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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峰：宋代軍功集團在政治上的消亡及其影響

2021-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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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古代歷史上，長期存在著軍功貴族，或軍功階層及軍功集團，其地位顯赫，並在政治上發揮重要的影響力。

而到宋朝，軍功貴族或軍功階層沒有形成，軍功集團也迅速在政治上瓦解。

這一歷史現象的出現，無疑值得關注，它不僅反映了宋代統治結構的重要變化，而且對其政治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目前，學界對這一問題尚未有專門、深入的研究①，本文特就此加以考察，以探究其形成的動因及影響。

一、先秦以來軍功貴族在政治上的傳統地位及影響

眾所周知，先秦時期，源於早期氏族血緣巨大影響的三代，大致實行了分封的政治模式，各級世襲貴族成為政權的主要支柱和統治力量，所謂「世卿世祿」。

與此同時，由於早期國家的職能主要體現在祭祀與征伐方面，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②，即注重血緣祭祀維繫宗法統治的作用，同時依賴武力手段征伐和壓制周邊邦國，因此各級貴族成為軍事的主角，出征將帥由公卿貴族承擔，戰士通常由下級貴族的士等組成。

周天子左右的大臣，除了在內執政外，其對外的主要職責就是統軍出征，如姜尚、周公東征等典型例證。

《周禮》反映：西周時期，設置大司馬一名，由卿大夫出任，小司馬二名，由中大夫擔任；軍司馬四名，由下大夫出任；輿司馬八名，由上士擔任；行司馬十六名，由中士擔任；旅三十二名，由下士承擔。

③即使「禮崩樂壞」的春秋之時，貴族從軍與崇尚軍功的傳統依舊，如齊國仍設21鄉，其中士鄉15，「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④，即齊國軍隊由15鄉士構成，分別由國君與國子、高子統帥。

而秦國則在原有與西戎融合的基礎上，又部分地繼承了周代的制度，尚武的貴族繼續在軍事活動中保持主體地位。

因此，這一時期，貴族從軍不僅是義務，而且也是特權和榮譽。

所以，當時貴族教育的內容——「六藝」，就有「射」、「御」等軍事性科目。

孟子即云：「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

庠者，養也。

校者，教也。

序者，射也。

」⑤以後王安石指出：古代士人習「文武之道」，以射術和御乘為先，其他技能倒在其後，「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⑥。

由此可見，貴族與軍功保持著密切的關係。

這其實也是人類文明社會早期階段的共性，即所謂人類「英雄」時代的特點。

春秋戰國之際，在社會發生重大變化的同時，諸侯、列國之間的戰爭更加激烈。

隨著戰國時代戰爭規模的擴大與時間的延長、戰爭方式及兵種的變化，特別是各國圍繞爭霸圖強的目的不斷實施變法，使舊有的軍事制度逐漸發生演變，下層民眾更多地被徵發從軍，軍功的開放又撕裂了舊貴族的專屬特權，並造就出一批批的新興貴族及階層，其中以秦國的商鞅變法最為突出。

秦國走「農戰」的強國之路，其軍事實力迅速崛起，終於用武力手段滅亡六國。

其中二十等軍功爵制度的推行，引導國民發展，大批新興軍功階層從而成為秦國主要的統治力量。

秦漢時期，因為國家統一形勢的需要，尤其是北抗匈奴、南拓嶺越，因此軍功依然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

事實上，由於軍功貴族、軍功階層在秦漢帝國的創建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遂長期占據統治集團的核心地位。

如現代學者研究指出：「秦之國家和社會由此完全由秦之軍功受益階層所支配和主導。

」而漢初軍功受益階層也完全主導了西漢建國後五十多年，歷經漢高帝、惠帝、呂后與文帝。

此後其影響力逐漸衰減，但仍持續了五十餘年，「直到武帝末年從歷史舞台上消失」，前後影響西漢王朝超過一百多年。

⑦還值得關注的是，西漢時期將軍的地位極為突出，如當時大臣列名時，大將軍及諸將軍便在副宰相的御史大夫之前。

⑧宋代陳傅良云：漢朝「太尉相國列為三公，城門領兵得如五府」，「武帝留意邊功，增設營校，卒置大司馬官，尊寵將帥，以冠諸軍，大臣之權尤偏重於將矣」⑨。

由此可窺見當時將軍顯赫地位之一斑。

東漢及其以後，在以往傳統政治深刻的影響下，開國軍功集團在各王朝建國後都拜官授爵，並長期占據顯赫的位置，在統治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如東漢的南陽豪強軍功集團、隋唐的關隴軍功集團，都在東漢與隋唐國家前期的統治中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

