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如何治理公款吃喝的

李樹友

自中央八項規定公布以來，反腐力度越來越大，公款吃喝風基本上得到了遏制，但仍然有一些人冒天下之大不韙，頂風作案，結果因繼續公款吃喝而受到黨紀政紀的處理。

此時，重溫一下歷史，看一看宋朝是如何治理公款吃喝的，仍然具有借鑑和警示意義。

公務招待憑「券食」公款吃喝遭彈劾

公款吃喝風的危害，輕則浪費公帑，重則腐化整個官場風氣，所以歷代王朝都想剎住官員揮霍無度的公款吃喝習氣。

就制度建設而言，宋朝對公款吃喝的管理是歷代中最為完善、合理的。

首先，宋朝的財政會撥給地方官一筆「公用錢」，即用於公務接待的特別費。

但是，公款招待必須按照法定的規格、標準。

這方面宋朝訂立了非常周密的規章制度，凡官員出差公幹、下基層考察，均有政府發給「券食」，憑券供給飲食，「依條計日支給人吏券食」。

「券食」的費用到年終由各州的常平主管官統一結算，上報戶部審計。

如果發現「有過數取予及違戾者，並重置典憲」，即超標、違規的公費接待，以重典處置。

不過，有完備的制度是一回事，制度能否得到執行則是另一回事。

應該說，在宋朝的政治清明時期，官員如果大搞公款吃喝，一旦被台諫官發現，立即就會受到彈劾，罪輕者降職丟官，罪重者領受刑責。

如知靜江府的張孝祥曾因為「專事游宴」，被台諫官彈劾而罷官。

知嘉州的陸遊也因「燕飲頹放」而受到撤職處分。

發生在北宋慶曆四年（1044年）的進奏院聚宴案，也導致著名的大才子蘇舜欽被削職為民。

「進奏院聚宴案」始末 蘇舜欽被削職為民。

宋朝的進奏院有點類似現在的「駐京辦」，負責將朝廷的文書印成報紙，轉發給地方政府。

蘇舜欽當時經副宰相范仲淹提拔，以「集賢校理官」的身份「提舉進奏院」，即主持進奏院的工作。

另一位宰相杜衍也很賞識蘇舜欽的才幹，乾脆將女兒嫁給他。

大家都看好蘇舜欽，認為他大有發展前途，是一支「績優股」。

宋朝京師有一個慣例，「每年春秋賽神，各以本司余物貿易以具酒食，至其時吏史列坐，合樂終日」。

即每到春秋兩季的賽神節，京城各單位都會將積下來的多餘物資賣掉，換成酒食錢，大夥痛快吃喝一場（類似現在機關單位賣報紙後小酌）。

大概朝廷對這個慣例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是你不能太過火，不能造成不良影響。

慶曆四年的秋季賽神會，蘇舜欽便依照慣例將進奏院的舊報紙賣了換錢，然後召集了一幫同僚與文友，到酒樓吃喝玩樂。

因為預計賣報紙所得的公款不足消費，大家又湊份子補足，蘇舜欽自己掏了十貫錢助席，其他「預會之客，亦醵金有差」，換成現在的話，即AA制。

酒酣耳熱之際，還叫了幾名優伶、官妓陪酒助興。

俗話說，樹大招風，樂極生悲。

誰讓你蘇舜欽搞得排場這麼大，活該你倒霉。

恰好有個叫李定的官員知道進奏院大辦宴席，也想參加。

但蘇舜欽瞧不起這個人，不但當場拒絕，還將他嘲笑了一番。

李定懷恨在心，便託人探聽蘇舜欽聚飲的詳情，再添油加醋描繪出來，到處散布，「遂騰謗於都下」。

消息很快就傳到御史中丞王拱辰的耳朵里。

王拱辰在歷史上名氣並不大，不過他有個曾外孫女——大名鼎鼎的李清照。

從而，使他的名氣也大了許多。

不過，他的御史中丞身份也不可小覷，相當於議長，有監察、糾察百官且繩以法紀的權利；他又是前宰相呂夷簡的同情者，慶曆四年朝廷正在推行由范仲淹主持的新政，而呂夷簡則是新政的反對者，朝中分成兩個派系，暗中較量。

現在新政陣營中的蘇舜欽鬧出「預妓樂宴會」的醜聞，正好給反對派王拱辰抓到了把柄。

王拱辰便聯合其他御史，以蘇舜欽濫用公款、召妓宴樂為由，對蘇舜欽等人提出彈劾案，指控蘇舜欽已經構成「監主自盜」罪。

按照宋朝的法律，官員如果在公務接待之外「預妓樂宴會」，要處以「杖八十」乃至「徒二年」的刑責。

官員私召官妓也是犯法的，宋朝有不少官員就因為與官妓游宴、雜坐而被貶黜。

「監主自盜」更是重罪，最高刑罰可以是死刑。

不過宋朝很少以極刑對待士大夫，最後蘇舜欽被「削籍為民」。

一個大有前途的政治新秀從此結束了政治生命，參與進奏院聚飲的其他人，也「皆斥逐」。

對這個嚴厲的處罰結果，蘇舜欽自然是憤憤不平的，他在致朋友歐陽修的書信上大發牢騷：進奏院賣舊報紙換錢聚飲，歷年都這麼做，況且這也是京城各個單位的慣例，為什麼單單要處理我？就算對我「私貸官物」論罪，也不過是杖九十，「其法甚輕」。

