揚州大儀鎮大破金軍,岳飛所部在廬州大敗偽齊軍,前方佳音不斷,捷報頻傳,取得局部戰爭勝利。

加上此時金太宗病危,金軍見無利可圖,只得撤軍北還,聯軍攻勢被瓦解,趙構暫時又坐穩了帝位,不禁長舒一口氣,感嘆道:「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也。

三、路線之爭,你死我活

趙鼎在任相那些年,雖然內憂外患、舉步維艱,但他心情是舒暢的,因為朝廷上下抗金的態度基本一致。

人做事累點不要緊,要緊的是上下同心,這樣的話,身累心不累。

最怕人心不一,這樣必然身心交瘁。

趙鼎之所以成為「中興名相」,一方面因為本身的才學與品質,另一方面與當時朝廷的氛圍也是有一定關係的。

當然,正如一個國家有興衰之別,人的仕途也絕非青雲坦途,也有背運之虞。

在他的推薦下,張浚再次入朝拜相,兩人共同輔佐趙構。

趙鼎與張浚雖然都是主戰人士,但兩人性格卻迥然不同,張浚激進,趙鼎淡定,張浚操切,趙鼎沉穩,一個急於求勝,一個穩打穩紮。

這樣兩個人在一起共事,無論他們先前有多麼友好,遲早也會產生矛盾。

紹興六年(1136),劉豫決定孤注一擲,組織偽軍三十萬,打著金軍的旗號,分三路南下伐宋。

趙鼎意欲退守江南,而張浚主張抵抗,並得到趙構支持。

於是,張浚調動各部與偽齊交鋒,獲得了勝利。

勝利後,趙鼎主張停戰,而張浚卻堅持乘勝而上。

同時,在處置名將劉光世的問題上,趙鼎與張浚也分歧嚴重。

張浚認為劉光世久而無功,應當罷免。

趙鼎認為用人之際,輕換主帥會離散軍心。

而皇帝趙構此時機會主義思想抬頭,希望張浚能幫他恢復中原,對張浚言聽計從。

兩人矛盾逐步升級。

在此情況下,趙構罷免了趙鼎,讓他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一邊歇息去了。

後來,在張浚的一手操辦下,朝廷奪了劉光世的軍權,結果劉光世去職後,他的部下酈瓊卻因不服新人節制,率淮西軍四萬之眾投降了偽齊,使南宋剛剛積攢起來的一點兵力優勢喪失殆盡,史稱「淮西兵變」。

最後,張浚也不得不引咎辭職,趙構又重新啟用趙鼎為相。

二度任相後,趙鼎越來越感到行事艱難。

艱難的關鍵,是因為趙構在內政外交政策上,起了顯著的變化。

一是要貶死張浚。

張浚是有「勤王」之功的,苗劉之亂的平定,幾乎是張浚一手策劃的,但當他辭職後,趙構卻無情地說:「浚罪當遠竄。

」要將其貶至嶺南,而嶺南在當時卻是死地。

為此,趙鼎偷偷扣下詔書,然後反覆做趙構的工作,說張浚有「勤王」功,又說他有八十歲的老母要照顧,幾乎是哀求,在苦口婆心的勸說下,趙構才勉強同意張浚貶嶺南稍北的永州,其實也離死地不遠。

二是熱衷於向金乞和。

金國派人前來議和,說是議和,實際是以逼宋稱臣、納歲幣等屈辱政策招降而已,所以朝臣都認為金人不可信,反對議和,而趙構卻深信不疑,對反對議和者竟然一反常態地大發雷霆。