而在三國、十六國、北朝及五代時期，由於戰爭頻仍，大小政權對軍事力量的依賴更為強烈，一時武力因素在國家政治生態中占據突出的位置，軍功貴族、軍功集團更扮演了主導政治的角色。

先秦以來，軍功貴族或軍功階層、集團長期擁有傳統的重要地位，於是對當時的政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即使隨著政權的不斷演進，其特權地位逐漸衰減，但其影響力仍能慣性地延續相當時間。

就這一階層、集團的角色而言，無疑具有鮮明的尚武特性。

因此，在國家發展的路線設計上，他們倡導走強軍強國之路，施政上強調軍事手段的重要性，特別是對外通常採取積極進取、開疆拓土的態度，如漢唐時代對塞外強大遊牧勢力的積極戰略及其活動。

在極端化的情況下，甚至有「窮兵黷武」的傾向，如十六國、隋煬帝及五代時期。

而理性的統治者則強調武功與文治之間的配合，如深諳此道的唐太宗便概括了文武之間的關係：「斯二者遞為國用。

至若長氣亘地，成敗定乎鋒端，巨浪滔天，興亡決乎一陣，當此之際，則貴幹戈，而賤庠序。

及乎海岳既晏，波塵已清，偃七德之餘威，敷九功之大化，當此之際則輕甲冑，而重詩書。

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

與時優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廢也。

」⑩即：戰時軍事手段和武將發揮重要作用，平時文治與建設中，文臣則居於主導地位。

官僚體制自戰國、秦朝形成後，雖然出現了文、武分工，但彼此並無絕對的鴻溝，因統治需要而常有「出將入相」之說。

所謂「漢初諸將所領官多為丞相，如韓信初拜大將軍，後為左丞相擊魏，又拜相國擊齊。

周勃以將軍遷太尉，後以相國代樊噲擊燕，樊噲以將軍攻韓王信，遷為左丞相，以相國擊燕。

酈商為將軍，以右丞相擊陳豨」，其餘如尹恢、陳涓皆以丞相出師。

(11)再如隋朝楊素，唐朝李靖、徐世勣、劉仁軌、婁師德及郭元振等人，也先後因軍功而入朝為相。

據唐人記載：「高宗朝，姜恪以邊將立功為左相，閻立本為右相。

」於是世稱：「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唐玄宗時，郭元振、薛訥、李适之等「咸以立功邊陲，入參鈞軸」(12)。

這同樣說明軍功集團在政壇上的重要影響。

上述軍功貴族、軍功集團長期的傳統影響，還對當時社會風尚產生了廣泛的導向作用。

三代時期，貴族因壟斷軍戎而造成的崇高社會榮譽自不待言。

戰國、秦漢時代，軍功及軍功爵對國人的發展無疑具有巨大的感召力，獲得軍功爵不僅可以得到相應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而且還可以入仕為官。

如秦有所謂「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13)之說，即指秦之官職爵位的高低與軍功的多寡存在直接聯繫。

漢代雖然對低爵授官加以限制，但官職對高爵者則仍然開放。

(14)因此，投身沙場博取功名受到世人的追逐，從而在社會上營造了強烈的崇尚軍功的意識。

這種軍功爵制度一直延續到曹魏時期，其對社會價值觀的影響，則更為深遠。

即使是世族門閥盛行的兩晉南北朝之時，士族中統兵者仍不少見，軍功也成為世人嚮往的重要目標。

當時影響頗大的《顏氏家訓》指出：「必有天才，拔群出類，為將則暗與孫武、吳起同術，執政則懸得管仲、子產之教。

」(15)又諄諄告誡道：「習五兵，便乘騎，正可稱武夫爾。

今世士大夫，但不讀書，即稱武夫兒，乃飯囊酒瓮也。

」(16)如名士阮籍之謀求步兵校尉，謝石、謝玄之熱衷帶兵。

現代學者因此指出：將軍在漢代已出現「用為優崇之銜」的情況，可以加給並不帶兵的文官等。

到魏晉南北朝時，諸「將軍」逐漸演變成由眾多軍號構成的軍階，授予的對象「並不限於軍官而已，也包括文職官員」(17)。

這種原本武事性的將軍稱號，授於武臣之外文官的現象，也折射出軍功在當時社會上依然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

