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虹:我所知道的胡喬木與鄧力群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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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到胡喬木處任秘書時同鄧力群相識的。
當時他是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後來任書記處研究室主任、中宣部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
由於喬木同志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先後作為黨中央副秘書長、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一直分管思想理論戰線和中央文件的起草,他們之間工作往來很多,我和力群同志也逐漸熟悉起來。
1987年黨的十三大以後,胡喬木和鄧力群都退出第一線,到中顧委分別擔任常委和委員。
此時我在中顧委已工作三年,作為中顧委的副秘書長,繼續為他們服務。
1992年黨的十四大後中顧委撤銷,喬木同志也於同年9月病逝。
兩年後,中央批准成立《胡喬木傳》編寫組,鄧力群任組長。
我也於2000年參加了編寫組,直到2015年初鄧力群去世。
所以,我同力群同志的接觸可分為三段:在喬木處五年,在中顧委五年,在編寫組十五年。
尤其是後兩段,力群同志工作不像以前那麼忙,我每隔一段時間都要去看望他,同他聊卿天。
我很佩服力群同志超常的記憶力,幾十年前的事情,記得清清楚楚。
他給我講了早年與喬木同志交往的故事,加上後來我多年為他們工作服務的切身體會,使我深深感受到這兩位老前輩在毛主席、鄧小平兩代領導人的指導下,密切合作,竭盡全力,為黨為國為民做出了很大貢獻,並在志同道合的基礎上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下面記述的只是我所了解的片斷回憶。
因文字工作而結緣
1943年初,他們相識於延安。
當時喬木是毛主席的秘書,力群在毛主席另一位秘書陳伯達領導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是研究室整風領導小組的成員之一。
在整風運動中,力群同志針對當時整風學習中聯繫實際、聯繫自己不夠的現象,寫了一篇《把箭射向自己》的大字報,檢查自己的學風問題。
這張大字報當時影響較大。
大概陳伯達把這個情況匯報給毛主席,喬木同志特地去找鄧力群把稿子要去,並把稿子的標題改為《我來照照鏡子—學習散記中的幾個片斷》,推薦給《解放日報》發表。
這是力群同志在延安時期發表的第一篇文章。
文章發表後,引起中央領導同志注意,隨後他被吸收為總學委巡視團成員之一。
1953年秋,劉少奇把鄧力群調到身邊,只做文字工作,不給秘書名義。
從此以後,他和胡喬木的交往合作就多了。
他們共同參與八大文件的起草,共同受毛主席委派於20世紀60年代初去南方調查人民公社情況和公共食堂問題,共同起草「六十條」(《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
鄧力群說,在起草文件的過程中,他只是胡喬木和陳伯達的助手,從他們那裡學到了不少東西。
他舉例說,1953年12月下旬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揭露高崗、饒漱石的問題,會後毛主席要劉少奇負責起草一個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提交黨的七屆四中全會討論。
少奇同志要力群起草初稿。
他費了很大的力氣寫了1.2萬字的稿子,毛主席看後說不能用,要胡喬木改寫。
力群看了喬木的改寫稿,發現喬木在改寫稿里只用了他幾十個字,等於重新寫過。
這件事使他深有感觸,對喬木同志非常佩服。
鄧力群在談到起草八大會議文件時說:劉少奇布置陳伯達負責起草八大政治報告,胡喬木負責起草修改黨章的報告。
於是陳伯達把田家英、何均和鄧力群找去給他幫忙。
搞了一個多月,寫出一個初稿,劉少奇轉給喬木同志,讓他提意見。
喬木看後說:這不是一個政治報告,而是個學術報告。
少奇說:你說不像政治報告,那好,你來起草一個吧。
喬木正在犯愁的時候,毛主席聽取黨中央、國務院35個部門關於財經方面的匯報後,發表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
劉少奇聽後很高興,當晚就把陳伯達、胡喬木、鄧力群找去,說以「十大關係」為主線修改八大報告。
主要由胡喬木負責,陳伯達也參加。
很快,政治報告就完成了。
鄧力群還把胡喬木與陳伯達起草文件的方法作了比較。
他說:且不說陳伯達的人品,僅就工作方法來說,陳伯達接受任務之後,先要寫作班子看材料,寫初稿。
不行,就再來;還不行,又再來。
怎麼不行,他也不講。
到最後,他覺得有點基礎了,就一邊談,一邊改。
由他口述,我們筆錄。
就這樣反反覆復,直到磨到他滿意為止。
喬木同志與他相反。
他要你幫他做事,一開始就和你講清楚是什麼題目,要講哪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講什麼,第二個問題講什麼,把文章的要點給你講一遍。
你根據這個要點起草,交給他之後,他再也不找你了。
要改,要重寫,都是他自己幹了。
鄧力群說,通過協助他們兩個人起草八大文件,確實收穫不小,使他懂得了怎樣為中央起草文件,知道要經過什麼過程,注意什麼問題。
這為他以後為中央做事,打下了一個好的基礎。
八大以後,鄧力群和胡喬木又有過多次合作,如協助喬木起草八大二次會議報告稿、根據喬木同志的意見重新整理毛主席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和批註等。
通過合作和接觸,胡喬木和鄧力群對彼此的品德和能力加深了了解。
1974年鄧小平復出後,對軍委和國務院系統的工作進行全面整頓,國家政治、經濟形勢出現由亂而治的景象,深得民心。
但由於「四人幫」的干擾,阻力很大。
尤其是在「四人幫」把持的理論宣傳領域問題成堆,迫切需要重新組建一個寫作、參謀班子。