三是秦檜上台。

秦檜建炎元年(1127)被金人俘獲,建炎四年(1130)忽然攜家而還,十分弔詭。

秦檜回來後,趙構曾用他為相,但不久就被朝臣論罷。

然而,自從張浚離朝,秦檜就在趙構的安排下,再次進入了核心決策層。

紹興八年(1138)三月,秦檜出任尚書右僕射兼同平章事,與趙鼎並相,他那「南人歸南,北人歸北」的投降說又浮出了水面。

綜合其發生這些事情的原因,關鍵是從張浚去國、秦檜歸隊開始,趙構就已經被秦檜說動,選擇了投降金國、屈辱偏安的國策。

而對於堅持與金勢不兩立的趙鼎來說,道路的選擇就意味著前途與命運的選擇,即便他不是激進派,但只要他堅持抗金,反對屈辱議和,就必須接受貶官的現實。

於是,這年十月,趙鼎被罷去宰相職務,以忠武節度使出知紹興府,再也沒能回來。

從此,秦檜獨相,全權處理南宋對金乞和事宜,前後專權十八年之久。

四、謫貶海外,絕食而逝

趙構執政初期的政策有其搖擺的一面,有時主戰,有時乞和。

但自從秦檜任相以來,朝廷政策基本就是一味乞和、苟且偷安了。

秦檜是堅定的投降派,趙鼎是堅定的抗戰派,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註定了二人水火不容的死敵關係。

如若要細察和掂量一下秦檜在高宗朝的地位,可把他與北宋徽宗朝的宰相蔡京進行一番比較。

秦檜與蔡京的最大不同就是,秦檜能主導宋高宗的朝政,而蔡京卻無法左右宋徽宗的大政方針。

也就是說,秦檜任相時,宋高宗在外交內政上,大都聽命於宰相,而在宋徽宗眼裡,蔡京不過是一個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錢袋子。

蔡京創設「應奉局」,大興「花石綱」, 改革鹽法和茶法,為宋徽宗在享樂和金錢上作出了巨大貢獻。

然而,他任相期間,陳東等幾個太學生就可直接上書罵他國賊,宋徽宗甚至三次讓他退休,拿掉他就像拿掉桌上一個杯盤那麼容易。

兩者相較,秦檜堪稱權臣,而蔡京只是一個通過不斷滿足皇帝慾望而獲得寵幸的弄臣,秦檜是禍國殃民的罪魁,蔡京只是一個助紂為虐的幫凶。

而最重要的一點,是秦檜能夠輕輕鬆鬆裹挾著皇帝,「挾天子以令諸侯」,用皇帝的指揮棒實現自己鞏固權位、排除異己的目的。

所以,秦檜要打擊異己、收拾起趙鼎來,簡直是易如反掌。

趙鼎作為秦檜的對頭,註定無處可逃。

南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曾載一事,說不主和議的趙鼎罷知紹興府,臨行之際,秦檜假惺惺在渡口小亭設宴為他餞行,然而,趙鼎並沒打算領他的情,打個拱手就要登船。

秦檜忙說:「我已請示皇上為君餞行,何不稍作停留呢?」趙鼎冷冷地答道:「主張不同,何留之有?」隨即上船,揚帆而去,留下秦檜在岸邊半天沒回過神來。

從此,二人矛盾更深了,秦檜將其視為「眼中釘」,甚至萌生了殺趙之心。

趙鼎後來一系列的遭遇,證明了這一點。

從紹興八年開始,趙鼎先後貶謫紹興、泉州、潮州等地,輾轉多處,顛沛流離,人越貶越遠,最後竟貶至茫茫海外的吉陽軍(今海南三亞),倍嘗人間辛酸和痛苦。

他在潮州五年,閉門謝客,清心寡欲,絕口不提政治。

在吉陽軍三年,依然噤口捲舌,深居簡出。

但他愛國報國之心始終沒變,他在貶至吉陽軍的謝辭中寫道:「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體現了他忠貞不渝的男兒本色。

秦檜觀後,恨恨地說:「此老倔強猶昔!」

當時,因擔心親朋戚友受到牽連,趙鼎幾乎斷絕了一切聯繫。

門人故吏更是害怕惹火燒身,皆不敢通問,只有廣西經略使張宗元出於敬仰與同情,不時派人渡海,饋贈米食以接濟,秦檜聽說後,立馬將張宗元調離廣西。

趙鼎明顯感到山雨欲來,秦檜開始要對他下毒手了。

於是,他萌生了自殺的打算,他請人轉告兒子趙汾說:「秦檜必欲殺我。

我死了,你們則無後患,我若遲死,必將禍及全家。

死前,趙鼎自書銘旌(豎在靈柩前的旗幡)曰:「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

」即將棄世,他念念不忘的還是江山社稷。

紹興十七年(1147),趙鼎在吉陽軍貶所絕食而死,享年六十三歲。

趙鼎一生,是傳奇的一生,也是悲壯的一生,更是為南宋偏安小朝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一生,故《宋史》評價他說:「論中興賢相,以鼎為稱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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