唐代時期，文人投筆從戎的現象屢見不鮮，反映出世人的價值取向。

如李白勉勵外甥從軍：「六博爭雄好彩來，金盤一擲萬人開。

丈夫賭命報天子，當斬胡頭衣錦還。

」(18)一時「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之類詩句唱響南北。

中唐以後，文人還常常以投身藩鎮幕府為晉身要途，自願效力於武夫悍將，所謂「大凡才能之士，名位未達，多在方鎮」(19)。

五代亂世，學子棄文從武的記載更不少見，更折射出武風甚烈的社會意識。

二、宋初以來抑制軍功集團的舉措及其效應

宋朝創建之後，在施政理念、制度建設、社會變易的推動下，傳統軍功貴族、軍功集團的命運遂發生了重要轉變，其政治影響力也與以往大不相同。

宋太祖建國伊始，如同以往王朝一樣存在著開國功臣，特別是協助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的一批高級將領，以及追隨宋太祖的部下將官，如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張令鐸、張光翰、趙彥徽、韓重贇、羅彥瓌、王彥升及張瓊等等。

於是，在宋開國僅幾天後，就公布了第一批獎賞的功臣名單：石守信由殿前都指揮使遷為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由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遷為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鐸自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遷為侍衛馬步軍都虞候，他們同時獲遷更大的節鎮；王審琦則從殿前都虞候遷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和趙彥徽也分別由禁軍廂都指揮使升任侍衛馬軍、步軍都指揮使，並都由防禦使升為節度使。

(20)不久，韓重贇等人也先後得到提拔。

與此同時，還有一些禁軍宿將對新朝採取合作的態度，對穩定時局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特別是原後周侍衛馬步軍都虞候韓令坤、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都手握重兵在外，但因與趙匡胤關係密切，主動稱臣，因此分別被提拔為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殿前都點檢(21)，獲任禁軍兩司最高軍職。

這樣，在宋朝建國初就形成了一批武人組成的軍功集團，他們還代表了唐末、五代以來在社會、政治上具有強大影響的軍人力量。

如果依照傳統習慣，他們將自然成為宋朝統治的骨幹力量，並在政治上占據顯赫的地位與影響。

然而，唐朝後期、五代經歷了長達百餘年的藩鎮割據、武人跋扈。

當此之時，盤根錯節的各種藩鎮武裝勢力控制了各地，不僅社會經濟遭到破壞，而且國家秩序混亂，文官集團受到壓制，皇權也走向式微。

事實上，五代十國的大小帝王也大都為藩鎮出身的武君。

後晉時，軍閥安重榮便敢於發出「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22)的呼聲。

體現出社會觀念對傳統君權神聖法統的挑戰。

這種強烈的時代背景，必然對宋初政治產生莫大的影響。

因此，宋初統治者一方面急於統一天下，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思考如何恢復統治秩序和長治久安的重大問題。

宋太祖君臣探討以往長期動亂的核心癥結時，一致認為便是臣強君弱所致，其禍根則是武力因素超強幹預政治的結果。

(23)如宋人總結：「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

兵權所在，則隨以興；兵權所去，則隨以亡。

」(24)於是，在剿滅割據政權的同時，採取一系列收兵權舉措，並消弭武臣武力取天下的觀念，以結束動亂、維護中央集權和專制皇權的統治，這正是物極必反的事物發展的邏輯結果。

在上述背景下，宋太祖首先要解決的是功高震主的功臣問題，以消除來自身邊禁軍高層的直接威脅。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宋太祖先罷免了慕容延釗和韓令坤的兩司最高軍職。

不久，又通過著名的「杯酒釋兵權」之舉，剝奪了殿前副都點檢高懷德、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張令鐸和殿前都指揮使王審琦等人的禁軍帥職，令諸將各歸本鎮。

