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事實,所以願意用生命來寫新聞稿的古代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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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做記者的你

覺得記者的工作是這樣?

或者是這樣?

在戰場的前線發回報導的。

在賽場上和運動員一起奔跑的。

今天是中國第17個記者節,我們慶祝記者節,是為了歌頌記者的精神:好奇,開放,求真,務實,同理心,永不懈怠。

這些精神當然一直被最傑出的記者們葆有和傳承,但這些精神也從來不止存在於從事這份職業的人身上,他們可能從來沒有被稱為「記者」,但他們的行動和作品一起構成了這個節日來里不應該被忽視的風景。

其實,古代是沒有記者這個稱謂和職業的。

我國古代被稱為報紙的是邸報,它最早出現在漢代,是專門用於登載皇帝的諭旨、詔書、臣僚奏議等官方文書以及宮廷大事等內容,最早寫在竹簡或絹帛上,後來隨著造紙術和印刷術的發明應用,才印在紙上。

因為都是官樣文書,無需採訪報導,就沒有記者之說了。

直到晚清時期,大約19世紀70年代,正式的報紙出現,才開始有專職的採訪記者,起初叫「訪員」「訪事」「報事人」,到了19世紀90年代開始採用「記者」這種稱謂。

中國印世界第一份報紙——天寶四年(公元745年)

第一份官方報紙———《北洋官報》(1902年,天津設立總局全國發行)

近代第一份官方報紙第一份中文商業報紙———《香港中外新報》(1858年,香港)

第一份商業性報紙———《香港船頭貨價紙》(1857年,香港)

第一份我國境內出版的中文報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33,廣州)

第一份英文報紙———廣州記錄報(廣東記事報)(1827年,廣州—英文)

第一份國內現代報紙(也是第一份外文報刊)———《蜜蜂華報》(1822年,澳門—葡萄牙文)

第一份近代華文報刊(也是第一份宗教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1815年,新加坡)

筆桿子「最硬」的記者:齊太史

在古代最近接近記者職業的是那些秉筆直書的史官,稱為太史。

據《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載:春秋時,齊莊公名光與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

崔杼知道後,便設計殺了莊公,立莊公的異母弟杵臼為君,是為景公。

崔杼也自封為相國,飛揚跋扈、專斷朝政。

齊國太史公如實記載了這件事,崔杼大怒,殺了太史伯。

太史的兩個弟弟太史仲和太史叔也如實記載,都被崔杼殺了。

崔杼告訴太史第三個弟弟太史季說「你三個哥哥都是因為不聽我的話被我殺死了,你不怕死嗎?你最好是按照我的要求,把莊公之死寫成為暴病而忘!」,太史季正色回答:「據事直書,是史官的職責,失職求生,不如去死。

你做的這件事,遲早有一天會大白於天下,我即使不如實寫,你的罪責也掩蓋不了,反而會成為一個天大的笑話」。

崔杼被噎的無話可說,最後只好放了他。

太史季走出來,正遇到南史氏執簡而來,南史氏以為他也被殺了,是來繼續實寫這事的。

齊太史秉筆直書的故事,給後人很大的鼓舞和啟發。

正是有了這種不畏犧牲的精神,才有了「董狐直筆」「秉筆直書」這樣的成語,這是古代的「記者」們用生命代價為今天的文字工作者換來的最高美譽。

中國最早的「娛樂記者」:屈原

中國古代最早的娛樂記者是絕對非屈原莫屬了。

他的《九歌》則是一篇發了三千年的新聞通稿。

《九歌》是《楚辭》篇名。

原為漢族神話傳說中的一種遠古歌曲的名稱,戰國楚人屈原據漢族民間祭神樂歌改作或加工而成。

「九歌」是祀神的巫舞,表演者自然是巫人。

共十一篇,前面十篇是每篇祭一個神,最後一篇是結束時的送神曲。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其中所表現的這些神的形象,並不是抽象的、虛幻的精靈,而是充滿著人的感情,這些神靈和我們一樣,有痛苦、歡樂、願望和追求。

這種神靈的平凡化,已經顯示出中國戲劇藝術發展的萌芽。

何其精彩的演出現場記錄!屈原被後世稱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這一點總是讓人費解,《離騷》《天問》這些篇章中明明是一腦門子官司的,談何浪漫?正因為有了《九歌》,屈原才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這一千秋美譽。

對兄弟最"仗義"的記者:司馬遷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正在全身心地撰寫《史記》的司馬遷,卻遇上了飛來橫禍,這就是李陵事件。

這年,漢武帝派自己寵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師將軍李廣利領兵討伐匈奴,另派李廣的孫子、別將李陵隨從押運輜重。

