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關於黨的群眾路線思想的形成和發展

作者：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艾四林，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康沛竹

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傳家寶。

毛澤東無疑是這一路線的主要創立者。

在長期的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中，毛澤東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提出了一系列關於群眾和群眾工作、密切聯繫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觀點，形成了系統的關於黨的群眾路線的思想。

一、毛澤東群眾路線思想的萌生

建黨初期、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時期是毛澤東群眾路線思想的孕育和形成時期。

在這一時期，圍繞著黨和革命的依靠力量、黨和軍隊的性質以及黨的工作方法等重大問題，毛澤東提出了一系列關於群眾和群眾工作的觀點。

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就把為人民群眾謀利益作為自己的最高準則，非常重視民眾工作，黨的一大綱領提出「把工農勞動者和士兵組織起來」①。

1922年，黨的二大制定的《關於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指出，「黨的一切運動都必須深入到廣大的群眾裡面去」②。

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把工作的重心放在組織工人階級、領導工人運動上。

據陳獨秀1922年6月30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共中央機關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黨費支出共17655元，其中主要用於工人運動。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組織下，從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各地爆發了30多萬工人參加的100多次罷工。

但是，1923年2月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失敗，之後軍閥政府封閉和破壞工會組織，工人運動暫時出現了低潮。

中國共產黨逐漸認識到，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勢力相比較，工人的力量太薄弱，要想戰勝敵人，還必須聯合其他力量。

1924年-1927年，在蘇聯和共產國際幫助下，創建不久的中國共產黨與當時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政黨國民黨合作，掀起了國民革命即大革命。

這一時期，各種政治勢力錯綜複雜，中國革命所面臨的問題顯得尤其突出，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界線不容易分清。

當時黨內存在兩種傾向，一種以陳獨秀為代表，只注意同國民黨合作，忘記了農民。

第二種傾向，以張國燾為代表，只注意工人運動，同樣忘記了農民。

他們都感覺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處去尋找力量。

毛澤東對這一問題進行思考研究，於1925年年底撰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在文章一開頭，他就指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分不清敵人與朋友，必不是個革命分子。

要分清敵人與朋友，卻並不容易。

中國革命三十年而成效甚小，並不是目的錯，完全是策略錯。

所謂策略錯，就是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

所以不能如此，乃是未分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

在他看來：「革命黨是群眾的嚮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

」③毛澤東從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狀況入手，分析了敵我友的問題，回答了團結依靠誰、到何處尋找力量的問題，到何處去取得廣大的同盟軍的問題，並指出中國無產階級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就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

隨著革命實踐的深入，毛澤東對農民問題有了更為透徹的認識。

1926年1月，他參加了國民黨二大《農民問題決議案》的修改工作，會後擔任新成立的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1926年11月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

國民革命中農民運動的發展引起了土豪劣紳和國民黨右派的驚恐，他們說農民運動「破壞了社會秩序」，是「痞子運動」，「糟得很」。

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和中共黨的總書記陳獨秀等也認為，目前革命中「各種危險傾向中最主要的嚴重的傾向是一方面民眾運動勃起之日漸向左，一方面軍事政權對於民眾運動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漸向右，這種『左』右傾倘繼續發展下去而距離日遠，會至破裂聯合戰線，而危及整個的國民革命運動」，因此他們主張扶助汪精衛建立左派「文人派政府」④。

在1926年12月中央特別會議上，毛澤東不同意陳獨秀的觀點，認為應該馬上解決農民土地問題，但他的意見沒有被採納。

1926年12月中旬，毛澤東離開武漢前往長沙，先參加湖南省農民第一次代表大會，然後以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的身份下鄉進行為期一個多月的考察。

從1927年1月4日開始，到2月5日，毛澤東先後實地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等地農民運動，看到了許多「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奇事。

為了答覆當時黨內黨外對於農民革命鬥爭的各種責難，毛澤東完成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並首先在中共湖南區委機關報《戰士》上發表。

在該報告中，毛澤東總結了湖南農民運動的經驗，熱情讚揚了農民運動的成就，並明確指出：農民運動的興起「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

他們將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⑤。

這就充分肯定了農民的偉大作用，解決了關於黨和革命的依靠力量問題。

毛澤東後來也多次闡述這一問題，毛澤東說：「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

」⑥

紅軍從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創始，隨後不斷發展壯大。

紅軍是什麼性質的軍隊？紅軍的主要任務是什麼？這都是事關紅軍發展和革命前途的問題。

國共合作破裂後，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上了井岡山，開始開闢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

