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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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來鳥瞰一下宋太祖初得天下時的政治版圖。
宋朝北方面對的是遼朝,盤踞山西的北漢與遼結盟,互為犄角,與北宋對抗。
南方共有七個割據政權,占有今四川和重慶地區的是後蜀,控制嶺南兩廣地區的是南漢,南唐據有長江下游以南今蘇皖南部和江西、福建西部,吳越占領今浙江和上海、福建東北地區,侷促在江南三州的是南平,其南的湖南被武平節度使周行逢所占領,福建東南地區被清源節度使陳洪進所據有,前五個割據政權都屬於所謂十國之列,而周行逢、陳洪進的政權還沒有列名十國的資格。
面對五代以來割據局面,太祖是有憂患意識和進取精神的。
在平定二李以後,十一月的一個雪夜,太祖與弟弟光義密訪趙普家,說:「我睡不著。
一榻之側,皆他人家。
所以來見你。
」趙普說:「南征北伐,正當其時。
願聞成算所向。
」太祖說:「欲收太原。
」趙普沉默良久,再三追問,才說:「北漢即使一舉而下,則西北邊患將由我們獨立擔當。
何不留著它,待削平諸國,彈丸黑子之地,還能往哪裡逃?」太祖說:「這正合我意。
剛才聊以相試罷了。
」這就是雪夜訪趙普的著名故事,當時定下的統一方略,後人概括為先南後北、先易後難八個字。
對這一統一戰略,後人曾有非議,以為宋朝坐失進攻契丹、收復燕雲的最佳時機。
因為當是遼朝軍政正處於遼穆宗在位的最腐敗時期,而等到北宋統一南方以後,宋太宗北伐契丹時,遼朝已在遼景宗統治下經過十年休養生息,社會政治經濟發生了重大變化,軍事上湧現了耶律休哥、耶律斜畛等著名將才,攻守之勢正向相反方向轉化,收復燕雲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這一議論似有一定的道理,但只是從契丹一方著眼。
周世宗臨死前奪取北邊三關,號為「不世之功」,他本人也認為燕雲唾手可得。
事有湊巧,世宗當晚突得急病,只得班師還朝。
行至澶淵,他遲留不行,似仍留戀著未能實現的北伐。
其後不久,周世宗便撒手歸天,更使後人扼腕痛惜,把燕雲未復歸諸天意,認為宋太祖的統一方略違背了周世宗的本意。
這實際上是值得商榷的。
其一,周世宗生前執行的也是先易後難、先南後北的統一戰略,這一戰略是由王朴提出的,宋太祖與趙普不過是這一戰略的宋朝版而已。
世宗攻南唐將下,轉而北伐遼朝,是因遼朝以南唐請求出兵進攻後周的緣故,並非統一戰略的調整。
其二,由於周世宗攻取三關時並未與遼朝主力正面交戰過,遂使當時人和後代史論家都以為契丹兵不堪一擊。
實際上,遼穆宗雖腐敗,但契丹軍事實力仍未可小覷。
高平之戰後,周世宗進攻北漢,遼朝派耶律撻烈率重兵馳援,大敗後周大將符彥卿,殺勇將史彥超,周世宗不得不遺棄太原城下數十萬芻糧,狼狽撤軍。
因而以為世宗不死燕雲可復,以為遼穆宗時遼軍不是對手的想法,充其量只是一種未經比試的樂觀估計。
其三,最關鍵的是經濟原因。
自中唐以後,東南地區在全國經濟中的比重明顯上升。
宋初,淮河流域雖入版圖,但最稱富庶的長江三角洲、浙江和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仍在南唐、吳越和後蜀的控制下。
宋人後來常說「國家根本,仰給東南」,太祖當時也深知:僅靠中原地區的物力和人力,是難以支持曠日持久的北伐戰爭的。
