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遠之戰:一個人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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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撰文/立山
北京南城廣渠門內,一方小小的墓園隱身在林立的高樓大廈之間,顯得冷清而又怪異。
這裡埋葬的是一個名叫袁崇煥的人,他出生於1584年,死於1630年。
袁崇煥短暫一生所貫穿的四十七個年頭,正值中國古代最後一個漢族王朝明朝的末季。
那是一個大廈將傾、呼喚英雄的時代,他從遙遠的福建來到帝國的首都,登上了一生事業的巔峰。
但這個時代送給他的不僅有權勢、榮譽和施展抱負的大舞台,還有不可預測的種種危險。
最後,他死在了這裡。
明人張岱在《石匱書後集》中如此描述袁崇煥之死:「遂於鎮撫司綁發西市,寸寸臠割之。
割肉一塊,京師百姓,從劊子手爭取生啖之。
劊子亂撲,百姓以錢爭買其肉,頃刻立盡。
開膛出其腸胃,百姓群起搶之。
得其一節者,和燒酒生齧,血流齒頰間,猶唾地罵不已。
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盡。
止剩一首,傳視九邊。
」
袁崇煥死於「磔」刑,一種將肢體分裂的殘酷刑罰。
明思宗朱由檢(年號崇禎)之所以對袁崇煥施以如此酷刑,理由列了一大堆,但核心罪名只有一個:通敵。
敵即後金,明帝國晚期最危險的敵人。
在朱由檢看來,正是袁崇煥的陰謀,導致後金軍隊長驅直入,直抵北京城下,差點把自己提前變成亡國之君。
袁崇煥果真通敵賣國麼?幾百年來,此一問題爭議不斷,圍繞著對袁崇煥的評價,形成截然相反的兩個集團。
一方認為他死得冤枉,另一方則說其萬死不赦。
直至今日,各色人等依然為此爭吵不已,甚至不惜大罵出口。
紛紛擾攘之下,要想解開其中疑惑,須從山海關外的一座小城寧遠說起。
(寧遠之晨)
進京與出關
袁崇煥能和寧遠聯繫在一起,多少要拜莫測命運的安排。
因為他原本在福建邵武(今福建省邵武市)任知縣,芝麻大的官,而且離京師萬里之遙,似乎根本沒有機會和遼東抗後金前線的寧遠發生關係。
命運的轉折發生在1622年,即明熹宗朱由校(年號天啟)登基的第二年,袁崇煥到北京接受朝廷的政績考核。
他的成績不錯,而且大概還對當時緊張萬分的遼東戰局提出了不少建議,因此受到御史侯恂的青睞,遂奏請皇帝破格擢升袁崇煥為兵部職方主事。
侯恂即明代著名才子侯方域之父,東林黨人。
1622年前後,明朝發生了兩件影響深遠的大事。
第一件事:宦官魏忠賢得勢。
1620年10月底,朱由校即位僅僅一個月,就把魏忠賢從一個無足輕重的職位提拔至司禮監秉筆太監。
司禮監系明太祖朱元璋時所設,其職權原本不過是掌管宮廷禮儀,但經過多年的發展,至17世紀初,它的權力已經得到巨大提升,堪比宰相。
魏忠賢這一番凌空跳躍,使他在此後近八年的歲月中權勢熏天,深刻影響了明朝的政治形勢。
袁崇煥當然也無可避免地要受到這一影響的衝擊。
第二件事:明朝軍隊在遼東遭遇到了後金軍隊的第三次重創。
第一次重創是在1619年的「薩爾滸之戰」,後金以少勝多,斬殺明軍將卒四萬多人,並攻陷了開原和鐵嶺,明朝舉國震驚;第二次是在1621年,後金軍隊在是年5月先後攻陷了明朝的戰略城市瀋陽和遼陽,將遼河以東的土地從明軍手中盡數奪走;第三次則是在1622年春天,遼東巡撫王化貞不顧遼東經略熊廷弼的竭力勸阻,貿然出擊迎戰後金,結果慘敗於廣寧(今遼寧北鎮)。
廣寧失陷,王化貞倉惶南奔,熊廷弼手無兵權,只好以剩下的軍隊護送關外難民撤入山海關。
