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桓公首霸

歷史進入春秋時代，各諸侯國之間的政治經濟發展，呈現出日益不平衡的狀態。

隨著周王室在政治上的衰微，周王天下共主的權威不復存在，舊的統治秩序大亂，形成了大國爭霸的局面。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位於東方的齊國脫穎而出，出現了齊桓公的首霸。

齊桓公名小白，是齊僖公(公元前731年—公元前698年)的兒子。

齊建國後，經西周一代的發展擴張，成為東方大國。

春秋初年齊國的疆域，大約東到海，南到穆陵關與泰山，西到古黃河，北到今冀魯交界處，其國土大小，僅次於楚、晉，而較秦、越、魯、衛、鄭國都大。

憑藉著廣闊的國土和日益增強的國力，春秋初年，齊莊公和齊僖公成為東方的霸主，史稱「齊莊、僖於是乎小伯(霸)」。

齊僖公去世後，太子諸兒繼立，即齊襄公。

齊襄公是個荒淫殘暴的國君。

他喜怒無常，殺誅不當，言而無信，數欺群臣。

又與其妹文姜私通。

文姜是當時魯國國君魯桓公的夫人，為此他派人殺害了魯桓公。

他的胡作非為搞得社會矛盾尖銳，國事日非，齊國政局風雨飄搖， 動盪不安。

僖公的兩個兒子公子糾和公子小白害怕禍及己身，流亡於國外。

公子小白由大夫鮑叔牙護送逃到莒國，公子糾則由大夫管仲護送逃到魯國。

不久，齊國發生動亂。

公元前586年，作惡多端的齊襄公被公孫無知殺死，公孫無知自立為齊國國君。

但僅過了不到一年，公孫無知又被渠丘大夫雍林所殺，齊國一時沒有了國君。

小白和公子糾得到消息後都想回國繼承君位，權力之爭在他們之間展開。

小白得到鮑叔牙的輔佐，國內又有大族高氏、國氏做內應，形勢非常有利。

但公子糾的輔佐管仲則足智多謀，他爭取魯國派兵護送公子糾回國爭奪君位，又自告奮勇率兵在莒國通往齊國的必經之路上攔截歸國的小白。

遠遠看見小白的隊伍，管仲布置好伏兵，並搭箭開弓，一箭恰中小白的帶鉤。

小白詐死，仆倒於車上。

管仲見大功告成，遂回去復命。

公子糾見競爭者小白已死，遲緩了歸國的行程。

而小白則催動人馬，日夜兼程，在高、國二族的接應下，捷足先登，即齊國國君位。

齊桓公即位伊始，擊退了擁立公子糾的魯國軍隊，派鮑叔牙率齊軍圍魯，迫使魯國殺死了公子糾，並請求把管仲交付齊國。

原來這是鮑叔牙的主意。

管仲是的叔牙的好朋友。

管仲名夷吾，穎上 (今安徽穎上)人。

鮑叔深知管仲的為人，堅信管仲是一個難得的治國之才，只不過沒有遭逢明君和時運而已。

所以在齊桓公提出要任他為國相時，堅決辭讓而推薦了管仲。

他對齊桓公說：「如果您想治理好齊國，我就可以幫助您做到這一點；但如果您想成為天下的霸主，那麼非管仲任相不可。

」齊桓公聽從了鮑叔牙的建議，捐棄了前嫌，打破了傳統的「賤不能臨貴，貧不能使富，疏不能制親」的用人體制，任管仲為相，並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