1927年10月，為了能讓部隊在井岡山落腳，毛澤東指示部隊要和山上的群眾搞好關係，他宣布三項紀律即行動聽指揮、打土豪款子要歸公、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

之後又宣布六項注意即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這就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最早表述，規定了革命軍隊不能損害群眾的利益。

上井岡山兩個月後，毛澤東總結攻打茶陵後一直沒有做群眾工作的教訓，明確提出工農革命軍應當擔負的三大任務：第一，打仗消滅敵人；第二，打土豪，籌款子；第三，做群眾工作。

中國共產黨更加明確認識到依靠群眾、做群眾工作的重要性，1928年黨的六大《政治議決案》中提出，「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黨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緊團結收集統一無產階級的群眾」⑦。

1929年12月，為了肅清舊式軍隊對紅軍的影響，使紅軍完全成為真正的人民軍隊，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寫了一個決議。

這個決議不但在紅軍第四軍實行了，後來各部分紅軍都先後不等地照此做了。

毛澤東指出，單純軍事觀點在紅軍一部分同志中非常發展，以為紅軍的任務也和白軍相仿佛，只是單純地打仗，不知道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紅軍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宣傳組織群眾，幫助群眾建立政權。

「紅軍的打仗，不是單純地為了打仗而打仗的，而是為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並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才去打仗的，離開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

」⑧毛澤東還批評了紅軍黨內的各種個人主義的傾向，比如享樂主義。

毛澤東說，個人主義見於享樂方面的，在紅軍中也有不少的人。

他們總是希望隊伍開到大城市去。

他們要到大城市不是為了去工作，而是為了去享樂。

他們最不樂意的是在生活艱難的紅色區域裡工作。

為了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1930年5月，毛澤東寫了《反對本本主義》，回答了黨的正確策略如何形成的問題。

這一時期，中央不斷發來各種指示，要求根據地必須執行。

這些指示有的是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發出的，有些是中央負責人自己制定的，有的符合實際情況，有的則不完全符合或完全不符合實際情況。

中央負責人有時也派代表到根據地指導工作。

這些代表有的具有實際鬥爭經驗，對實際情況比較了解，但他們中也有不少人是剛從蘇聯回國的留學生，對於根據地乃至整個中國的國情都十分隔膜。

這些被毛澤東稱為「欽差大臣」的代表拿著中央或共產國際的「本本」作「尚方寶劍」，到根據地發號施令，根據地有的幹部迷信上邊來的大領導，盲目服從，許多問題由此而生。

毛澤東逐漸意識到，黨內實際上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思路和領導方式，一種是重形式、重「本本」(即理論教條和各種命令指示)，另一種是重實際、重現實環境。

前者的根源是唯心主義，其後果是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防止它的最好辦法就是調查研究。

為了糾正和防止重「本本」而脫離實際的傾向，毛澤東身體力行，進行調查研究，先後寫成了《尋烏調查》、《興國調查》、《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等調查報告。

毛澤東1930年5月還寫成《調查研究》(後來改名為《反對本本主義》)，從理論上闡釋調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意義。

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毛澤東更進一步指出，黨的正確的鬥爭策略是在群眾鬥爭中形成的。

他說：「共產黨的正確的不動搖的鬥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裡能夠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踐經驗中才能產生。

因此，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

」⑨

中央革命根據地形成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建立後，面臨的重要問題是如何動員人民進行戰爭，取得人民群眾的擁護，戰勝蔣介石的軍事「圍剿」。

1934年1月，黨在江西瑞金召開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毛澤東在會上做了《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報告，指出：「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

婦女群眾要學習犁耙，找什麼人去教她們呢？小孩子要求讀書，小學辦起了沒有呢？對面的木橋太小會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許多人生瘡害病，想個什麼辦法呢？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

應該討論，應該決定，應該實行，應該檢查。

要使廣大群眾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

」⑩毛澤東一再強調，中國共產黨只有為人民謀利益，才能得到廣大群眾的支持和擁護。

二、毛澤東群眾路線思想的成熟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群眾路線思想不斷完善和成熟，毛澤東關於群眾的觀點進一步充實和完善，並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提出並系統地闡發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根本方法。