這就是宋太祖先南後北統一戰略的深刻的經濟動因。
後人以未復燕雲的歷史遺憾去責難這一方略,只是超歷史的一廂情願。
統一方略既定,太祖就付諸實施。
對北方的契丹和北漢,它基本採取守勢,力圖保持北方邊境的暫時安定;對南方各割據政權,他利用矛盾,抓住時機,予以各個擊破。
太祖首選的攻擊目標是盤踞荊湖地區的兩個政權。
建隆元年,荊南節度使高保融去世,其弟保勖繼位,兩年以後,保勖也死,其子繼沖嗣位。
太祖派人打探人心向背和山川形勢,回報說:荊南甲兵雖整而不過三萬,穀物雖登而失於暴斂,四分五裂,日不暇給。
就在高保勖死前一月,武平節度使周行逢也一命嗚呼,他的兒子保權嗣位,才十一歲。
衡州刺史張文表不買帳,起兵襲占潭州(今湖南長沙),保權只得遣使向宋求援。
太祖感到這是假道出師、一炮雙響的大好機會。
乾德元年(963年)正月,太祖命慕容延釗為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為都監,借道荊南,討伐張文表。
二月,大軍到襄州(今湖北襄樊),儘管武平政權這時已平定了張文表之亂,但宋方仍要借道。
高繼沖派叔父保寅到邊境犒勞宋軍,以偵探強弱。
慕容延釗熱情款飲帳中,李處耘密派數千輕騎兼程挺進,直指其都城江陵(今屬湖北)。
繼沖聽說宋軍奄然而至,倉皇出迎,在江陵北十五里處相遇。
處耘一邊讓他就地等候延釗,一邊率親軍搶先入城。
繼沖還都,見宋軍已分居要衝,知大勢已去,只得將其控制的三州十七縣的版籍奉表呈納給宋太祖。
三月,慕容延釗繼續率宋朝大軍進克潭州。
周保權知道來者不善,便準備臣服宋朝保住富貴,但遭部將張從富的竭力抵制。
慕容延釗兵分兩路,水陸並進,水路攻取了岳州(今湖南嶽陽),陸路占領了澧州(今湖南澧縣)。
張從富退守朗州(今湖南常德)。
李處耘下令選擇數十名肥壯的俘虜,處死後命左右分吃了,然後選些年輕的俘虜黥面後放歸朗州。
宋軍吃人的恐怖敵事經生還的俘虜一傳播,朗州軍民無復守志,奔竄山谷。
慕容延釗率軍入城,擒殺了張從富,俘虜了周保權。
沒費多大週摺,湖南十四州一監六十六縣也納入了宋朝的版圖。
平定荊湖是太祖統一戰爭的第一戰役,初戰告捷,意義重大。
首先,驗證了先易後難統一方略的可行性,鼓舞了宋軍的士氣,堅定了太祖君臣的統一信心。
其次,宋朝控扼荊湖,不僅在經濟上奪得了這一中部糧倉,而且在軍事上掌握了西上、東進、南下的主動權,使後蜀、南唐和南漢隨時處於宋朝可直接打擊的勢力範圍之內。
尤其是後蜀,宋軍可以從東面的水路和北面的陸路對其實施攻擊。
後蜀到孟昶晚年,日事奢縱,國將不國,人民怨聲載道。
宋取荊湖,孟昶擬向宋朝通使奉貢,大臣王昭遠堅決反對,在通往四川的長江水路上增設水軍,以為防備。
他還勸孟昶結好北漢,約期讓其發兵南下,後蜀也派兵北上,使宋腹背受敵。
孟昶派趙彥韜奉攜蠟書出使北漢。
他卻拐道開封把蠟書獻給了太祖。
太祖正苦於沒有藉口,見此笑道:「這下可師出有名了。
」
乾德二年十一月,太祖命王全斌為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廷讓、崔彥進為副都部署,王仁贍、曹彬為都監,率六萬大軍,分道攻蜀。
出師以前,太祖對王全斌說:「凡攻下城寨,財帛都分給將士,我要的只是土地。
」全斌和彥進率北路軍由鳳州(今陝西鳳縣東北)攻蜀,光義和曹彬率東路軍從歸州(今湖北秭歸)入川。
後蜀以王昭遠為都統,趙崇韜為都監,韓保正為招討使,出兵迎戰之際,王昭遠大言道:「此去不但克敵,取中原也易如反掌!」他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以諸葛亮自比。