現在以重罪削了我官籍，「（蘇）舜欽雖不足惜，為國計者豈不惜法乎」？歐陽修也為蘇舜欽鳴不平：「嗟我子美（蘇舜欽字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

」不過我們平心而論，蘇舜欽也談不上受冤枉，至少其公款吃喝、召妓作樂的責任是推脫不了的。

蘇舜欽還在信中提起另一起「公款吃喝案」，大概想反襯自己遭遇到人情涼薄：「近者葛宗古、滕宗諒、張亢，所用官錢鉅萬，復有人己。

范公橫身當之，皆得未減，非范公私此三人，與朝廷大體，所補多矣。

」這裡說的是滕宗諒濫用「公用錢」的事情。

滕子京濫用「公用錢」 「復還岳州」重修岳陽樓

滕宗諒，即滕子京，著名的岳陽樓就是他重新修建的，他的好朋友范仲淹還給他寫了一篇《岳陽樓記》，千古傳誦。

滕子京為人豪爽、好客，他知涇州時，「費公錢16萬貫」，除了用於宴樂，還「犒齎諸部屬羌，又間以饋遺游士牧人」。

「公錢」即「公用錢」，是財政撥給地方官員自由支配的特別費用，「用盡續給，不限年月」，但長官也不能亂花這筆錢，需用於公務接待，用時也需要副職同意，且計入公帳。

滕子京並沒有以公用錢中飽私囊。

再說，滕子京也不是貪官，《宋史·滕宗諒傳》稱它「尚氣，倜儻自任，好施與，及卒，無餘財」。

但他涉嫌「挪用公款」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所以毫無例外地被御史彈劾了，罪名之一便是「盜用公用錢」。

時為慶曆三年（1043年），「蘇舜欽案」前一年。

宋仁宗派人調查，滕子京「恐連逮者眾，因焚其籍以滅姓名」，竟然將冒領「公用費」的帳簿燒掉了。

完全是哥們義氣之舉。

如何處置這宗案子，朝中出現兩種意見。

宰相杜衍主張嚴查，「欲深罪滕宗諒」；范仲淹則「力救之「，說：「如宗諒顯有欺隱人己乖違大過，臣甘與宗諒同行貶黜。

」大概是范仲淹的辯護起了作用，滕宗諒「止降一官，知虢州」。

不過，御史中丞王拱臣認為這個處理太輕了，「論奏不已」，甚至以辭官相挾；如果不嚴加處罰，我就辭職不幹了。

最後，滕子京「復還岳州」，即貶到荊楚南蠻之處。

岳陽樓正是滕子京在岳州任上重修的，無獨有偶，蘇舜欽被罷官後，也在蘇州修建了一座滄浪亭，並寫下一篇很有名的《滄浪亭記》。

在官官相護的政治生態中，蘇舜欽公款吃喝這點事完全不至於丟官，甚至被調查的風險也不會有，要知道蘇舜欽並非沒有後台，而是後台很硬。

但宋朝的政治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大體上能保持平衡性與競爭性，首先是政府與台諫的二權分立，台諫完全獨立於政府，台諫官有點像現代議會政治中的議員。

宋人說：「本朝諫官之盛，古未有也。

」這不是吹大話，至少在宋仁宗朝，台諫「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

在咄咄逼人的台諫官之前，身為宰相的范仲淹與杜衍也不敢庇護蘇舜欽。

范仲淹保護過滕宗諒，但御史中丞王拱臣不依不饒，逼著皇帝將滕子京貶到南荒之地。

派系競爭「異論相攪」 公款揮霍未能根治

另一個創造了政治制衡的機制，是表現為「異論相攪」的派系競爭。

慶曆四年的「進奏院獄」具有不必諱言的黨爭背景，據《東軒筆錄》記載，王拱臣在扳倒蘇舜欽等人之後，曾向前宰相呂夷簡表功：「卿為相公一網打盡！」宋朝的黨爭導致了很多惡果，但良性的黨爭可以創造一種政治壓力，讓執政團隊保持警醒，以免

被反對派抓住把柄。

蘇舜欽若非公款吃喝，也不至於受到彈劾，進而言之，若非「異論相攪」的政治競爭，大概也沒有人敢打當朝宰相女婿這隻「老虎」。

治理公款吃喝是一項系統工程，不但需要建立嚴密的規章制度，而且必須有一套使制度啟動起來的機制。

宋朝並未能根治公款揮霍之風，因為一項制度運行起來，免不了要打一個折扣。

不過比之明清筆記《道咸宦海見聞錄》《官場現形記》所記錄的觸目驚心的官場吃喝風氣，宋朝的政治生態畢竟要健康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