抗戰前期，針對「速勝論」和「亡國論」，毛澤東認為，中國只要堅持持久抗戰，勝利是必然的。

在1938年的《論持久戰》中，毛澤東明確提出「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11)。

可以說，動員群眾，依靠群眾，組織和武裝群眾，是毛澤東抗日游擊戰爭的核心思想。

在指導抗日游擊戰爭的整個過程中，毛澤東自始至終都是把發動群眾與擴大游擊隊和八路軍、新四軍，鞏固和發展抗日根據地，打擊和消耗敵人緊密結合起來的。

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提出要向全國民眾作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動員的思想，他說，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

在他看來，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於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

而如此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沒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動員，是不能勝利的。

他認為，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動員群眾則是頭等重要，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

抗日的財源十分困難，動員了民眾，則財政也不成問題，豈有如此廣土眾民的國家而患財窮之理？因此，軍隊須和民眾打成一片，使軍隊在民眾眼睛中看成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於天下，個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夠打的。

要勝利，就要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戰。

然而一切這些，離不開動員老百姓。

在1938年的《抗戰十五個月的總結》中，毛澤東再一次強調指出：「依靠民眾則一切困難能夠克服，任何強敵能夠戰勝，離開民眾則將一事無成。

」(12)他認為，根據游擊戰爭的特點，依靠民眾，就要放手將解決問題的責任交給民眾，發揮廣大群眾的智慧和潛力。

只要上面善於提出任務，放手讓下面自力更生，問題就解決了，而且能夠更加完善地解決。

依靠最廣大群眾力量去解決問題，放手將解決問題的責任交給各分區，交給廣大群眾。

你們上面領導同志只總其大綱，給予號召、指導、檢查和調劑，實行集中領導、分散經營的原則。

切不可將一切重擔都由上面負起來，致使下面都望著你們要吃要穿要辦法，你們雖忙甚急甚，也不能盡如人意(13)。

動員群眾，組織和依靠群眾，關鍵在於得到群眾的信任和擁護。

如何才能得到群眾的擁護呢？一是要正確對待群眾。

在1938年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毛澤東指出：「共產黨員在民眾運動中，應該是民眾的朋友，而不是民眾的上司，是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

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於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

」(14)在這裡，毛澤東把黨群關係比喻為學生和先生的關係。

此外，在這一時期，他還把黨和群眾的關係比做魚水關係，土地和種子的關係，他多次強調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要甘當群眾的小學生，要虛心向群眾學習，要先做群眾的小學生，然後才能當好群眾的先生。

二是要重視關心群眾生活。

他指出，必須給人民看得見的物質利益，這樣才能得到群眾的擁護。

在1942年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中，毛澤東說：「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看得見的物質福利。

」「我們的第一個方面的工作並不是向人民要東西，而是給人民以東西。

」(15)就當時陝甘寧邊區來說，就是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幫助人民發展生產，增加群眾的物質福利，並進一步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和文化程度。

1945年4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作了《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

在該報告中他指出，密切聯繫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一個顯著的標誌。

他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16)「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命令主義、尾巴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驕傲自大的工作態度等項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麼人有了這類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為它們脫離群眾。

……教育每一個同志熱愛人民群眾，細心地傾聽群眾的呼聲；每到一地，就和那裡的群眾打成一片，不是高踞於群眾之上，而是深入於群眾之中；根據群眾的覺悟程度，去啟發和提高群眾的覺悟，在群眾出於內心自願的原則之下，幫助群眾逐步地組織起來，逐步地展開為當時當地內外環境所許可的一切必要的鬥爭。

」(17)毛澤東還從我們黨的根本性質和宗旨出發，提出把「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繫」作為黨的三大優良作風之一，這就使我們黨對群眾路線的認識進一步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在這一時期，毛澤東還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提出並系統地闡發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根本方法。

1943年6月，毛澤東在《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領導方法，即「一般和個別相結合」，「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方法，是同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相對立的，必須用前者去克服後者。

毛澤東在《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明確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

然後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

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

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18)在這裡，毛澤東明確提出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根本方法，並深刻地揭示了這一工作方法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基礎。

三、毛澤東群眾路線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建立起來，我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新階段。

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經濟文化落後、各地發展極不平衡的東方大國中，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是一個全新的課題，毛澤東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進行了艱辛的探索，毛澤東多次強調要堅持黨的群眾路線。

毛澤東群眾路線思想在新中國成立後得到進一步發展。

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毛澤東深刻闡述了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領域的表現形式。

在政治領域，毛澤東強調，民主集中制和群眾路線之間的緊密聯繫。

1962年1月，《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指出：「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個群眾路線的方法。

