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蘇舜欽公款吃喝毀了前程

北宋蘇舜欽公款吃喝毀了前程

文/晏建懷

    北宋慶曆年間，發生了一個震驚朝野的事件，事件的起因很簡單，緣於一次同僚聚飲、文人雅集。

    京城汴梁有個習俗，就是每年春秋兩季都會舉行「賽神會」，無非是拜神謁祖、敬香祈福。

每當這天，京城大街小巷往往人煙輳集、熱鬧非凡，那些六部衙門裡的大小官吏，也會利用這個節日，把平日裡一些拆開的信封、廢舊的紙張集中賣掉，換點錢，你幾錢，他幾兩，大家湊分子，點菜沽酒，開懷暢飲一番。

慶曆四年（1044年）秋，剛剛出任進奏院提舉不久的蘇舜欽，就牽頭組織了一次這樣的聚會。

    蘇舜欽（1008—1048年），字子美，祖父蘇易簡，曾經任參知政事，父親蘇耆，曾任工部郎中，岳父杜衍還是當朝宰相，可謂世家望族出身。

雖為貴公子，但蘇舜欽沒有沉迷膚淺的享樂，而是志存高遠、苦讀詩書。

十多歲時，作為名門之後，他被朝廷蔭補為太廟齋郎，任滎陽（今河南滎陽市）縣尉。

然而，靠上輩人的陰德而坐享其成，這既不符合他的理想，也不符合他的性格。

不久，他參加科舉考試，憑真才實學高中進士，改任光祿寺主簿、長垣（今河南長垣縣）知縣。

    蘇舜欽有才氣，有識見，也有個性。

他「詩書雙絕」，其詩豪邁高遠、熱情奔放，文壇領袖歐陽修對他十分賞識，曾把他與大詩人梅堯臣合稱為「蘇梅」；他的書法也別具一格，常常「落筆爭為人所傳」，與當時著名書法家周越齊名。

只是，蘇舜飲並不以此為榮，他曾說：「吾不幸寫字為人比周越，作詩為人比梅堯臣」（魏泰《東軒筆錄》），認為別人對自己的評價太低，頗見性格中自負的一面。

    蘇舜欽任職的進奏院，是朝廷一個上情下達的機構，負責官方的信息溝通和公文傳遞。

這樣一個文件資料成堆的地方，廢紙啦、廢信封啦、廢資料啦，肯定多了去了，蘇舜欽因此吃喝不愁。

於是，這個秋季的賽神會，他便主動做東，邀請了一些象他一樣傲世輕物的同僚和才高八斗的文人，商量好以賣廢紙的錢會餐。

為了避嫌，他還主動掏腰包，自己出錢十貫（相當於十兩銀子），同時要求朋友們也象徵性的出點錢。

被邀請的人包括王洙、於約、王益柔、梅堯臣等十數位滿腹經綸的青年才俊。

蘇舜欽之所以主動邀請他們，無非政見趨同、性情相近，大家在一起吹牛也好、瞎掰也好，誰也不見外，不生分，無所顧忌。

他們邊喝酒，邊吟詩，臧否人物，議論時政，酣暢淋漓，激情澎湃。

喝到高潮，他們又乘興喚來兩名歌妓助興，那真是「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樂聲、歌聲不絕於耳，飲酒、吟詩通宵達旦。

    彼時，文人聚會，是雅事，人人嚮往之，尤其是那種徘徊於邊緣的同僚，更希望在這種聚會中露露臉，博得高雅之名。

太子中書舍人李定曾向蘇舜欽示意，表示想參加這次盛會。

蘇舜欽平時與李定就不投緣，何況李定又是靠蔭補入仕的，更為他所鄙薄。

因此，蘇舜欽回答說：「樂中既無箏、琶、篳、笛，坐上安有國、舍、虞、比」（洪邁《容齋隨筆》），意思是我們下級一起喝悶酒，怎麼好邀請您這樣大的領導屈尊呢？綿里藏針，高調拒絕，讓李定碰了一鼻子灰。

    如果蘇舜欽找個別的理由拒絕，李定也許不會去較真，但蘇舜欽酸中帶譏、話中有話，不但把他排除在雅士清流之外，還明顯帶有侮辱之意，讓他不禁怒火中燒，久久不能平復。

既然你不仁，我就不義了。

李定設法打聽到聚飲的詳細情況，再無中生有、添油加醋，把當日的場景描繪得不堪入耳，到處散布。

於是，京城內外，對蘇舜欽等人的流言蜚語，一時甚囂塵上。

    這事很快就傳到了王拱辰耳朵里，他是御史中丞，其職責就是糾察百官，肅正綱紀，出了這麼一件公款吃喝、傷風敗俗之事，豈能坐視不管？加上蘇舜欽是「慶曆新政」主將范仲淹極力薦舉的，又是改革支持者杜衍的乘龍快婿，而王拱辰對於「慶曆新政」激進的改革措施十分反對，雖然當時范仲淹、歐陽修等改革中堅都被謫貶放逐，但餘波未平、餘音未了，正好利用這一機會再次肅清。

他打聽到當時那班文人小吏不僅召妓，而且殿中丞、集賢院校理王益柔還在酒會上作《傲歌》一首，中有「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的句子，簡直是「大不敬」，便鼓動劉元瑜等一班御史，組織材料，羅織罪名，一下告到了宋仁宗那裡，致使雷霆震怒，最後以「監主自盜」的罪名，將蘇舜欽削籍為民。

心比天高的蘇舜欽自取其咎，一腔報國熱情從此付諸東流。

然而，他的自毀前程，是因為一次平時誰也不會在意的公款吃喝，卻頗出人意料之外。

    用賣廢紙的錢吃吃喝喝，在當時京城各衙門實在是再也尋常不過的事情，就象現在的機關單位你請我、我請你一樣，都是公務來往、工作需要嘛，誰又因為公款吃喝丟官離職了？就象現在按規定不能公車私用，但無論工作日還是節假日，公車奔於私途的照樣多如牛毛，誰又因公車私用削職為民了？其實，蘇舜欽的獲罪，根源不在吃喝，也不僅僅因為政治鬥爭，關鍵在性格。

恃才傲物是文人的通病，加上好出奇言、好作怪論、好以天下為己任，便近乎天真了。

宋仁宗天聖年間，玉清昭應宮被焚毀於火災，年僅21歲的蘇舜欽向宋仁宗上書言事，開篇便是：「烈士不避斧鉞而進諫，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是以懷策者必吐上前，蓄冤者無至腹誹……」自詡「烈士」，威逼皇帝，言下之意，聽我的諫言就是納忠明君，不聽則是無道昏君，這樣的言語出自一位官僚世家子弟的口中，不僅天真，而且幼稚。

    文人講究個性、心靈、率真，而政治講究利益、妥協、奸詐，這是兩個方向，兩條道路，永遠也不可能並軌的，以文人的「天真」去較真政治的「奸詐」，就象安徒生童話里的那個說皇帝「什麼衣服也沒有穿」的孩子，是遲早要栽跟頭的，即便蘇舜欽今天不因公款吃喝而罷官，明天也還會因為某些不當言論而削籍，其結局是註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