而殿前都點檢、副都點檢兩職不再除授。

石守信同樣被責令出鎮，雖仍兼任馬步軍都指揮使一年左右，「其實兵權不在也」(25)。

而馬步軍都虞候一職，在張令鐸罷任後「凡二十五年不以除授」(26)。

此舉其實只是通過經濟贖買的辦法，剝奪一批開國功臣統帥禁軍的權力，與以往漢高祖殺戮功臣的精神一致，僅僅是手法不同而已。

其次，宋太祖統治集團在完成以上舉措的前後，又對藩鎮勢力逐步加以壓制。

最初，除了對反抗的李筠和李重進兩大藩鎮鎮壓外，對其餘節度使則採取包容默認的態度，並不斷提拔有功的將領進入節度使行列。

在控制兵權之後，便採取一系列削藩舉措，如利用一些舊藩鎮年老、生病、故去以及犯法等機會，解除他們的節度使之銜，並終止其後嗣繼任，從而結束了藩鎮世襲的陋習。

開寶二年(公元969年)，再通過「後苑之宴」，集中解除了一批舊藩鎮的節鉞，「召前朝慢令恃功藩鎮大臣，一日而列於環衛，皆俯伏駭汗」(27)。

與此同時，實施「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28)的措施，對各地節度使的地方實權予以剝奪，在制度上逐漸形成文臣知州、知縣管理地方的體制，取代了舊有藩鎮屬下的武臣刺史、縣令，節度使遂演變為位高而無權的官銜。

大致來說，在宋太祖的壓制下，軍功將帥及其家族享受到優厚的經濟待遇，在「杯酒釋兵權」過程中，趙匡胤還鼓勵他們置買歌兒舞女、良田美宅，為其發財致富打開便利之門。

同時，其子弟也享有恩蔭入仕的權利，但卻失去了以往世代把持政治大權的機會。

其實就其恩蔭的特權而言，與文臣高官並無多大差別。

所以，他們也不能成為政壇上的壟斷勢力集團。

最後，宋太祖君臣還動手解決長期存在的文、武關係嚴重失衡的問題，禁止將帥干預中央和地方政治，強調文臣與武將的角色與分工(29)，並採取各種措施逐步提高文官及士大夫的社會地位，在體制上牽制武將勢力，以便從根本上杜絕來自武力因素對國家秩序的危害。

宋初以來，統治集團更在意識形態上予以配合，竭力恢復並強化儒家的綱常倫理觀念，以維持社會穩定。

在此基礎上矯正以往風氣，在社會意識中消弭重武輕文的觀念，以更大限度地穩定新生的政權秩序。

宋太祖朝的一系列崇儒舉動，旨在向天下傳遞尊儒重文的信息。

可以說，「崇文抑武」的治國思想、方略就此初步萌發。

(30)

經過宋太祖朝治國思想方略的啟動、一系列制度建設和舉措的推行，武人不僅遠離了朝政的中心，而且軍功集團也趨於瓦解，逐漸退出了中央和地方行政機構，其政治影響力大為減弱。

宋太宗即位後，繼續了以往的施政路線，尤其是隨著二次北伐的失敗，宋統治集團將注意力轉向內部，採取「守內虛外」之策(31)，從此徹底放棄武力收復燕雲的目標，也停止了開疆拓土的活動，其軍事思想轉為保守，積極防禦的戰略被消極防禦的戰略所取代。

據記載，當第二次北伐失敗後，以重臣趙普為首的執政群體便激烈批評北伐行動。

趙普還告誡道：小人(指武將)好戰，「事成則獲利於身，不成則貽憂於國」；又從維護皇帝個人利益出發，特別提出「兵久則生變」的勸誡，深得宋太宗的認同。

(32)基於第一次北伐期間有將領謀立宋太祖之子事件的教訓，因此，宋太宗加劇了對武將的猜忌心。

王船山即敏銳地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寵之文士也。

」(33)於是追求專制皇權統治穩定和「文治」功業成為施政的重心，邊防則退為次要問題。

因此，「崇文抑武」的治國方略遂得到確立，即：側重於以儒家道德思想治國，推崇文治而排斥武功，有意抑制武力因素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影響，以求長治久安。

表現出的國家發展路線便是：強調文治，重心在內，迴避、放棄武功。

為了防止軍事將領群體干擾其主導方針，又實施「將從中御」之法，對武將處處設防，不斷鉗制打壓。

通過宋太祖、太宗兩朝的上述舉措及活動，開國軍功集團作為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在政壇上失去了發展的空間，很快被瓦解和邊緣化了，軍事將領僅僅成為官僚隊伍的一部分而存在，而唐末五代以來強大的武人社會力量也迅速消解。