為此,小平同志於1975年6月間約胡喬木商組一個政治研究室,直屬國務院,由鄧小平直接領導。
其意圖十分明顯,就是要通過研究室撰寫重要文章,與「四人幫」對決。
研究室由胡喬木負總責,負責人中原來只有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復、于光遠、李鑫六人,後經胡喬木提議,鄧小平同意加上鄧力群。
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裡,研究室協助鄧小平做了大量工作,如編輯《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重新整理毛主席《論十大關係》文稿;通過寫文章和向毛主席轉信、報送材料等方式推動文藝方面的調整,解決《創業》《海霞》影片的上映和一批文藝作品的出版問題。
尤其是修改和撰寫《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簡稱《論總綱》)《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工業二十條」)三個著名文件,從理論到具體的方針政策等方面對增強全面整頓的深度、廣度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此期間,鄧力群協助胡喬木做了許多事情,沒有辜負鄧小平的重託。
患難與共的摯友
1975年11月開始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由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劉冰等人兩次寫給毛主席的信引發的。
這一年的8月13日、10月13日,劉冰等人兩次聯名寫信給鄧小平轉毛主席,揭發遲群(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革委會主任)、謝靜宜(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兼革委會副主任)在工作作風、群眾關係等方面的嚴重問題,並由胡喬木送給鄧小平,鄧小平再轉毛主席。
卻沒想到這兩封信引起毛澤東極大的不快。
10月19日晚,毛主席在談話中說:「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
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
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
」「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
那麼告訴小平注意,不要上當。
小平偏袒劉冰。
」11月24日,中共中央召開打招呼會議,宣讀由毛主席審閱批准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
之後,「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逐步擴大到全國。
研究室傳達完打招呼會議後,李鑫帶頭對胡喬木發起攻擊,指責胡喬木參加《毛澤東選集》編委會搶了他的權,說胡喬木「對毛主席的階級鬥爭理論一竅不通」,甚至出粗口罵胡喬木「是什麼玩意兒」。
也有幾個人跟著李鑫的調子說話。
1976年2月7日,研究室的造反派農偉雄給姚文元寫了一封告狀信,揭發胡喬木和政研室的「問題」。
隨後,他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不久,中央召開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通知農偉雄和胡喬木參加。
散會時,江青、姚文元同農偉雄握手,說:你的信寫得很好,應該把運動搞起來。
又說:你的任務就是搞揭發。
從此,「四人幫」通過農偉雄掌握了研究室的領導權。
農偉雄和李鑫等人有江青、姚文元的支持,對胡喬木的批判又進一步升級,他們搞了七次批判高潮,一次比一次厲害。
據鄧力群講,他們確定犯嚴重錯誤的有三個人:胡喬木、鄧力群、于光遠。
最主要的是胡喬木,其次是鄧力群。
對胡喬木,主要是要他交代和鄧小平接觸過多少次,每次都議論了什麼;「三株大毒草」(《論總綱》、「工業二十條」、《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是怎樣「炮製」出來的,鄧小平有什麼「黑指示」。
與此同時,「四人幫」又在報刊上製造輿論,羅織罪名,誣衊國務院政研室是「鄧記謠言公司」「右傾翻案風的黑風口」「繼舊中宣部後又一個閻王殿」。
攻擊胡喬木等研究室負責人是「鄧小平的謀臣」「鄧記班子中的『理論家』」,等等。
胡喬木承受著裡應外合、內外夾攻的壓力,非常痛苦,思想鬥爭也非常激烈。
造反派勒令他交代鄧小平每次都議論什麼。
一點不說吧,反映上去毛主席不滿意;照實說吧,鄧小平無疑遭受更大的打擊。
於是,他採取的策略是重點交代自己的「錯誤認識」,涉及鄧小平的,則主要講一些不痛不癢、無關緊要的事。
本著這個原則,胡喬木於3月2日寫了一份揭發材料直接送毛主席,毛主席閱後批:「送政研室一份,交喬木同志。
」可是造反派和幾位老同志看了他的揭發材料後不滿意,在批判會上都說他不老實,揭發材料避重就輕,說小不說大,說明不說暗,說虛不說實。
自「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開始,面對一些無理指責和批判,胡喬木怎麼也想不通。
有一次開批判會,別人都走了,只剩胡喬木和鄧力群。
胡喬木對鄧力群說,想不到啊,過去多年的老朋友,遇到現在這種局面,就這樣對我。
鄧力群說了些安慰的話。
從此以後,直到「反擊右傾翻案風」收場,胡喬木有什麼苦衷都向鄧力群傾訴。
鄧力群說:有段時間,喬木同志情緒很壞,身體也不好。
我總是勸他,安慰他。
我這個人,在人家困難的時候,總要幫人家一下。
這時我下了一個決心,凡是同我有關的事情,絕不要給朋友找麻煩,我能擔起來的都擔起來,給朋友減輕一點壓力。
(作者是胡喬木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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