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硯三國：關東整合與曹操勢力的奮戰

公元189年至公元208年之間的二十年，是中央權威與地方控御力喪失後，作為東漢精華腹地的關東地區（黃淮海平原）進行群雄逐鹿式整合兼并戰爭的時期。

寒某所謂中央權威與地方控制力的喪失，既是黃巾之亂與州牧出鎮所致，又是外戚何進與軍閥董卓兩系人馬未能把握中央朝政基本面穩定，兩度喪失朝堂鬥爭解決問題並保持中央威嚴的機會所致。

權力過大的出鎮牧守獲得了割據一方的實力，而反董聯盟與獻帝立位瑕疵則為牧守割據提供了名義，雖然自反董以來二十年的牧守割據與兼并乃至赤壁以後三國形成期的紛爭，無不爭取打起漢室漢帝的旗號，不過旗號也僅僅是旗號，牧守權勢的制度化擴大與趁亂取利，使得漢帝失去了代表任何一批地方豪族利益的機會。

189年以後的關東局勢，尤其是董卓西遷以後的關東局勢，表現為人口、資源不密集的邊疆區割據勢力的分區內鞏固與內耗，人口、資源密集的關東地區的合縱連橫式軍事鬥爭。

前者表現為：關中董卓集團的退守與裂解、隴西諸軍閥的碎片化分布，成都劉焉勢力的威壓式整合，漢中巴中張魯的宗教式整合，荊州劉表勢力的聯姻式整合，揚州孫策勢力的威壓式整合；關東則首先表現為【袁紹-曹操】聯合與【袁術-公孫瓚-陶謙】聯合，關東冀並幽青四州成為袁紹與公孫瓚乃至黑山軍作戰的北戰場，關東中原部分，成為曹操與陶謙袁術互相攻伐的南戰場。

隨著關西涼州軍閥在董卓去世後（192年）的裂解與內耗，呂布（192）、漢獻帝（195）、張濟張繡（196年）等一干染上董卓系政治色彩的政治勢力相繼就食東方，衝擊並改變了關東中原部分的局勢。

呂布的亂舞式豬突，先是在北戰場幫助袁紹削除了黑山軍的勢頭，而後在南戰場阻遏了曹操東進徐州的趨勢，消解了劉備繼承陶謙格局徐州的前途；漢獻帝的倉皇東歸，則為曹操提供了一張足以用來招搖聲勢的名頭；張繡的東進，一方面為劉表提供了屏障，一方面拖住了曹操的後腿。

可以說，西涼殘部的東進與袁術屢敗、陶謙之死一道，打破了短暫的關東兩派平衡，為日後袁紹曹操在黃河南北的勝利東進奠定了基礎。

董卓系的關西軍將出身、雒陽暴行與擅自廢立，為張繡、呂布抹上了無法祛除的政治污點，張繡虧得賈詡襄助得以先後在劉表、曹操帳下穩定善終，呂布則疊加了個人屢屢改換門庭並與「僭」主袁術為伍的劣跡而最終自取滅亡。

張、呂兩勢力無法在衝擊關東兩袁對立格局之後，自成一派穩定勢力，為袁曹提供了契機。

最終，在關東牧守混戰開始的第十個年頭（199年），張繡歸曹、曹劉滅呂、袁紹滅瓚、曹劉滅術，無論是東進亂入的董卓殘部，還是公孫瓚-袁術聯盟都在這一年內徹底消解。

在189-199年間的十年中，曹操集團通過收納部曲、招攬謀士與屯田生產不斷凝聚整合，在極其不利的條件下，甚至重大慘敗後屢仆屢起，硬生生地在河南地區站穩了腳跟，形成了一股凝聚力遠勝於通過門生故吏網絡凝合起來的袁紹集團的軍政骨幹隊伍。

關東兩強的誕生，袁紹與曹操由聯盟走向對峙，使得與關東相鄰的關隴馬韓、荊州劉表、揚州孫策便不得不做出政治抉擇，開始在兩強之間押寶。

關隴馬韓，因未能乘李郭之亂全取關中且關隴地區連年戰禍，實力不濟，而向鎮守長安的鐘繇（曹操集團）表示歸順；劉表、孫策則自身勢力較強，與曹操有著「近攻」之憂而採取與袁紹聯結的立場，這一次站隊既使得曹操陷入南北兩線作戰的窘境之中，也決定了日後曹操先南後西的戰略步驟。

面對乍一看兩線三面作戰（包括劉備的話，就是四面）的境地，曹操集團的措置可謂精彩，速滅紮根未穩的劉備，搞顛覆刺死孫策，瞬間接觸兩大腹背之敵，再結合南陽張繡、荊南張羨與交州張津（三張）對劉表荊州的削弱與牽制，劉表集團既喪失了襄陽的北方屏障南陽，又忙於荊南交州的南線戰事，已然無力在曹操南線挑事。

這樣關東兩強的爭衡便迅速在199-200年間，從一場可能牽動全國局勢的大縱橫攻伐，又變回關東地區的內部整合。

官渡之戰後，曹操主導了關東地區的局勢，隨後八年間，袁紹之死、滅二袁、滅高幹、征烏丸、安匈奴，曹操徹底蕩平了關東北部的敵對勢力，基本完成了對關東地區的整合，成為關東牧守割據的最終勝出者。

本文為寒硯三國系列文章之一，且本文前承寒硯三國：雒陽得失與董卓勢力的興衰 ，後啟寒硯三國：荊州爭衡與三國勢力的消長 。

如果從地理單元重心變化的角度看，則漢末三國，相繼經歷了雒陽中樞時期（184-189）、關東牧守時期（189-208）與荊州鼎立時期（208-280），三個時期分別對應寒硯筆記近期發布的三篇寒硯三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