先民主，後集中，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領導同群眾相結合。

」(19)這就創造性地將民主集中制與群眾路線有機統一起來了。

在經濟領域，毛澤東把黨的群眾路線和生產實踐中的技術革新、技術革命緊密結合起來，形成了「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管理思想。

「兩參一改三結合」指的是，工人是企業的主人，提倡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和實行技術人員、工人、幹部的「結合」。

此後，國內許多大型企業都陸續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管理制度。

1961年制定的《工業70條》正式肯定了這個制度，並且把企業的職工代表大會作為實行這種制度的一種具體形式。

毛澤東倡導的「兩參一改三結合」、職工代表大會制度等，在調動積極性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社會領域，毛澤東深刻揭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踐行群眾路線之間的一致性，他說：「所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就是我黨從來經常說的走群眾路線的問題。

共產黨員要善於同群眾商量辦事，任何時候也不要離開群眾。

黨群關係好比魚水關係。

如果黨群關係搞不好，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鞏固。

」(20)

第二，毛澤東對黨員幹部在黨執政後滋生的脫離群眾的現象進行了猛烈的批評。

對於形式主義，毛澤東深刻指出，其實質就是主觀主義，「各級黨委不作調查研究工作。

絕對禁止黨委少數人不作調查，不同群眾商量，關在房子裡，作出害死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21)。

「而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馬克思主義認識論。

因此，不厭其煩地宣傳這種認識論，是非常必要的。

簡單地說，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22)為了克服各種形式主義，毛澤東提出了一些具體的辦法：「一、縣委、公社黨委以及各部門的負責幹部，統統走出辦公室，和大隊、小隊幹部一起在田間會合，取得經驗，樹立榜樣，以指導和推動全面。

二、幹部實現『三同』、『五包』，即與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對自己所在單位的思想發動、生產任務、技術革命、社員生活安排、社隊經營管理等五個方面的工作，全麵包干做好。

三、採取在黨委統一領導下的『條條』、『塊塊』、『片片』相結合的做法，分管各部門的幹部，既要服從中心，做好中心工作，又要做好所分工的業務工作，取得經驗，全面推廣。

四、精簡會議，減少文件、表報，有事到下面就地解決。

」(23)

對於官僚主義，毛澤東強調「人們的工作有所不同，職務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論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間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24)，並指出：「官僚主義這種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壞作風，一年不用掃帚掃一次，就會春風吹又生了。

」(25)針對一些黨員幹部身上表現出來的官氣，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官氣是一種低級趣味，擺架子、擺資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這是最低級的趣味，這不是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

」(26)因此，我們的黨員幹部絕不許可擺架子，一定要打掉官氣。

針對黨內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毛澤東指出：「因為革命勝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熱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少了，過去跟敵人打仗時的那種拚命精神少了，而鬧地位，鬧名譽，講究吃，講究穿，比薪水高低，爭名奪利，這些東西多起來了。

」(27)他教導我們的黨員幹部，「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麼一股勁，那麼一股革命熱情，那麼一種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28)。

對於一些黨員幹部的奢靡之風，毛澤東更是給予痛批。

他指出，我國是一個經濟落後的窮國，但「浪費的範圍極廣，項目極多，又是一個普遍嚴重現象，故須定出懲治辦法」(29)。

他說，要使我國富強起來，需要幾十年艱苦奮鬥的時間，因此「我們國家一要勤，二要儉，不要懶，不要豪華」(30)，並將厲行節約、反對鋪張浪費作為一個勤儉建國的方針，唯有如此，我們才不會脫離群眾。

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形成了豐富的群眾路線思想。

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而完整地將群眾路線表述為「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並將其確定為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之一。

注釋：

①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頁。

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62頁。

③《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頁。

④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3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501頁。

⑤《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頁。

⑥《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9頁。

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5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90頁。

⑧《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頁。

⑨《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5頁。

⑩《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8頁。

(11)《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1頁。

(12)《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381頁。

(13)《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762頁。

(14)《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2頁。

(15)《毛澤東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7頁。

(16)《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頁。

(17)《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4-1095頁。

(18)《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9頁。

(19)《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1頁。

(2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547頁。

(21)《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2頁。

(22)《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4頁。

(23)《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8頁。

(24)《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5頁。

(25)《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6頁。

(26)《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78頁。

(27)《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4頁。

(28)《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5頁。

(29)《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9頁。

(30)《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935頁。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1949-1978)(上、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

[2]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上、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3]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4]「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和基本經驗」課題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歷史進程和基本經驗》(上、下)，北京：北京出版集團公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5]《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