到宋太宗朝，武將群體不僅地位下降，而且精神狀態也呈現一派頹勢，受到士大夫的輕蔑。

以至於文臣王禹偁為此不平，提出了「望減儒冠之賜，以均戰士之恩」、「抑儒臣而激武臣」(34)的激進主張。

位居樞密使的大將曹彬，在街市上與士大夫相遇，也要做出退避讓路的姿態。

(35)曹彬此舉頗具有象徵性和示範性。

宋人張演指出：「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祿而薄其禮。

」(36)也就是說宋廷對武將在經濟上給予優待，但在權威、禮儀上卻予以壓制和歧視。

此語極為深刻地道出了宋朝壓制武人及軍功集團的精神要點。

這種以鉗制、打壓為根本，以優容、寬縱為表象的做法，實非偶然或一時權宜，而是出於當時「崇文抑武」思想方略與現實統治的需要。

事實上，宋初軍功集團在政治上的消亡，除了統治者的主動舉措外，其實還存在著深刻的社會根源。

即：唐宋之際社會發生重大變遷，中古時代的特權門閥世族至宋已經消亡，士庶區隔消失後，地主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

因此，軍功貴族失去了生存的社會環境。

同時，宋朝在以往的基礎上，大規模實行了募兵制度，特別是實施「荒年募兵」的舉措。

(37)而在租佃經濟發展起來的背景下，募兵隊伍主要由被土地排擠出來的破產農民組成，另外還包括充軍的罪犯，因此其社會地位便低於以往徵兵制下的軍人，這從士兵面部刺字這一與罪犯共有的標記可以說明。

如宋代人指出：「往往天下奸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托於鄉里者，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

」(38)士兵被視作「賤隸」的結果，也極大地削弱了軍人的社會地位和尊嚴。

而極端化地加強皇權和收兵權的結果，自然進一步抑制了軍功集團的社會影響。

三、宋朝軍功集團消失的影響

宋朝開國以來，在前述一系列方針、舉措的推動下，軍功集團迅速退出政治舞台的中心，以往長期存在的軍功影響政治的傳統因此發生變化。

而這一結果的出現，對宋朝政治及社會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總的說來，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加速了科舉出身的官僚士大夫在政壇的崛起。

如上所述，在唐宋之際社會巨變的過程中，宋統治者代表以地主為主的有產階級的利益，認為「富室連我阡陌，為國守財，緩急盜賊竊發，邊境騷動，兼并之財樂於輸納，皆我之物」(39)。

自然也要依靠他們的支持。

而人數眾多、分散各地的地主，是無法像以往對待少數貴族、世族那樣都給予政治特權，只能通過選拔或流動的辦法，由他們中的代表人物組成國家的政治中堅力量。

於是科舉制度迅速發展，必然成為選官制度的主體。

隨著宋初抑制軍功集團的措施和「崇文抑武」方略不斷發揮效用，大致到宋太宗朝後期，武將勢力在政治上已逐漸處於配角的地位，科舉官僚則居於統治集團的核心，隨後其影響力日益擴大，至宋真宗朝以後則完全成為統治集團的主體。

通過《宋史·宰輔年表》，可以清楚地看到宋朝宰執大臣基本由科舉出身構成的事實，如北宋宰相共有71人，其中64人出身進士。

其餘非科舉出身的7人中，其中僅有3人為開國功臣，而在所有的宰相中，竟無一人出身武臣。

(40)南宋時期的情況也大體如此，共有宰相62人，其中51人出身科舉，6人出身太學生，其他4人出身恩蔭，1人出身武臣。

(41)

不僅如此，為了防止軍權旁落、武人干政，宋朝設置樞密院掌管最高軍事決策和機要。

隨著形勢的發展，這一機關中科舉出身的文官逐漸在人數上占據優勢。

宋真宗朝「澶淵之盟」後，文官基本上控制了樞密院。

到宋仁宗朝，武臣很快就從樞密院退出，直到北宋滅亡，樞密院都幾乎是文臣掌管。

(42)南宋時期，由宰相兼任樞密使往往成為定製。

再從各地軍事統率組織來看，大約在「澶淵之盟」後出現了文臣參與統軍的現象，到宋仁宗時代遂形成了文臣擔任主帥、武將充當副將的制度，如宋哲宗朝人所說：「臣竊聞祖宗之法，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略以總制之。

武人為總管，領兵馬，號將官，受節制，出入戰守，唯所指麾。

」(43)因此，就宋代文官士大夫在政壇的位置而言，確已達到前所未有的地位。

(44)北宋中葉人即指出：「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詞進。

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穀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雖有武臣，蓋僅有也。