管仲的改革以富國強兵為目的。

首先，在政治上實行了「叄其國而伍其鄙」的行政制度的改革。

所謂「叄其國而伍其鄙」，就是將國都一分為三，而野鄙一分為五。

周代實行「國野」制度，一般將國家分為「國」與「野」兩部分，分而治之。

「國」又稱「都」，指由武裝保衛的作為當時統治中心的城市及其四郊之地。

生活在「國都」中的人是統治族的成員，構成了統治階級的主體部分，被稱之為「國人」。

其中可分為貴族和平民，當時軍隊的首領和軍官由貴族擔任，而士兵則由平民充任。

「野」又稱「鄙」，指城市之外的野外之地。

生活在「野鄙」之中的人是被統治族的成員，構成了被統治階級的主體部分，被稱之為「野人」。

野人是當時社會生產勞動的主要承擔者，但沒有政治權利，在經濟上處於被剝削的地位。

「國」與「野」的劃分，反映了當時政治上的階級對立。

管仲淡化了「國野」制度的政治內涵，試圖通過地方行政制度的改革，為軍事制度的改革和經濟的發展提供一個基礎。

「叄其國而伍其鄙」的制度，將「國」分為21個鄉，即工商之鄉6個，而士鄉15個。

工商之鄉專門從事工商業生產，不服兵役。

士鄉15個，由桓公、高子、國子各統轄5個鄉，以此構成基層的行政和軍事組織。

在國都內，行政區劃是5家為軌，10軌為里，4里為連，10連為鄉，分別設軌長、里司、連長、鄉良人 (或鄉大夫)來管理。

野鄙分為「五屬」，具體的行政區劃是：

30家為邑，邑設有司；10邑為鄉，鄉設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設大夫。

共設置五屬大夫，負責治理野鄙。

五屬大夫的職責，於每年正月例行向桓公匯報一年治績，推舉賢能。

國君任命「五正」，對五屬進行監督，及時向國君報告下情。

「叄其國而伍其鄙」的改革，其核心的內容是加強國君的集權統治。

在此之前，層層分封的封邑制度分割了國家的權力，造成了政令的阻隔和政出多門，國君的權力被削弱。

「叄其國而伍其鄙」的制度改革，根據「國」、 「野」的不同情況，分別建立起新的地方行政制度，各級地方官吏由國君任免，向國君負責，提高了政府的辦事效率，樹立了國君的政治權威，暢通了上令下達、下情上達的渠道，達到了「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的目的。

此外，還建立了新的選官制度，形成了一整套人才培養選拔的機制。

制度規定，各級官吏均有推舉賢能的職責。

地方官如果埋沒壓制人才，以「蔽賢」、 「蔽明」治罪。

而國家任用官吏的原則是「無聽左右之謁請，因能而授祿，錄功而與官」。

這種選官制度使得「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從而造成了「民皆勉為善」的社會風尚，使齊國政局面貌一新。

「叄其國而伍其鄙」的制度改革，第一次提出了「四民分業定居」的設想和措施。

顧炎武說： 「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

」 「四民分業定居」按職業集中定居，重視行業內的技術交流，不提倡行業、職業間的橫向聯繫。

為了強化「四民」的職業壁壘，甚至提出了使「士之子恆為士」、 「農之子恆為農」、 「工之子恆為工」、 「商之子恆為商」的口號，要求土農工商世任其事，各安其業，專心發展，互不干擾，使社會分工進一步明晰化和制度化。

其次，建立了新的軍事體制。

齊國之所以實行「叄其國而伍其鄙」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為新的軍事體制建立一個行政基礎。

可以這樣說， 「叄其國而伍其鄙」的制度，實際上是一種軍政合一、寓兵於民的制度。

所謂軍政合一，管仲把它稱之為「作內政而寄軍令」，即借行政制度的改革而附屬上軍事改革的內容。

如國中士鄉中軌、里、連、鄉的行政編制，又可以作為軍事編制而發揮作用，齊國實行的「三軍」制度就是以此為基礎的。

《國語·齊語》說： 「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率之。

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

」齊國實行「三軍」制度，為國家的常備軍。

齊桓公領中軍，是實際上的最高軍事統帥。

三軍的編制分為伍、小戎、卒、旅、軍5級，正好與行政區劃的軌、里、連、鄉及五鄉等5級相匹配，而每一級別的行政長官同時兼任同級別的軍事長官。

這種軍政合一的制度同時又是寓兵於民的制度。

每家出壯丁一人為兵，這對「八口之家」的家庭來講，兵役負擔不算太重。

這些人「春以搜振旅，秋以彌治兵」，經常進行軍事訓練和演習，提高了軍隊的軍事素質和技戰術水平。

因為齊國的軍事制度軍政合一，寓兵於民，便於管理，有利於提高軍隊的組織性和內聚力，激發軍隊的戰鬥力。

對此， 《國語·齊語》說： 「同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

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乘；晝戰則目相見，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