但一接仗,卻三戰皆敗,連招討使韓保正都成了俘虜,只得退保劍門天險,負隅頑抗。
次年正月,王全斌由降卒指點,經小道以浮橋渡過嘉陵江,繞過劍門,驀然出現在關南二十里的官道上。
王昭遠猝不及防,領兵退屯漢源坡(今四川劍閣北)。
趙崇韜布陣出戰,王昭遠嚇得軟癱在胡床上起不來。
王全斌揮師進擊,昭遠逃匿在倉舍下,悲嗟流涕,雙目盡腫,與崇韜一起被俘。
劉廷讓、曹彬率領的東路軍溯江而上,進抵夔州(今重慶奉節),見蜀軍在江上以浮梁為障礙,上設敵棚三重,夾岸列炮封鎖,便舍舟步戰,先奪浮梁,再乘舟西上,攻克了夔州,奪取了水路入川的鎖鑰。
孟昶聽說昭遠戰敗,慌忙命太子玄喆統領大軍前去迎戰。
這位太子本不知兵,攜著姬妾帶著伶人上道,日夜嬉戲,半道上聽說失了劍門,不戰自潰,逃往東川。
孟昶嘆道:「我豐衣美食養兵四十年,遇敵竟沒人為我東向發一箭。
」便命上表請降,王全斌受降入城,東路軍也來會師。
滅蜀戰役從出師到受降僅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一百九十八。
平蜀以後,王全斌、崔彥進和王仁贍在成都晝夜酗酒,縱容部下搶掠婦女,搶奪財物,蜀地人民深惡痛絕。
曹彬屢請還師,王全斌置之不理。
不久,太祖命蜀兵優給著裝費後出川赴汴,王全斌對此也雁過拔毛,剋扣其數。
蜀兵怨憤思亂,行至綿州(今四川綿陽),發難起事,眾至十萬,號興國軍,推文州刺史全師雄為帥。
王全斌命朱光緒前去招撫,此人滅了師雄全族,霸占了他的女兒,更激怒了全師雄,自稱興蜀大王,川蜀十六州和成都屬縣的百姓也紛紛起兵響應。
全斌遣將進討,屢戰不利,退保成都。
當時城中還有二萬七千降兵,全斌唯恐裡應外合,把它們誘到夾城裡,全給射殺了。
十二月,太祖得知川蜀降兵起事,即增派將兵入川鎮壓。
不久,王全斌在灌口(在今四川灌縣)大敗全師雄。
師雄旋即病故,蜀兵的反抗才漸次平息。
乾德五年正月,王全斌、崔彥進和王仁贍被召回降官,算是對他們黷貨、殺降之罪的懲辦。
其實,王全斌等人的所作所為完全是五代驕兵悍將的一貫作派。
由於王全斌的倒行逆施,宋初四川地區對中央政權的歸附感十分勉強,一有風吹草動,就有起義或兵變隨之而起,例如王小波和王均兵變。
在各割據政權中,南漢統治是最腐敗黑暗的。
那麼一個小朝廷,宦官竟多至七千人,有的還位至三師三公。
國主劉鋹所居宮殿都是以珍珠、玳瑁裝飾,宮城左右還有離宮數十,常常月余或十來日地游幸其間。
他把朝政委託給宦官龔澄樞和妃嬪盧瓊仙,自己每天與波斯宮女鬼混。
他娶了朝臣李託的長女為貴妃,次女為美人,下詔國事都必須稟告李託。
國內賦斂煩重,刑罰苛酷,有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或者讓罪人斗虎角象。
宋太祖聽到這些虐政,驚駭的表示要解救一方黎民。
開寶三年(970年)九月,南漢進攻宋控制下的道州(今湖南道縣),太祖命潘美為賀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崇珂為副都部署,出征南漢。
次年二月,潘美攻克英州(今廣東英德)、雄州(今廣東南雄),進兵至距廣州城僅十里之遙的雙女山下。
劉鋹徵集了十餘艘船舶,載上珍寶、妃嬪,準備下海逃命,卻被一批宦官和衛兵捷足先登,把船給盜走了。
窮途末路的劉鋹便以竹木為柵,作最後的頑抗。
入夜,潘美派大批丁夫,手持兩炬,潛至柵前,一時間,萬炬俱燃,火焰燭天,風助火勢,煙埃騰空,南漢軍隊不戰自敗。
劉鋹出降,南漢平,宋得六十州二百四十縣。
