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轉折關頭的鄧小平與胡耀邦(下)

在鄧小平等的支持下,胡耀邦組織和領導了規模空前的平反冤假錯案

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打碎的是人們的精神枷鎖,使黨實現了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

然而,在歷史轉折的重大關頭,橫亘在人們面前的還有另一個枷鎖,這就是「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製造的大批冤假錯案。

僅「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全國被立案審查的幹部就有230多萬人。

能否打碎這個枷鎖,為千百萬無辜遭受迫害的幹部平反昭雪,恢復名譽,實現黨的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是粉碎「四人幫」後一項極為迫切的任務,也是廣大幹部群眾最為關切的首要問題。

對於平反冤假錯案,鄧小平和胡耀邦態度都很堅決。

1975年鄧小平在領導全面整頓時,就雷厲風行地領導了平反冤假錯案與落實幹部政策工作。

而胡耀邦在粉碎「四人幫」後不久託人給葉劍英和華國鋒捎口信所提的三條建言中,第二條就是「冤獄一理,人心大喜」。

1977年3月他任中央黨校副校長時,就在中央黨校領導開展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

從1977年夏天起的兩年多時間裡,中央黨校對多年積累下來的163個冤假錯案和1358人(包括當年的學員)的問題進行了複查、平反,並作了善後處理。

這項工作進行得堅決、迅速和徹底,在全黨全國起了示範作用。

胡耀邦積極平反冤假錯案,是與鄧小平等人的領導和堅定支持分不開的。

1977年2月,鄧小平率先批評「兩個凡是」,為平反冤假錯案開始掃除政治障礙。

同年3月14日,尚未復出的鄧小平同剛履新中央黨校副校長、前來看望的胡耀邦談話,就粉碎「四人幫」後應該抓緊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問題交換意見。

胡耀邦回到中央黨校後,立即布置中央黨校的楊逢春、葉揚、陳中等撰寫《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的文章。

這篇文章,胡耀邦字斟句酌地作了很多修改,並和這些同志一起陸續修改了17次才定稿。

文章批評有些管幹部工作的負責人很不得力,呼籲各級組織部門「要敢於衝破阻力,一切強加給幹部的污衊不實之詞一定要推倒,顛倒的幹部路線是非一定要糾正。

」胡耀邦在組織該文時,鄧小平已於7月17日在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上恢復黨政軍職務。

這對胡耀邦是很大的支持。

文章10月7日在《人民日報》發表,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吹響了平反冤假錯案的第一聲號角。

平反冤假錯案,中央組織部是關鍵部門。

其時,中組部部長郭玉峰對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持消極牴觸態度,在他的把持下,中組部變成了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的「官衙門」,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進展得十分緩慢。

有的老同志到中央組織部去申訴冤情,甚至被拒之門外。

中組部的幾位老同志通過人民日報社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反映郭玉峰的問題。

1977年10月17日,鄧小平在報告上批示:「郭玉峰同志的錯誤是不小的,建議調離中組部。

」郭玉峰去職後,葉劍英在一次會議上提出:「喊冤上訪的人這麼多,到哪裡去找一位斷案如神的包公呢?」鄧小平先已知悉一些老同志提名胡耀邦,此時隨即說:「我推薦一個人,胡耀邦,最合適。

」12月10日,中央任命胡耀邦為中央組織部部長。

胡耀邦面對的是一個異常艱難複雜的局面。

12月19日,在中組部全體幹部大會上,他在亮相講話中就以「積案如山,步履維艱」來形容當時的狀況。

他說:「我們每向前邁一步,其艱難程度就如同登喜馬拉雅山。

」但他同時態度堅定地表示:清理和推動這些冤案的解決,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不管如何艱難,我們都要「會當凌絕頂」,把所有的大山都搬掉。