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強。

」利用天然形成的地緣關係和血緣關係，增強軍隊內在的凝聚力；又藉助強有力的行政和軍隊的組織紐帶，增加了軍隊的組織性。

經過軍事體制的改革，最終建立了一支具有強大戰鬥力的軍隊。

再次，進行了以利民富國為目的的經濟改革。

與魯國的傳統文化不同，在齊國的傳統文化中功利主義是其重要內容。

管仲認為，經濟實力是立國的基礎， 「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民貧則難治」。

「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

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只有有了堅實的經濟基礎，才能建立起高質量的上層建築和良好的社會風氣。

關於經濟改革的內容，第一項內容是「相地而衰征」。

西周實行「井田」制度。

井田制是一種國家的土地分配製度，土地所有權歸國家所有，再通過層層的分配，造成私人的占有。

由於井田制是等級占有制，一個人的社會身份確定後，就占有了一定數量的土地，所以當時實行的徵稅方法，是按人徵稅的方法。

進入春秋後，隨著鐵器的出現，社會生產力有了長足的進步，使人們有能力在耕作作為「公田」的土地之外，還有餘力去墾荒，這些新辟的土地與「井田」不同，其性質是「私田」。

後來由於「私田」的收穫完全歸己，受利益的驅動，人們把精力都放在開墾經營「私田」上，井田逐漸荒棄，出現了「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的局面，國家的財政收入日益減少。

為了增加農業方面的財政收入，齊國在齊桓公時實行「相地而衰征」的改革。

所謂「相地而衰征」，就是「視土地美惡及其所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

過去井田制按人徵稅，今改為按地徵稅，究其原因是土地的占有發生了變化，而「相地而衰征」是針對土地占有的變化，不管「公田」、 「私田」，一律按土地的數量和質量徵稅，從而使國家的農業稅源大大增加，財政收入大幅度提高。

「相地而衰征」的改革實際上也打破了傳統的「井田」制度，從而導致了土地國有制度向土地私有制度的轉化。

土地的私有化，必然刺激土地所有者生產的積極性，解放了齊國的農業生產力。

經濟改革的第二項內容是實行官山海和鹽鐵專賣的制度。

為增加財政收入，利用好齊國的山海資源，管仲主張加強對「山海」自然資源的管理，提出對鹽鐵等經濟事業實行國家專營。

鹽是最重要的生活調味品，而鐵是製造生產工具最重要的金屬材料，人的生活須臾不可離，所以社會需求廣泛，獲利豐厚，事關國計民生的大計。

實行鹽鐵國家專營，不僅可以獲得巨大的利益收入，而且也是管理調控國家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手段。

所謂「鹽鐵專賣」，不是將鹽鐵的生產全部收歸官府經營，而是人民依然有生產的權利，只是產品不能私自出售，而由官府收購，統一運轉調劑銷售，從中獲得豐厚的收入。

由於鹽鐵的銷售價格由國家確定，所以國家將部分稅收加入鹽、鐵價格之中，表面上看沒有課稅之名，卻得到了稅收的實惠。

在緩和了社會矛盾的同時，增加了國家的收入。

經濟改革的第三項內容是「設輕重九府」，國家通過壟斷貨幣的發行，調控社會供求關係，平抑物價，並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

所謂「輕重」，指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與其它商品孰輕孰重的比價關係。

管仲提出，貨幣的鑄造發行要由國家控制，並通過貨幣供應量的變化調控經濟。

為此，設立了相關機構「九府」來管理經濟。

管仲認為，貨幣的價值和其它商品的價值存在著相反的輕重關係， 「幣重而萬物輕，幣輕則萬物重」，所以國家通過控制貨幣，調節它與其它商品的輕重關係，達到平衡物價，抑制兼并，增加國家收入的目的。

