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記者」如何堅持職業操守？

秉筆直書的太史伯。

司馬遷刑後著《史記》。

《明史》作者萬斯同。

文本刊特約撰稿 劉永加

原標題：古代史官的操守

新聞記者這一職業，自19世紀末誕生以來，已經走過100多年的歷史。

我國第十七個記者節即將到來，藉此機會，海南周刊邀約文史研究者給讀者講講古代「記者」的故事。

古代自然沒有「記者」這個職業，他們其實是史官——歷史的記錄者，但要做到如實記錄歷史，也並非人人都能做到；今天的記者所報導、所記錄的，在今後也將成為歷史，於是，真實性就不但是新聞的生命，也是歷史的靈魂。

——編者按

眼下，網絡、微信平台等新媒體的崛起，對視聽、平面等傳統媒體構成了極大的挑戰和衝擊，而廣大新聞工作者依然堅守陣地，為黨和人民鼓與呼，傳遞正能量，令人肅然起敬。

古代的「記者」是什麼樣的呢？他們是如何堅守職業操守的呢？

風險很大的職業

其實，古代是沒有記者這個稱謂和職業的。

我國古代被稱為報紙的是邸報，它最早出現在漢代，是專門用於登載皇帝的諭旨、詔書、臣僚奏議等官方文書以及宮廷大事等內容，最早寫在竹簡或絹帛上，後來隨著造紙術和印刷術的發明應用，才印在紙上。

因為都是官樣文書，無需採訪報導，就沒有記者之說了。

直到晚清時期，大約19世紀70年代，正式的報紙出現，才開始有專職的採訪記者，起初叫「訪員」「訪事」「報事人」，到了19世紀90年代開始採用「記者」這種稱謂。

在古代最近接近記者職業的是那些秉筆直書的史官，稱為太史。

在春秋戰國時期，就由他們來負責記錄帝王的日常事務及朝廷的大事，董狐、太史伯等為代表的好多太史，為了真實記錄當朝的史料，甚至遭到殺害。

據《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載：春秋時，齊莊公名光與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

崔杼知道後，便設計殺了莊公，立莊公的異母弟杵臼為君，是為景公。

崔杼也自封為相國，飛揚跋扈、專斷朝政。

齊國太史公如實記載了這件事，崔杼大怒，殺了太史伯。

太史的兩個弟弟太史仲和太史叔也如實記載，都被崔杼殺了。

崔杼告訴太史第三個弟弟太史季說「你三個哥哥都死了啊，你難道不怕死嗎？你還是按我的要求，把莊公之死寫成為暴病而死吧」，太史季正色回答：「據事直書，是史官的職責，失職求生，不如去死。

你做的這件事，遲早會被大家知道的，我即使不寫，也掩蓋不了你的罪責，反而成為千古笑柄」。

崔杼無話可說，只得放了他。

太史季走出來，正遇到南史氏執簡而來，南史氏以為他也被殺了，是來繼續實寫這事的。

齊太史秉筆直書的故事，給後人很大的鼓舞和啟發。

正是有了這種不畏犧牲的精神，才有了「董狐直筆」「秉筆直書」這樣的成語，這是古代的「記者」們用生命代價為今天的文字工作者換來的最高美譽。

司馬遷仗義執言

後來，從西漢太史令司馬遷開始編纂《史記》，直到清代才形成了官修國史《二十四史》，這部皇皇巨著，卷帙浩繁，詳實生動地記錄了中華五千年歷史文明。

成千上萬的史官史家繼承董狐們的優良傳統，堅持真理，秉筆直書，為此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和大量的心血汗水。

他們同樣是古代最可歌可泣、名副其實的「記者」。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正在全身心地撰寫《史記》的司馬遷，卻遇上了飛來橫禍，這就是李陵事件。

這年，漢武帝派自己寵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師將軍李廣利領兵討伐匈奴，另派李廣的孫子、別將李陵隨從押運輜重。

李陵帶領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軍深入浚稽山，與單于遭遇。

匈奴以八萬騎兵圍攻李陵。

經過八晝夜的戰鬥，李陵斬殺了一萬多匈奴，但由於他得不到主力部隊的後援，不幸被俘。

李陵兵敗的消息傳到長安後，滿朝文武官員察言觀色，趨炎附勢，幾天前還紛紛稱讚李陵的英勇，現在卻附和漢武帝，指責批判李陵的罪過。

漢武帝就此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盡力為李陵辯護。

他認為李陵平時孝順母親，對朋友講信義，對人謙虛禮讓，對士兵有恩信，常常奮不顧身地急國家之所急，有國士的風範。

司馬遷對漢武帝說：「李陵只率領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軍奮戰，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了赫赫功勞。