他要求要認真做好來訪接待工作,認真處理群眾來信,努力把黨的組織部門建設成為「黨員之家」、「幹部之家」。

他還提出:今後如有蒙冤挨整的老同志來找我,我都要和他們見面談話,請任何人不要阻攔。

凡是信封上寫有「胡耀邦」三個字的來信,都請及時送給我,如沒有我的同意,任何人不要主動代勞處理,更不能扣壓。

胡耀邦主持平反的第一個冤案是西藏自治區原黨委副書記、西藏軍區副政委王其梅案。

王其梅曾任第二野戰軍18軍53師政委,進軍西藏先遣支隊司令員兼政委,1967年9月被迫害致死。

胡耀邦在鄧小平指示下,當機立斷為王其梅案平反,打開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的突破口。

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其實是一個早有定論的案件。

上世紀30年代初,國民黨反動統治當局先後逮捕了中國共產黨在華北地區從事地下工作的許多重要幹部,把他們關押在北平草嵐子胡同的「北平軍人反省院」。

他們當中有著名共產黨人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趙林、李楚離、廖魯言、徐子榮、胡錫奎、劉錫五、王其梅等。

這些人在獄中成立了黨的組織,和敵人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

1936年,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高潮的形勢下,中共中央北方局為了開展工作,解決缺乏幹部的問題,報請中共中央批准,指示薄一波等61人可以履行敵人規定的手續出獄。

對此,中共中央早已有過結論,沒有當作問題。

但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林彪、康生、江青等人為了篡黨奪權的需要,於1967年3月將薄一波等61人定為「叛徒集團」,將他們批鬥、監禁、扣押或趕出北京。

中央專案組還設立「三六」(即「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專案組進行專案審查。

康生甚至說,這是「永遠翻不了的鐵案鋼案」。

對於「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鄧小平很早就表示異議。

1975年,他在主持中央工作時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過,61人的問題必須解決,把登「反共啟事」的責任歸咎於他們是不公道的。

但由於「四人幫」的阻撓和破壞,這個問題沒有得到解決。

對於平反「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胡耀邦態度非常堅決。

1977年12月31日,他在中組部部務會議上說,應該把王其梅這個問題加以解決,當作審視「三六」大案的突破口。

1978年6月9日,胡耀邦召集中組部干審局幹部,布置複查「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

他堅定地對干審局的同志說:有些人硬扛著「兩個凡是」牌子不放,堅持一錯到底。

我們能不能這樣說,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與處理,不管是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簡單說,就是用「兩個不管」的矛,去對付「兩個凡是」的盾。

在中組部開始對「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等重大錯案進行複查時,遇到了中央專案領導小組的反對。

理由是:這些大案都是毛主席定的,不能翻!不要因為粉碎了「四人幫」,過去定了的案子就要推翻。

1978年5月,中央決定將中央專案機構所管的案件及材料全部移交中央組織部。

但由於「兩個凡是」方針的影響,這項工作被一再拖延。

面對這一情況,胡耀邦決定,即使中央專案組不提供材料,也要複查,不怕困難,從頭做起。

關鍵時刻,鄧小平表示了堅決支持的態度。

1978年6月25日,他在一封關於「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的申訴信上批示:「這個問題總得處理才行。

這也是一個實事求是的問題」。

隨後的7月4日,華國鋒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問題要解決,由中組部進行複查,向中央寫個報告。

」有了中央領導人給的尚方寶劍,中組部開始組織力量,全力投入這個案件的複查工作。

胡耀邦指示,由於此案關係重大,為減少阻力,不宜聲張,必須審慎、細緻,而且要鼓足幹勁,爭取在3個月內複查完畢,寫出複查結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時拿出方案來。

複查組經過5個多月的艱苦努力,於11月20日正式向中央寫了《關於「六十一人案件」的調查報告》,《報告》指出:「根據登『反共啟事』出反省院的問題,定六十一人為叛徒集團,是不正確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謂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是不存在的,是一個大錯案。

」12月16日,也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前夕,中共中央正式向全黨轉發了中央組織部的這個報告,宣布「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的問題全部解決。

一個多月後,廖魯言、徐子榮、胡錫奎、劉錫五、王其梅平反昭雪追悼會在全國政協禮堂隆重舉行。

這個影響重大、案情複雜的大案的昭雪平反,震動了全國,大大加快了糾正冤假錯案的進程。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全國各地大刀闊斧地開展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形成了全黨辦案的高潮。