劉鋹被送至開封,把罪名都推到龔澄樞和李託身上,對太祖說:「在國時,我是臣下,澄樞才是國主。
」他性機巧,口善辯,曾用珍珠便治鞍勒,酷肖戲龍之狀,獻給太祖。
太祖對群臣說:「倘把這些心思用於治國,豈至亡國呢!」有一次,太祖單獨召見他,賜他一杯酒,他想起自己常以毒酒鴆殺臣下,戰戰兢兢說:「我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盛世。
不敢飲這杯酒。
」太祖大笑:「我以赤心待人,豈有此事!」便自飲此酒,別酌再賜,劉鋹慚愧謝罪。
宋太祖將攻北漢,設宴宮中,他進言道:「四方僭偽之主,今日盡在座中。
早晚平了北漢,劉繼元還要來。
我來朝最早,那時讓我執梃當個諸國降王的頭兒吧!」
自宋朝立國以來,南唐始終外修供奉,不敢有失,私下卻預為之備。
宋滅南漢,對南唐形成南北西半月形包圍圈。
開寶七年(974年)九月,太祖準備進攻南唐,就是少個藉口,便一再遣使召南唐後主入朝。
南唐群臣多認為有去無回,堅決反對後主親往開封,李煜便託病固辭。
太祖便命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翰為先鋒都指揮使,率十萬大軍征討南唐。
他對王全斌在平蜀之際擾民殺降,記憶猶新,出兵之際一再告誡曹彬:「破城之日,不許殺戮!」並把自己的劍交給曹彬說:「副將以下,不聽命者斬!」連潘美聽了也大驚失色。
曹彬率軍從荊南乘戰艦東下,一路擊敗南唐軍隊,進抵采石磯(在今安徽馬鞍山)。
南唐樊若水前來充當嚮導。
他是一個有心計而無家國的落第士人,早就借漁釣之便測定長江采石磯江面的寬度,趕到開封向太祖上書說江南可取,方法是用船搭建浮橋。
太祖採納了他的建議,派人在荊湖造黑龍船數千隻,這次順流而下的大艦上就載著大批巨竹粗索,以備搭建浮橋之用。
十一月,在樊若水的指導下,只用了三天,就在采石磯江面上搭起了一座浮橋。
潘美率領著步兵渡江,如履平地。
開寶八年二月,宋朝大軍擊潰了南唐軍隊的阻擊,直達秦淮河畔,南唐水路兵十萬列陣金陵城下迎戰。
這時,舟楫未備,潘美下令道:「豈能被這一衣帶水阻隔而不直渡過去嗎?」說著,身先士卒帶頭涉水向敵陣衝去,大軍緊隨其後,南唐兵陣腳大亂。
南唐後主不以戰事為慮,只管在後苑與僧道誦經說《易》,宋軍圍城已有好幾個月,他還全然不知。
一天,他親自巡城,見宋軍列柵滿野,旌旗蔽空,才大驚失色,一面派徐鉉出使,懇求緩師,一面急召神衛軍都虞候朱令贇從上游率軍來援。
十月,徐鉉到開封,對太祖說:「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陛下師出無名。
」太祖說:「你既說父子,卻還是兩家,行嗎?」次月,徐鉉再使開封要求緩兵,以保全一邦之命。
他據理力爭,論辯不已,太祖辭屈,按劍怒吼:「不須多言!江南也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徐鉉只得惶惶辭歸。
太祖真是可人,不矯飾,不含糊,和盤托出肺腑之言:統一就是理由,他有時候不需要再用理由來墊底;而「臥榻」的精彩譬喻,則成為其後一切掌權者的不二法門。
再說朱令贇從湖口發援兵來救國都,號稱有十五萬大軍。
但他必須焚毀採石浮橋,才能順流而下,直抵金陵。
曹彬命人在浮橋附近的洲渚間豎起長木,狀若檣桅。
望去疑有伏兵,令贇遲疑不敢前進。
宋軍水陸諸將,犄角出襲。
令贇縱火拒戰,恰北風勁烈,火勢反而自噬船艦,南唐水軍大潰,令贇也被俘。
金陵成為一座孤城。
曹彬派人向李煜傳達:城破在即,歸降為上。
李煜不聽。