通過一系列的經濟改革，齊國收到了「通貨積財，富國強兵」的目的，為日後齊桓公首霸中原，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齊桓公為了稱霸中原，審時度勢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號。

「尊王攘夷」口號的提出，有其歷史的合理性。

春秋初年，隨著西周的滅亡，王室東遷至洛邑。

作為西周的發祥地和根據地， 「宗周」地區淪為戎狄之地，王室號稱「千里」的直接控制區王畿損失大半，僅侷促於豫西地區，經濟實力大大削弱。

經濟上的衰微導致了政治上的衰落，周王室的政治權威和統治地位一落千丈，威望不再。

周王室天下共主地位的動搖，使中原華夏諸國陷入了群龍無首的局面，傳統的統治秩序大亂。

值此多事之秋，中原周邊夷狄族的入侵壓迫卻日甚一日。

異族的軍事壓迫主要來自南北兩個方向。

從北方來看，來自於草原地區的遊牧民族即所謂北狄不斷南下向中原發展。

北狄的南進造成了黃河流域的部分地區華夏族與狄族犬牙交錯的局面。

以華夏族為主體的農業文明面臨著狄族遊牧文明的衝擊與挑戰，而遊牧文明在南進的過程中往往表現為一種盲目的破壞性的力量，可能造成對早熟的、處於較高文明發展階段的華夏文化毀滅性的破壞。

從南方來看，對中原華夏諸國的主要威脅來自楚國。

楚國是祝融之後、羋姓之族，原處於江漢地區，後逐漸吞併周圍小國，成為南方的強國。

由於僻在長江流域，遠離中原，楚國文化自成系統而獨立發展，有別於所謂華夏的正統文化，所以西周后期楚國國君熊渠曾宣稱： 「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

」其後代稱王與周王室分庭抗禮。

進入春秋，隨著實力的膨脹，楚國在占據了長江中游地區後，全力向中原發展，成為華夏各國的強敵。

受南北異族的壓迫，中原華夏各國岌岌可危， 《春秋公羊傳》在描寫當時的形勢時這樣說： 「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

」在此形勢下，華夏各國亟需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擔負起責任，率領他們抵禦外侮。

齊桓公適應於形勢的需要，憑藉雄厚的國家實力，要承擔起華夏諸國霸主的責任。

但這個霸主畢竟是一個剛剛嶄露頭角的新生力量，還需要借用一下周王這塊招牌。

周王室雖然地位日漸衰落，但它畢竟還是當時中原華夏各國名義上的共主，是華夏正統的象徵，是華夏各國的一面旗幟，這是傳統文化的影響使然。

所以在管仲的策划下，為增強華夏各國的向心力，齊桓公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號。

所謂「尊王」，就是遙奉周王室的正統，更重要的是藉此高舉起傳統道德文化的旗幟，建立起華夏各國對以周文化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的歸屬感。

為此，齊桓公打出了「尊王」的旗幟。

如桓公三十年(公元前656年)，齊會合魯、陳、衛、鄭、曹等國聯軍伐楚時，楚成王派使者質問齊國伐楚的原因，管仲受命答覆說：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 『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

』」是打著「夾輔周室」的旗號來說明此次行動的合法性的。

在對楚使者申明楚之罪狀時，說： 「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征。

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指責楚不入王貢，並應對周昭王南征而不返負有責任。

從而把稱霸的政治野心掩蓋在「討不庭」的「正義」行為之下，達到「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目的。