鄧小平對於這項工作高度重視,始終予以強有力的支持。

1978年12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講話,談到平反冤假錯案時強調指出:「我們的原則是『有錯必糾』。

凡是過去搞錯了的東西,統統應該改正。

有的問題不能夠一下子解決,要放到會後去繼續解決。

但是要儘快實事求是地解決,乾脆利落地解決,不要拖泥帶水。

對過去遺留的問題,應當解決好。

」此後兩年間,鄧小平先後參加了13次追悼會,為53名含冤去世的同志獻了花圈。

◆1980年5月17日,劉少奇同志追悼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

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

這是劉少奇同志追悼大會會場。

胡耀邦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當選為中央紀委第三書記,三中全會後被任命為中央秘書長、中央宣傳部部長,這使他在平反冤假錯案工作中取得了更大發言權。

隨著平反工作的層層展開,我黨歷史上的最大冤案劉少奇一案提上了日程。

劉少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文革」中被錯誤打倒,於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開封含冤去世。

劉少奇被打倒後,因此而錯受刑事處分的就有2.8萬餘人,其他受批鬥、隔離、關押的更是不計其數。

1978年12月24日,一封要求為劉少奇平反的人民來信送到了鄧小平手中。

鄧小平立即批示:「政治局各同志閱,中組部研究。

」在這之前類似的信件也有,但沒有得到重視。

鄧小平的這一批示,把重新考慮劉少奇案的問題提到了中央政治局。

此後不久,鄧小平又批示中央紀委研究。

據1979年2月22日中央紀委書記辦公會議紀要記載:「中紀委辦公會議決議:劉少奇問題,群眾來信要求予以平反,小平同志要中紀委研究。

這兩人的問題(按:另一個人指瞿秋白)如何研究,另定。

」1979年2月5日,時任國家地質總局局長孫大光致信胡耀邦並黨中央,建議重新審議劉少奇一案。

2月23日,陳雲作出關鍵性批示:「中央常委各同志已傳閱完畢,中央辦公廳應正式通知中組部、中紀委合作查清劉少奇一案。

」

在鄧小平、陳雲批示前,胡耀邦已就劉少奇平反問題做了一些準備工作。

早在1977年他領導中央黨校在起草《關於研究第九、十、十一次路線鬥爭的若干問題》時,就把劉少奇的「叛徒、內奸、工賊」三頂帽子去掉,並且預見到「這份材料發下去,意見分歧,可能發生在對劉少奇的錯誤這個問題上,不過不要緊,議論紛紛有好處嘛!」胡耀邦就是要引導來自全國各地的高中級幹部學員對劉少奇的問題「議論紛紛」,重新思考。

1978年12月28日,他到中央黨校向第二期學員傳達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時說:「有同志講,劉少奇那個『叛徒、內奸、工賊』算數不算數?這我還講不清楚,因為我沒有看材料,我估計不可靠,大體上不可靠。

」通過這種方式巧妙地把要為劉少奇複查平反的信息透露給來自全國各地的高中級幹部。

此前的1978年11月,在《關於「六十一人案件」的調查報告》寫出不久,胡耀邦就問中組部干審局的賈素萍:「六十一人」的問題終於搞清楚了,你們認為劉少奇的問題怎麼樣?賈素萍立即回答說:這更純粹是個大冤案!胡耀邦說:那好,你們寫個材料來我看看。

1979年1月,賈素萍等人給胡耀邦送去他們經過調查寫成的《關於劉少奇同志問題的調查報告》。

胡耀邦多次與賈素萍等商量修改,改好後由他報送中央,建議為劉少奇平反。

同年1月下旬,胡耀邦在家中接待王光美和劉源、劉婷時說:「少奇同志的案子是黨的歷史上最大的冤案,這個案子是一定要平反的。

我們複查不能像『四人幫』那樣,隨心所欲想怎麼說就怎麼說,要逐一逐條地反駁,還少奇同志以清白。

」聽了胡耀邦的話,王光美和子女都激動得流淚了。

1979年3月,中央正式決定由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合作查清劉少奇一案。

4月18日,劉少奇案件複查組成立。

胡耀邦直接領導了複查工作。

複查組經過10個月周密的調查研究,反覆核對各種材料,用可靠的事實逐條否定了強加給劉少奇的罪名。

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一致通過《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