」(45)南宋時期，大致延續了這一格局。

如此一來，宋朝科舉文官集團長期執政，武將群體受到壓制，文官武將之間的關係出現了新的失衡，並產生巨大的鴻溝，使得宋朝以前盛行的「出將入相」現象消失，從而極大地改變了統治集團的構成，形成了典型的文官士大夫政治。

其次，對宋朝國家發展走向產生重要影響。

軍功集團在宋朝政治上的消退，制約了尚武力量對王朝施政的影響，文官大臣的主張更容易付諸實施，特別是體現在對外政策與邊防方面，積極進取、開疆拓土的活動遂受到遏制。

宋太宗第一次北伐失敗後，文臣張齊賢便上疏反對用兵：「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已乎？」(46)到第二次北伐失敗後，文臣執政群體便激烈批評用兵行動。

趙普認為：「豈必窮邊極武，與契丹較勝負哉？」(47)端拱(公元988-989年)初，宋太宗詔文武群臣「各進策備御」。

宰相李昉「引漢、唐故事，深以屈己修好、弭兵息民為言，時論稱之」(48)。

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宋太宗與宰臣呂蒙正討論到戰爭議題，呂氏以隋、唐動武之害為例，認為隋唐兩朝數十年間，四次討伐遼東，人不堪命。

因此「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

文臣的這些意見，最終都影響到宋太宗的態度。

如宋太宗接受了宰相呂蒙正的意見，表示：「且治國在乎修德爾，四夷當置之度外。

」(49)「守內虛外」遂成為重要的治國之策，並被作為祖宗之法為後世所沿襲。

如：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當有將領反映西夏「頗不遵守誓約」時，宋真宗詢問宰相王旦道：「方今四海無虞，而言事者謂和戎之利，不若克定之武也。

」王旦則說服道：「止戈為武。

佳兵者，不祥之器。

祖宗平一宇內，每謂興師動眾，皆非獲已。

先帝時，頗已厭兵。

今柔服異域，守在四夷，帝王之盛德也。

」宋真宗深以為然。

(50)

由此歷史上高度重視和依賴軍事武力的傳統發生了轉變，強軍強國的發展路線逐漸被追求文治和穩定的思想取代。

就政治理想而言，宋儒們追求的是「聖王」之道，而不是秦漢以降的「霸道」。

如力主改革的王安石也勸告宋神宗不必效仿漢唐盛世，而應當直追三代、「法先王」(51)。

宋朝主流意識從理論上否定漢、唐「盛世」，便意味著反對追求「霸道」和武功，對開疆拓土從價值上予以否定，文治昌盛成為國家追求的發展目標。

第三，對社會價值觀與風尚的深遠影響。

宋初以來，隨著軍功集團在政治上的消退，以及「崇文抑武」方略的推行，科舉制度與文官士大夫的政治影響力持續高漲，逐漸形成了文尊武卑的價值觀。

北宋中葉人田況引用當時人的話說：「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敵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

」(52)從「文」遂成為宋代世人追求的目標，所謂：「今也舉天下之人總角而學之，力足以勉強於三日課試之文，則囂囂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責，朋友以此勸勵。

」(53)所謂「滿朝朱紫貴，儘是讀書人」(54)。

投軍則很難受到世人的讚許，如著名理學家張載年輕時，面對爆發的對夏戰爭，「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

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55)。

南宋初，抗金形勢異常緊張，還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時議者以為自兵興以來，士大夫一入軍中，便竊議而鄙笑之，指為濁流。

」(56)可見即使在國家用兵之際，這種觀念仍然在產生影響。

與以往相比，宋代社會風尚發生重要的變化，軍功的感召力和影響力大為削弱，士人、文臣通常不願投筆從戎，政壇還形成突出的「文不換武」現象，即文官不願轉換為武職。

(57)而作為領風氣之先的文臣學子的這一行為，又無疑對當時社會風尚產生重大的影響，造成以從軍為恥的觀念，社會精英遂遠離軍伍，從而使傳統的「尚武」精神顯著衰減。

最後，對邊防產生直接的影響。

如前所述，由於傳統的軍功集團及其政治傾向在宋代受到遏制，宋太宗以來又奉行「守內虛外」之策，被動、消極防禦的戰略主導了國防，並為其嗣君所繼承，將帥對軍隊的指揮受到各種鉗制。