在「尊王」的旗號下，齊桓公進行了一系列維護王室安定和權威、代王室發號施令的行動。

桓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53年)，周惠王去世，太子姬鄭即位，是為襄王。

襄王在惠王生前曾與其異母弟王子帶為爭奪王位繼承權而鬧得不亦樂乎，還是齊桓公會集宋、魯、陳、衛、鄭、許、曹等國與周室盟約，確定了太子的正統地位。

此次惠王下世，襄王怕王子帶爭位，秘不發喪，而告難於齊，求桓公出面幫助確立君位。

又是齊桓公召集各國，在洮(曹邑。

今山東鄄城西南)結盟，最終確立了襄王的王位。

齊桓公在自述其功績時說：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所謂「一匡天下」，即指此事。

而所謂「九合諸侯」，則說明齊桓公已成為代周天子發號施令於天下的名副其實的霸主。

桓公三十五年(公元前651年)，齊桓公邀集魯、宋、曹、衛等國君及周王使者周公宰孔在葵丘(今河南蘭考東)盟會。

周王使周公宰孔賜給齊桓公文武胙、彤弓、大路、龍旗以示尊寵，並傳達王命說： 「以伯舅耋隙，加勞賜一級，無下拜!」為做維護周禮的表率，齊桓公回答說： 「天威不違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

」並按周禮規定，下階叩拜王命，然後登階接受王賜，維護了周王的權威和尊嚴。

孔子曾評價春秋五霸說： 「晉文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正是指齊桓公對傳統禮制的維護。

這種對傳統禮制的維護不應簡單地視為一種保守落後的行為。

因為在團結華夏諸國抗禦異族威脅的時候，民族傳統文化的旗幟是維繫人心的精神紐帶，而「禮」文化正是當時華夏文化的核心和典型代表。

同年的秋天，齊桓公盟會諸侯於葵丘，約定： 「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

」強調了華夏各國的團結。

為了規範各國的行為，協調各國的關係，會上共同訂立了盟約。

盟約說： 「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

初命曰：誅不教，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

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

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

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

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

」其中第一項，強調了對傳統宗法制度的維護，區分嫡庶關係。

第二項強調尊賢德，育人才。

第三項重申敬老愛幼、友好待客的美德。

第四項則對士人的任用提出要求，既反對世襲為官，又保護其利益，反對專殺士大夫。

第五項內容主要協調各國間的政治經濟關係，要求各國保障河道的通暢，反對截斷水源或以鄰為壑；保證糧食這一重要物資的正常流通，反對囤積居奇，哄抬物價；並要求在建立新的封邑時要上報天子，便於各國了解政情。

盟約內容的政治部分基本上強調了對傳統秩序的重申維護，藉以突出團結的主題，但也有對新生事物的肯定和認同，如「士無世官」等。

其內容的經濟部分則反映了當時經濟的發展要求打破政治割據的嘗試。

葵丘之會，加強了華夏各國的政治團結，並為建立中原統一的經濟市場做出了努力。

通過葵丘之會，齊桓公的霸業達到了頂峰。

齊桓公的「攘夷」，主要有以下事跡：

首先是抗擊北狄。

顧棟高在《春秋大事表·春秋四裔表敘》中說： 「蓋春秋時戎狄之為中國患甚矣，而狄為最。

諸狄之中，路氏為最。

然狄之強莫熾於閔、僖之世，殘滅邢、衛，侵犯齊、魯。

」北狄是春秋時中原華夏諸國最強大的威脅。

齊桓公二十二年(前664年)，山戎進攻燕國，齊桓公率軍越千里之險，擊退山戎。

燕莊公為表示感激之情，執意越境送桓公入齊境。

桓公說： 「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

我不可以無禮於燕。

」遂分割燕莊公所至齊地予燕國，並囑咐燕莊公復修召公之政，勤於民事，納貢於周。

齊桓公這一義舉，贏得了華夏諸國的尊重與擁戴。

齊桓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62年)冬，赤狄進攻邢國(現河北邢台)，齊國君臣討論救邢。

管仲說： 「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宴安鴆毒，不可懷也。

《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管仲根據華夷之辨，論證了伐狄救邢的必要性，特彆強調了「簡書」也就是中原各國盟約的神聖性，力主救援。

