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毛主席學讀書⑯閱讀與總結經驗|不是經驗少，是思想方法不對頭

「不是經驗少，是思想方法不對頭」

為總結經驗閱讀和寫作，是一回事，能不能在閱讀中總結出正確和有用的經驗教訓，是另一回事。

毛澤東當時是如何在閱讀中總結經驗教訓的，可舉他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讀西洛可夫、愛森堡等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寫的兩段批語為例。

《辯證法唯物論教程》談到俄共歷史上的「少數派」，說他們「不從具體的現實出發，而從空虛的理論的命題出發」「把離開具體發展的死的抽象作為對象，造出了產生任意的主觀的非唯物論的解釋事實的地盤」。

讀至此，毛澤東批註：「說透了李立三主義與軍事冒險主義及保守主義。

」「不從具體的現實出發，而從空虛的理論命題出發，李立三主義和後來的軍事冒險主義與軍事保守主義都犯過此錯誤，不但不是辯證法，而且不是唯物論。

」

這個批註有兩點值得注意。

一是直接點了李立三的名，對博古、李德的批評，則用「後來的軍事冒險主義與軍事保守主義」指稱，原因是中央對第三次「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當時還沒有明確定性。

二是對第三次「左」傾路線的批評，集中在軍事戰略上，這大概與他當時正在撰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有關。

《辯證法唯物論教程》說到資本主義體系和蘇維埃體系之間的矛盾，影響到蘇聯社會主義的發展，但這種影響總是通過蘇聯社會主義內部的矛盾規律曲折反映出來的。

讀至此，毛澤東想到中央蘇區時期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批註說：「『非戰之罪，乃天亡我』的說法是錯誤的。

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敵人的強大是原因，但戰之罪，幹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罪，軍事冒險之罪，是主要原因。

……國民黨能夠破蘇區與紅軍，但必須蘇區與紅軍存在有不能克服的弱點。

若能克服弱點，自己鞏固，則誰也不能破壞。

」

這段批語所針對的，是遵義會議期間，李德、博古等人為他們指揮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辯護時，總是強調敵人強大這一客觀原因，而不注意從自身的戰略失誤和內部政策上找原因。

毛澤東讀《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明顯找到了反駁的哲學理由，即外因總是通過內因起作用。

細讀《辯證法唯物論教程》和《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為毛澤東1937年7、8月間撰寫《矛盾論》和《實踐論》，作了直接準備。

批語中表達的認識，有的直接寫進了這兩本小冊子。

對此，可再分別舉一個例子。

讀《辯證法唯物論教程》，寫有這樣一句批語：「解決不同性質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

」在《矛盾論》中，毛澤東進一步闡發：「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

例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決；殖民地和帝國主義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戰爭的方法去解決；……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嚴格地遵守的一個原則。

教條主義者不遵守這個原則，他們不了解諸種革命情況的區別，因而也不了解應當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種自以為不可改變的公式到處硬套，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將本來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壞。

」

讀《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寫有這樣一句批語：「實踐是真理的標準。

」在《實踐論》中，毛澤東進一步闡發：「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

……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

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

」

通過閱讀收穫的這些理論認識，在今天看來已是常識，在當時，卻是世界觀和方法論上的醒世之言。

聯繫土地革命的曲折經歷來理解，更顯出沉甸甸的歷史分量。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主持編選《毛澤東選集》，在《實踐論》和《矛盾論》的題注中明白表示，寫這兩本哲學小冊子，是為批駁教條主義：「《實踐論》，是為著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去揭露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這些主觀主義的錯誤而寫的。

」《矛盾論》是「為了同一的目的，即為了克服存在於中國共產黨內的嚴重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

」

正是在總結土地革命經驗教訓的過程中，毛澤東深感分析工具的重要。

教條主義者熟悉理論，但不會用於中國實際，說明不是真懂。

土地革命時期屢犯「左」傾錯誤，從哲學上講，就是沒有吃透唯物論和辯證法，導致主觀主義和形上學，不能運用正確的思想方法來分析中國革命的複雜性和特殊性，沒有處理好主觀與客觀、實踐與認識的關係，不能自覺地把實踐作為證明人們的認識是否反映客觀規律的標準。

到陝北後，即使已經在實踐中開始糾正這些錯誤了，但多數幹部對教條主義者生吞活剝馬列詞句，導致中國革命出現嚴重曲折這樣的歷史教訓，依然缺乏認識。

這個背景，使毛澤東當時對土地革命經驗教訓的總結，著重在思想方法上面，由此提出必須解決思想方法這一重大課題。

1937年11月，從蘇聯經新疆回到延安的陳雲見到毛澤東，說教條主義統治中央時自己犯過錯誤，原因是缺少經驗。

毛澤東不同意這個解釋，提出，「不是經驗少，是思想方法不對頭，是思想方法的問題」，並建議陳雲要多讀哲學。

俗話說，打蛇要打七寸，牽牛要牽牛鼻子。

總結土地革命的經驗教訓，一定要找准穴位、抓住要害。

「思想方法不對頭」，就是毛澤東找到的「穴位」和牽出的「牛鼻子」。

稍後讀博古翻譯的史達林《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小冊子，毛澤東在批語中，把他的這個認識成果概括為一句話：

「一切大的政治錯誤沒有不是離開辯證唯物論的」。

（待續，選自《新湘評論》2014年第13期，作者：陳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