劉少奇冤案的解決,對全國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是一個巨大的推動。

經過全黨上下的共同努力,到1982年底,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基本完成。

全國平反、糾正了約300萬名幹部的冤假錯案。

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凝聚和鼓舞了人心,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實現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迎來改革開放的春天,奠定了組織基礎。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由鄧小平和胡耀邦「主持起草的」

要實現歷史轉折,還必須對「左」傾錯誤的理論和實踐進行全面清理。

這不能不涉及到一系列理論是非、路線是非、政治是非的撥亂反正,不能不涉及到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不能不涉及到毛澤東晚年的錯誤。

這勢必要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進行全面總結。

1979年9月29日,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大會講話結束後,全面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經驗的時機漸趨成熟。

黨中央審時度勢,作出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簡稱《歷史決議》)這一重大決策。

《歷史決議》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領導下,由鄧小平、胡耀邦主持進行的。

起草小組主要由胡喬木負責。

起草工作歷時20個月,較大的修改共9稿。

關於鄧小平的貢獻,《鄧小平文選》第2卷《對起草lt;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gt;的意見》一文的題鑒說:「從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鄧小平同志多次談過對決議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見。

」據權威人士統計,鄧小平就《歷史決議》的起草問題共進行過13次專門的重要談話和講話。

這些談話內容包括確定《歷史決議》總原則。

比如,1980年3月19日,鄧小平在同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時說:起草歷史決議的中心意思應該是三條:第一,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

這是最核心的一條。

第二,對建國三十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

第三,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

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還是第一條。

鄧小平的貢獻還包括設計結構、判斷是非、修改文字等。

比如,1980年6月27日他提出:「決議草稿看了一遍。

不行,要重新來。

」同年10月25日他提出:「決議討論稿的篇幅還是太長,要壓縮。

」1981年3月18日,他提出:「決議稿的輪廓可以定下來了。

」

◆1981年6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講話。

這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統一了全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

胡耀邦1980年2月在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當選為黨中央總書記,同年12月起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會的工作(1981年6月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

對《歷史決議》的起草和修改,傾注了大量心血。

關於他在起草《歷史決議》中的貢獻,現有資料公布的雖然不是很多,但也有些反映。

一是,1981年3月18日,鄧小平在同《歷史決議》起草小組負責人鄧力群、吳冷西談話時說:「胡耀邦同志主張決議稿寫出後多聽聽老幹部、政治家,包括黃克誠、李維漢等同志的意見,這很對,我贊成。

」二是,1981年3月26日,鄧小平在同鄧力群談話時說:「前天我去看望陳雲同志。

陳雲同志對修改決議稿又提了兩條意見。

一是專門加一篇話,講講解放前黨的歷史,寫黨的六十年。

」「二是建議中央提倡學習,主要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重點是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哲學著作。

」鄧小平隨後指示:「這些意見,請你報告胡耀邦同志。

歷史決議中關於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貢獻,要寫得更豐富,更充實。

結束語中也要加上提倡學習的意思。

」「這些意見,請你報告胡耀邦同志。

」說明胡耀邦在決議起草工作中第一線的組織領導作用。

梳理鄧小平與胡耀邦在《歷史決議》形成過程中簡要大事記,亦可見兩人密切合作關係。

1979年10月,鄧小平、胡耀邦召集姚依林、鄧力群商討成立起草小組,決定以葉劍英國慶30周年講話起草班子為基礎,確定由胡喬木負責。

1980年2月20日,起草小組將決議提綱(草稿)報送鄧小平、胡耀邦審閱。

3月19日,鄧小平對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對決議提綱(草稿)的意見。

4月1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歷史決議總體結構框架的設想和對毛澤東的評價問題。

5月23日,起草小組改出決議提綱草稿。

隨後寫出決議草稿,送鄧小平、胡耀邦等審閱。

6月9日上午,鄧小平在住地同胡耀邦、胡喬木談歷史決議稿的修改問題,商定將「毛澤東晚年思想」改為「毛澤東晚年的錯誤」。

6月27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趙紫陽、胡喬木、姚依林、鄧力群談對歷史決議稿的意見。