齊國出兵大敗狄師。

二十六年(公元前660年)，赤狄伐衛。

當時衛國的國君衛懿公是個昏君，喜歡養鶴，耗以巨資，而戰士的待遇卻很菲薄。

戰士們士氣低落，揚言讓鶴去打仗，結果是一觸即潰，衛懿公被殺，衛國慘遭滅國之禍。

齊桓公率軍渡過黃河救衛，並將衛國遺民遷往曹邑，為其擁立了新的國君，幫助修建了新的城池。

二十七年(公元前659年)，赤狄再次攻邢，邢國軍民潰敗。

齊國聯合宋國、曹國救邢，再次擊退赤狄。

為了邢國的久安，齊桓公派軍隊護送邢人遷居夷儀(今山東聊城西南)，並幫助他們修築新城，派出軍隊協助戍守。

齊桓公「救邢存衛」的義舉，使邢、衛兩國亡而復生，安居樂業。

史稱「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齊桓公的威望日隆。

在基本遏制了北狄對中原的攻勢後，齊桓公又對南方強楚的勢力加以抑制。

早在齊桓公二十年(公元前666年)，楚國曾以兵車六百乘進攻鄭國，被齊、魯、宋國的聯軍擊退。

但楚國始終保持著對中原各國強大的軍事壓力，使處於齊、楚間的許多小國搖擺於二者之間，給齊桓公的霸業造成阻礙。

齊桓公在其統治後期，加強了對楚國的反擊，通過伐楚，維護了中原霸主的地位。

桓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59年)，楚國藉口鄭國親齊，出兵攻鄭，齊桓公會合宋、魯、鄭、曹等國，商議抗楚之事。

此後，楚國連年攻鄭，鄭不堪重壓，打算向楚國求和。

為此，桓公積極聯絡中原各國尋盟抗楚，聲援鄭國。

桓公三十年(公元前656年)，齊國聯合魯、鄭、宋、陳、衛、許、曹等國征伐楚國的盟國蔡國，蔡軍望風潰逃。

聯軍乘勝進軍楚國，造成大軍壓境之勢。

楚成王見聯軍來勢洶洶，一面親率大軍迎敵，一面遣使試探聯軍的虛實。

楚使者質問桓公為何侵楚?管仲代答以「爾貢苞茅不人，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征。

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如果說譴責楚不入王貢，還多少可以作為口實，而溯及西周時周昭王伐楚而身死於長江，顯然是有些牽強的意思。

所以 楚使者回答說： 「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口氣還是頗為強硬的。

齊桓公見楚不肯屈服，揮師進駐陘(今河南偃城)，企圖迫使楚國臣服。

楚派大夫屈完到聯軍中求和。

桓公邀屈完同車巡視聯軍軍容，想藉以炫耀武力，以迫其就範。

他對屈完說： 「以此眾戰，誰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但屈完卻回答說： 「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 (聯軍)雖眾，無所用之!」屈完抓住齊桓公以道義服天下的自我標榜，聲稱若以道德服人，則和；若以強力相壓，則不惜一戰!齊桓公適可而止，接受了楚國的求和，與楚在召陵訂立了盟約。

召陵之盟，暫時抑制了楚的北進，緩和了中原的形勢，贏得了一段和平發展的時間。

齊桓公在成就了其霸業後，自我感覺日好，他在晚年自我評價說： 「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

諸侯莫違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昔三代受命，有何異以此乎?我欲封泰山，禪梁父。

」儼然以受命之君天下共主自況。

賢相管仲死後，桓公生活日益奢侈，又任用佞幸，國事日非。

桓公四十三年(公元前643年)，病重，近臣易牙、豎刁乘機作亂，五個兒子樹黨爭權，一時齊國大亂。

一代雄主齊桓公竟被活活餓死，屍體60餘天沒人收拾，以至於腐爛生蟲。

但齊桓公在管仲的輔佐下，高舉「尊王攘夷」的旗幟，捍衛了當時先進的中原華夏文化免遭周邊落後的異族文化的破壞，其歷史功績是昭若日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