李陵帶領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軍深入浚稽山,與單于遭遇。

匈奴以八萬騎兵圍攻李陵。

經過八晝夜的戰鬥,李陵斬殺了一萬多匈奴,但由於他得不到主力部隊的後援,不幸被俘。

李陵兵敗的消息傳到長安後,滿朝文武官員察言觀色,趨炎附勢,幾天前還紛紛稱讚李陵的英勇,現在卻附和漢武帝指責批判李陵的罪過。

漢武帝就此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盡力為李陵辯護。

他認為李陵平時孝順母親,對朋友講信義,對人謙虛禮讓,對士兵有恩信,常常奮不顧身地急國家之所急,有國士的風範。

司馬遷對漢武帝說:「李陵只率領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軍奮戰,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了赫赫功勞。

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奮勇殺敵。

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

李陵自己雖陷於失敗之中,而他殺傷匈奴之多,也足以顯赫於天下。

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尋找適當的機會再報答漢室」。

司馬遷的仗義直言觸怒了漢武帝,漢武帝認為他是在為李陵辯護,諷刺勞師遠征、戰敗而歸的李廣利,於是將司馬遷打入大牢。

最後司馬遷被處以最殘酷的宮刑,如此屈辱的刑罰,沒有擊倒司馬遷的信念,為了完成鴻篇巨製《史記》,他堅持活了下來,而且在大赦後,迅速投入到自己的著史中來。

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在司馬遷的艱辛努力下,《史記》全書完成,共得130篇,52萬餘言。

司馬遷的人格力量,鑄就了他的史書力度,從而奠定了他在史學界的泰斗地位。

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給他以高度的評價:「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狀況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司馬遷堅持真理、仗義執言、秉筆直書的「實錄」精神已成為中國史學界和新聞工作者的優良傳統。

《史記》因此被魯迅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不要稿費的記者:萬斯同

在漫長的《二十四史》修著過程中,史家史官們大都能夠堅持實事求是,以史實說話,不搞以稿謀私。

但也不排除個別謀私現象,《晉書》中記載,陳壽在寫《三國志》時,曾向丁儀、丁廙的兒子索取大米千斛作為潤筆費,這兩人不給,得罪了陳壽,他就不給丁儀列傳。

另外還有北魏的魏收,他編史時大量收受禮物和金錢,他所著的《魏書》,因此頗受後人詬病。

但是到了清初,卻出了一位不要國家俸祿,不收傳主後人賄賂,堪稱古代「記者」操守嚴謹的第一人,這人便是萬斯同。

他幼年聰慧異常,十四五歲時,他已遍讀家中藏書;十七歲那年,其父又送他跟諸兄一起受業於浙東學派的一代宗師黃宗羲,成為最得力弟子,熱愛明史的研究。

但是正如其師黃宗羲一樣,萬斯同也重氣節,不願當清廷的官。

1678年,有大臣推舉萬斯同為博學鴻詞科,他堅辭。

1679年,大學士徐元文任修明史館總裁,又推薦他入館,他開始仍不願去,但老師黃宗羲覺得這是挽救明史的好機會,勸他赴京。

送別時,黃宗羲以「四方身價歸明水,一代奸賢托布衣」的名言相贈鼓勵他。

當時,凡入史館者至少可授七品俸祿,但萬斯同赴京後,只寓居於徐元文家,不受官職,不受俸祿,以布衣身份入館修《明史》,擔任實際上的主編,且不收稿費,前後達十九年。

萬斯同對明史情有獨鍾,研究深入,編纂嚴謹,堅持史實至上。

清代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載:有個運糧餉的官員,半路上遇到強盜,嚇得逃到山裡而死。

死者的孫子懷藏白銀,送給萬斯同,請求他把死者附在《忠義傳》里。

萬斯同說道:「史家之筆是中流砥柱,歪曲不得。

你想讓我當第二個陳壽嗎?」

一脈相承的是,後來萬斯同的侄子萬言,又參加了《明史》的編撰工作,專門負責寫明崇禎長編。

好多當時重臣的後人,紛紛入京賄賂他,求他美化其先祖,以減輕其先人的罪責,萬言當即嚴詞拒絕說:「史家之筆金不換,你們不知道我的為人,難道不知道我叔叔的為人嗎?」賄賂的人羞愧而退。

正是有了這樣的氣節和操守,萬斯同編著的《明史》在二十四史中,被看成除了「前四史」,即《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以外最好的史著。

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說:「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從屈原的《九歌》到齊太史以死拒改史實,從西漢太史令司馬遷開始編纂《史記》到清代官修國史《二十四史》,成千上萬的史官史家堅持真理,秉筆直書,詳實生動地記錄了中華五千年歷史文明並為此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和大量的心血汗水,他們是古代最可歌可泣、名副其實的「記者」。

今天的記者所報導、所記錄的,在今後也將成為歷史,於是,真實性就不但是新聞的生命,也是歷史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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