因此，雖然宋朝軍隊數量龐大，但邊防卻不免長期陷於被動挨打的境地。

通覽宋朝歷史，不難發現自宋太宗北伐失敗之後，統治集團便實施全面防禦的軍事部署，積極主動的軍事主張及活動通常受到壓制，將領往往處於束手束腳、無所作為的境況。

所謂「圖陣形，規廟勝，盡授紀律，遙制便宜，主帥遵行，貴臣督視」(58)，致使邊防出現被動挨打的狀況。

史稱：「及乎賊眾南馳，長驅深入，咸嬰城自固，莫敢出戰，是漢家郡縣，據堅壁，囚天兵，待敵寇之至也。

所以犬羊醜類，莞然自得。

」(59)宋真宗登基後，在消極防禦的祖宗之法影響下，北方和西部戰線頻頻告急。

「澶淵之盟」訂立後，宋統治集團又進一步視議和為解決邊患的「良藥」，邊防建設更得不到足夠重視，軍隊少有積極行動。

如宋人所說：「澶淵之盟」後，宋真宗君臣安於現狀，迴避邊患問題，「則知兵革不用，乃聖人本心，自是絕口不談兵矣」(60)。

到宋仁宗時代，由於統治者對邊防缺乏遠見，依舊固守原有的部署，於是在數十年的和平環境之下，軍隊士氣和戰鬥力低下的情況更為嚴重，至宋夏衝突爆發後，脆弱的防禦體系立即暴露無遺。

所謂：「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

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

」(61)以後，宋朝雖然在個別階段對軍事部署有所調整，但其主體宗旨卻從未改變，可以說，宋統治集團繼續了排斥武功的傳統，滿足於維持內部的穩定，重大邊防戰爭不到不得已通常不為之。

誠如朱熹所指出：「本朝全盛之時，如慶曆、元祐間，只是相共扶持這個天下，不敢做事，不敢動。

被夷狄侮，也只忍受，不敢與較。

」(62)南宋時期，大致延續了北宋的做法，雖然長期處於外患的巨大壓力下，要求抗金的呼聲不斷，但在長期慣性思維與制度的推動下，主和仍然成為朝廷的主流意識，不敢也不願主動用軍事方式收復北方失地，而滿足於偏安江南。

宋高宗君臣甚至不惜借殺害岳飛之舉，實施第二次「收兵權」，壓制主戰派和一度抬頭的軍功集團力量。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政壇上長期存在的軍功貴族或軍功集團，至宋代迅速瓦解，傳統的軍功的重要政治影響力也隨之衰亡。

這一現象的出現，不僅改變了宋代的統治結構，而且對其政治、軍事以及社會風尚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注釋：

①目前，相關研究成果主要有劉子健：《略論宋代武官群在統治階級中的地位》(載《兩宋史研究彙編》，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版)、黃寬重：《中國歷史上武人地位的轉變：以宋代為例》(載《南宋軍政與文獻探索》，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0年版)、陳峰：《北宋武將群體與相關問題研究》(中華書局2004年版)等，主要從武官的地位變遷及構成等方面論述。

在本文關注的主旨問題上，還缺乏進行全面、深入的探究。

②《左傳》成公十三年，《春秋左傳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22頁。

③《周禮》卷四《夏官司馬第四》，四部叢刊初編本。

④《國語》卷六《齊語第六》，四部叢刊初編本。

⑤《孟子》卷五《滕文公上》，四部叢刊初編本。

⑥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一《上皇帝萬言書》，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頁。

⑦李開元：《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三聯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243頁。

⑧《漢書》卷六八《霍光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939頁。

⑨陳傅良：《歷代兵制》卷二《東漢》，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制史稿》(齊魯書社1984年版)第三章第一節《大將軍(附各種武官)》，在對秦漢時期武將的設置情況進行敘述的同時，充分肯定了高級武將在當時的重要地位，其中特別是大將軍至前後左右將軍的地位相當高，而大將軍、驃騎將軍的權威甚至在宰相之上，車騎將軍、衛將軍等也位比三公，在九卿之上。

⑩李世民：《帝范》卷四，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1)洪邁：《容齋續筆》卷一○《漢初諸將官》，四部叢刊續編本。

(12)劉肅：《大唐新語》卷一一，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67頁。

(13)《韓非子》卷一七《定法第四十三》，四部叢刊初編本。

(14)這方面的研究已有相當多成果，參見漆俠《二十等爵與封建制度》，《求實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59頁。

(15)《顏氏家訓》卷上《勉學第八》，四部叢刊初編本。

(16)《顏氏家訓》卷下《誡兵第十四》。

(17)參見閻步克《品位與職位》，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34—35頁。

(18)《李太白文集》卷一四《送外甥鄭灌從軍三首》(之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9)《舊唐書》卷一三八《趙憬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778頁。