7月3日,胡耀邦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根據鄧小平的意見討論決議起草中的中心問題——正確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是非和牢固樹立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關鍵是要把毛澤東晚年錯誤思想同毛澤東思想區別開來。

10月10日下午,鄧小平在住地同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商議在準備提交黨內四千人討論的歷史決議稿中是否增加粉碎「四人幫」後的4年這段歷史的內容。

1981年2月17日,胡耀邦在起草小組人員會議上提出,決議可考慮改變一種寫法,著重聯繫歷史經驗,寫當前的任務和今後的做法。

根據胡耀邦的意見,有關人員將決議的題目擬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分九部分。

3月30日,胡耀邦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決議的修改和討論情況,確定:胡喬木領導起草小組抓緊修改,爭取4月中旬修改出來,4月下旬提交中央政治局討論。

現在的稿子先發政治局、書記處同志和一些老同志,在40人左右的範圍內看看,由起草小組派人聽取意見。

5月15日,鄧小平在住地同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吳冷西、胡繩再談歷史決議稿的修改問題。

6月13日,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原則通過決議(草案),決定提交十一屆六中全會審議。

6月2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各小組召集人舉行碰頭會,商討根據大家意見對決議草案進行怎樣修改的問題。

鄧小平、陳雲、胡耀邦都發表了重要意見。

最後決定起草小組吸取大家的意見再行修改,委託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同志定稿。

6月26日,起草小組根據全會預備會議各組討論意見和中央黨政軍機關高級幹部的修改意見和建議,改出決議(草案)修改稿。

鄧小平、胡耀邦等又加以推敲和審改。

6月27日至29日,十一屆六中全會召開,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會議公報指出:「《決議》的通過和發表,對於統一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認識,同心同德地為實現新的歷史任務而奮鬥,必將產生偉大的深遠的影響。

」

6月29日,在十一屆六中全會閉幕會上,胡耀邦和鄧小平在講話中都提到了剛剛通過的《歷史決議》。

胡耀邦說:「為了做出這次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我們又花了巨大的精力。

花費這些精力,是值得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全黨和全國人民將愈來愈信服,我們這樣做,是非常正確的。

」「我相信,歷史決議的公布,黨內黨外的絕大多數,是會熱烈擁護的。

」考慮到《歷史決議》可能帶來的不同意見,因而胡耀邦在講話中說:「但也有人,對其中的一些看法、說法感到不理解,會提出這樣那樣的問題。

對此,我的意見,不必過於著急。

要採用通常的學習討論辦法,逐步地加以解決。

時間可能要一年左右。

採取這樣的辦法,不但比較穩妥,而且可以大大提高人們的思想水平。

」

鄧小平說,《歷史決議》,「真正是達到了我們原來的要求。

這對我們統一黨內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

當然,胡耀邦同志說,統一思想還要一年的工作,但是,今後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來說,要在這個統一的口徑下來講話。

思想不通,組織服從。

相信這個決議能夠經得住歷史考驗。

」「我們相信,這個重大的決策,重大的選擇,是正確的。

」

《歷史決議》的通過,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

合眾國際社報導說,《決議》表明,中國最高領導人終於對過去取得了一致的看法,現在可以把注意力轉向未來了。

1975年至1982年,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重大歷史關頭。

鄧小平與胡耀邦挺立時代潮頭,在這一時期既密切合作,又各自發揮了重大作用。

本文選取的只是其中的幾個精彩片段。

正是由於他們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的披荊斬棘,奮力開拓,才使當代中國歷史呈現出嶄新的面貌。

(2016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