一天,宋軍大營傳開了主帥因病不能視事的消息,諸將都來探視,曹兵說:「我的病不是藥石所能治癒的。
只須諸位誠心立誓,攻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就會好的。
」諸將焚香發誓。
次日,曹彬聲稱病癒。
再次日,金陵城被攻破,李煜赴軍營請罪。
南唐滅亡,宋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
李煜被送至開封,如果說南漢劉鋹是個喜劇性的失國之主,那麼南唐李煜則是個悲劇性的亡國之君,這一個性和經歷倒使他對家國人生有了獨特的感悟,在詞史上留下了不少永恆的名作。
他從金陵押往開封時所作的《破陣子》,真切的刻畫了一個只知享樂不識干戈的亡國之君的形象: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
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
幾曾識干戈?
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
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
垂淚對宮娥。
史稱曹彬平江南不妄殺人,所謂「克城之日,兵不血刃」,他也因此在歷史上享有盛譽。
清代史家趙翼在《垓余叢考》提出反證,說他在慶功宴會上聽到南唐樂人大哭,以為大煞風景,便將樂官給殺了。
而據《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南塘潤州降卒數千人在送往金陵途中紛紛逃亡,她發檄誘集,恐怕他們生變,斬首七百。
南唐州郡都歸降後,獨有江州指揮使胡則率眾死守達四月之久,城破,指揮攻城的曹翰縱容士兵入城掠取資財,屠殺居民。
曹彬平江南沒有像王全斌平蜀那樣濫殺無辜,但說他不妄殺一人,則是美化。
到開寶九年春,宋朝控制的州郡由一百十八增加到二百六十,戶數由九十六萬七千多戶增加到二百五十六萬六千多戶,南方已大體平定,侷促在浙、閩的吳越和陳洪進政權,對北宋來說也形同囊中之物。
太祖統一南方的戰爭所以能順利推進,固然與統一的大趨勢有關,與先南後北、先易後難的總體戰略有關,還與太祖許多正確的政策和策略有關。
其一,實施各個擊破的策略。
太祖之時,總兵力盡二十萬,除去北邊防務,能用於南方作戰的兵力不到其半,而南方諸國總兵力不下七八十萬,不容小覷。
但太祖運用政治外交手段分化離間,再配合軍事進攻,終於各個擊破。
其二,不打無準備之仗。
在對每個割據政權採取軍事行動以前,太祖總是派人搜集其山川地理、朝政民情的情報,作為決策和作戰的重要依據,故能每戰必勝。
其三,實行優待降王的政策。
太祖對亡國的降王不但一個不殺,還建造別館予以安頓,保持其優厚的生活待遇。
這一做法也減少了統一戰爭的阻力,各割據政權幾乎都有主張歸順的大臣。
其四,嚴禁軍將濫殺無辜。
雖然在平蜀時王全斌部隊有所失控,但宋軍在統一南方過程中,大體改變五代驕兵悍將任意殺戮的惡習,擾民較少,破壞不大。
其五,革除割據政權的弊政。
太祖每下一國,就減免苛捐雜稅,改革原有弊政,以善代暴,大得民心,加快了統一的進程。
他英年早逝改變了歷史走向,否則不會有宋朝的對外屈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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