並參見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頁。

(20)《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一，建隆元年正月辛亥，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6頁。

另，張、趙二氏無傳，其事跡略見於《宋史》卷二五○《韓重贇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8823—8829頁。

另《宋史》卷二五○將韓、羅及王氏傳與石守信等並列，亦為佐證。

(21)《宋史》卷二五一《韓令坤傳》、《慕容延釗傳》，第8833、8834頁。

(22)《舊五代史》卷九八《安重榮傳》，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1302頁。

(23)《長編》卷二，建隆二年七月戊辰條(第49頁)記載宋太祖云：「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戰鬥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趙普答道：「此非它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

」

(24)范浚：《香溪集》卷八《五代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5)《長編》卷二，建隆二年七月庚午，第50頁。

(26)《長編》卷二七，雍熙三年七月甲戌，第620頁。

(27)陳傅良：《歷代兵制》卷八《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8)《長編》卷二，建隆二年七月，第50頁。

(29)參見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176頁。

(30)參見陳峰《試論宋朝「崇文抑武」治國思想與方略的形成》，載《10—13世紀中國文化的碰撞與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0—370頁。

(31)參見漆俠《宋太宗與守內虛外》，載《宋史研究論叢》第3輯，河北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頁。

(32)趙普的議論，見於《宋史》卷二五六《趙普傳》，第8934—8936頁、《長編》卷二七，雍熙三年五月丙子，第614—617頁。

第一次北伐期間，曾發生了部分將領試圖擁戴宋太祖之子稱帝的事件，宋太宗對此一直耿耿於懷。

此事見於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二，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36頁。

(33)王夫之：《宋論》卷二《太宗》，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37頁。

(34)《長編》卷三○，端拱二年正月癸巳，第673頁。

(35)《宋史》卷二五八《曹彬傳》，第8982頁。

(36)章如愚：《群書考索》後集卷二一《官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7)參見鄧廣銘《北宋募兵制度及其與當時積弱積貧和農業生產的關係》，《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4期。

(38)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一《上皇帝萬言書》，第7頁。

(39)王明清：《揮麈後錄·余話》卷一引《樞廷備檢》，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1頁。

(40)《宋史》卷二一○至二一二《宰輔年表》，第5416—5531頁。

(41)據《宋史》卷二一三、二一四《宰輔年表》(第5543—5655頁)記載，可知57人出身情況。

其餘沈該、曾懷、錢象祖、留夢炎和吳堅等5人出身背景，則考諸其他史籍獲知，見陳騤《南宋館閣錄》卷七《官聯上》，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77頁；《宋史》卷三四《孝宗紀二》，第653頁；陳耆卿：《赤城志》卷三三《人物門·本朝》，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宋史》卷四三《理宗紀三》，第830頁；陳騤：《南宋館閣錄·續錄》卷八《官聯二》，第308頁。

(42)陳峰：《從樞密院長貳出身變化看北宋「以文馭武」方針的影響》，《歷史研究》2001年第2期。

(43)劉摯：《上哲宗論祖宗不任武人為大帥用意深遠》卷六五《百官門》，《宋朝諸臣奏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24頁。

(44)參見陳峰《宋朝的治國方略與文臣士大夫地位的提升》，《史學集刊》2006年第1期。

(45)蔡襄：《端明集》卷二二《國論要目》，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6)《宋史》卷二六五《張齊賢傳》，第9151—9156頁。

並見《長編》卷二一，太平興國五年十二月辛卯，第484—485頁。

(47)趙普的議論，見於《宋史》卷二五六《趙普傳》，第8934—8936頁；《長編》卷二七，雍熙三年五月丙子，第614—617頁。

第一次北伐期間，曾發生了部分將領試圖擁戴宋太祖之子稱帝的事件，宋太宗對此一直耿耿於懷。

此事見於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二，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36頁。

(48)《宋史》卷二六五《李昉傳》，第9137頁。

(49)《宋史》卷二六五《呂蒙正傳》，第9147頁；《長編》卷三四，淳化四年十一月甲寅，第758—759頁。

(50)《長編》卷七三，大中祥符三年五月癸卯，第1672頁。

(51)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一《上皇帝萬言書》，第2頁。

(52)田況：《儒林公議》，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3)葉適：《水心別集》卷一三《科舉》，《葉適集》，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79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