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奮勇殺敵。

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

李陵自己雖陷於失敗之中，而他殺傷匈奴之多，也足以顯赫於天下。

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尋找適當的機會再報答漢室」。

司馬遷的仗義直言觸怒了漢武帝，漢武帝認為他是在為李陵辯護，諷刺勞師遠征、戰敗而歸的李廣利，於是將司馬遷打入大牢。

最後司馬遷被處以最殘酷的宮刑，如此屈辱的刑罰，沒有擊倒司馬遷的信念，為了完成鴻篇巨製《史記》，他堅持活了下來，而且在大赦後，迅速投入到自己的著史中來。

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在司馬遷的艱辛努力下，《史記》全書完成，共得130篇，52萬餘言。

司馬遷的人格力量，鑄就了他的史書力度，從而奠定了他在史學界的泰斗地位。

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給他以高度的評價：「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狀況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司馬遷堅持真理、仗義執言、秉筆直書的「實錄」精神已成為中國史學界和新聞工作者的優良傳統。

《史記》因此被魯迅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

萬斯同著史不受賄賂

在漫長的《二十四史》修著過程中，史家史官們大都能夠堅持實事求是，以史實說話，不搞以稿謀私。

但也不排除個別謀私現象，頗受爭議的陳壽索米公案，就是一例。

《晉書》中就記載了，陳壽在寫《三國志》時，曾向丁儀、丁廙的兒子索取大米千斛，這兩人不給，得罪了陳壽，他就不給丁儀列傳。

其人品和文品可見一斑。

另外還有北魏的魏收，他編史時大量收受禮物和金錢，他所著的《魏書》，因此頗受後人詬病。

但是到了清初，卻出了一位不要國家俸祿，不收傳主後人賄賂，專心修成《明史》的史學大家萬斯同，堪稱古代「記者」操守嚴謹的第一人。

萬斯同（1638－1702），浙江鄞縣人，幼年聰慧異常，十四五歲時，他已遍讀家中藏書；十七歲那年，其父又送他跟諸兄一起受業於浙東學派的一代宗師黃宗羲，成為最得力弟子，熱愛明史的研究。

後來有機會專門研讀了明十五朝實錄，為他以後編纂明史，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但是正如其師黃宗羲一樣，萬斯同也重氣節，不願當清廷的官。

1678年，有大臣推舉萬斯同為博學鴻詞科，他堅辭。

1679年，大學士徐元文任修明史館總裁，又推薦他入館，他開始仍不願去，但老師黃宗羲覺得這是挽救明史的好機會，勸他赴京。

送別時，黃宗羲以「四方身價歸明水，一代奸賢托布衣」的名言相贈鼓勵他。

當時，凡入史館者至少可授七品俸祿，但萬斯同赴京後，只寓居於徐元文家，不受官職，不受俸祿，以布衣身份入館修《明史》，擔任實際上的主編，前後達十九年。

萬斯同對明史情有獨鍾，研究深入，編纂嚴謹。

所以萬斯同堅持史實至上，絕摻不得任何渣滓。

清代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載：有個運糧餉的官員，半路上遇到強盜，嚇得逃到山裡而死。

死者的孫子懷藏白銀，送給萬斯同，請求他把死者附在《忠義傳》里。

萬斯同說道：「史家之筆是中流砥柱，歪曲不得。

你想讓我當第二個陳壽嗎？」

一脈相承的是，後來萬斯同的侄子萬言，又參加了《明史》的編撰工作，專門負責寫明崇禎長編。

好多當時重臣的後人，紛紛入京賄賂他，求他美化其先祖，以減輕其先人的罪責，萬言當即嚴詞拒絕說：「史家之筆金不換，你們不知道我的為人，難道不知道我叔叔的為人嗎？」賄賂的人羞愧而退。

正是有了這樣的氣節和操守，萬斯同編著的《明史》在二十四史中，被看成除了「前四史」，即《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以外最好的史著。

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說：「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

後來因為種種原因，萬斯同的500卷本《明史稿》，被刪改編輯成332卷的《明史》，雖然沒有署萬斯同的名字，可是歷史是公正的，大家仍然記住這位布衣入館的一代史家萬斯同，對此最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