作為天啟朝(1621~1627年)最優秀的軍事統帥,熊廷弼早在1619年就被任命為明朝在東北地區的最高軍事指揮官——遼東經略。
他是在「薩爾滸之戰」後臨危受命的,上任之後,他立即整頓軍紀、修城築堡、安定民心,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熊廷弼採取的基本戰略方針是以守為主,絕不輕易出兵,避免與擅長野戰的後金軍隊發生大規模戰鬥。
應該說,在明軍當時的情況下,這是最明智的策略,所以將近一年時間,後金軍隊都不敢輕易進犯。
(祖氏牌坊)
但是一向直率的熊廷弼也因為這一戰略方針遭到朝中反對者的詆毀,他們向皇帝進言,說熊廷弼膽小怯懦,不敢進兵。
熊廷弼無奈,只好自動請辭,取代他的是一個名叫袁應泰的文官。
袁應泰是個不錯的官員,但在軍事經驗上卻嚴重缺乏,這導致他在1621年的5月接連丟掉了瀋陽和遼陽,最後自縊身亡。
瀋陽和遼陽的淪陷是一個十分嚴重的事件,北京宣布戒嚴,朝廷幾乎陷入崩潰的狀態。
7月,熊廷弼在呼喚和反對的激烈聲浪中再次被任命為遼東經略,趕赴山海關上任。
這一次,他打算繼續執行自己以守為主的戰略方針,但他驚訝地發現,自己身為地方最高軍事長官,手中卻只有區區數千兵力,而遼東巡撫王化貞卻手握重兵六萬,躍躍欲試,揚言主動出擊,一舉蕩平後金。
熊廷弼堅決反對王化貞的策略,但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因為朝廷被失敗的恥辱淹沒已久,他們迫切想要得到前方勝利的消息。
結果卻正如前面所說,王化貞的六萬大軍在1622年的春天被後金一擊而潰,明朝的防線再次向南退縮。
熊廷弼成為第三次潰敗的犧牲品,他被捕入獄,並在三年後的1625年被殺,「傳首九邊」。
而王化貞雖然也被關進了監獄,卻神奇地一直活到了1632年,原因是許多高官接受了他的賄賂,紛紛為他說話,其中應該有魏忠賢。
熊廷弼和魏忠賢,作為天啟朝兩股勢力的代表,將在此後的歲月中以不同的方式影響到袁崇煥的命運。
但在1622年之初,袁崇煥無從預料這一切。
那時,他三十八歲,正值人生壯年,恰巧又被破格提升,春風得意,躊躇滿志,滿懷著對皇帝的感恩之情,時刻準備著為國家獻出生命。
就在廣寧失陷的消息傳來不久,袁崇煥忽然神秘地消失了,這讓他的同事和家人驚訝不已。
數日之後,當他風塵僕僕回到京城,大家才知道原來他單人匹馬趕赴山海關,去察看關內外形勢去了。
這次單獨行動,遭到袁崇煥日後的同僚王在晉的奚落:「其去不奉旨,不辭朝,魯莽如此,可用當關否?」王在晉之所以如此批評袁崇煥,不僅因為袁崇煥的行為不合體統,更因為他一還朝就口出狂言:「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
這一句話,將袁崇煥性格中張揚和自負的一面表現得淋漓盡致。
但必須承認,一個剛從偏僻外省調來的位卑言輕的小官,要想在公卿滿街走的京師受到關注,張揚的確是一個可行的辦法——他隨即再獲提拔,被擢升為山東按察司僉事、山海監軍。
從此以後,袁崇煥的命運開始與抗擊後金的戰事緊密聯繫在一起。
出發前往山海關之前,袁崇煥曾經拜謁過熊廷弼,那時熊廷弼尚未入獄,處於罷職聽勘的狀態。
熊廷弼問袁崇煥:「操何策以往?」袁崇煥答曰:「主守而後戰。
」熊廷弼感到十分欣慰。
這次會面,二人相談甚歡,袁崇煥倍感鼓舞,在一首題為《邊中送別》的詩中,他抒發了自己的滿腔豪情:
五載離家別路悠,送君寒浸寶刀頭。
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問去留?
策杖只因圖雪恥,橫戈原不為封侯。
故園親侶如相問,愧我邊塵尚未收。
如果他能穿越時空,看到三年後熊廷弼的悽慘下場,以及自己八年後幾乎完全相同的結局,是否還會留下「何用安危問去留」的豪言?
1622年的春天,山海關外,袁崇煥的腳步逐漸接近了一片蠻荒的寧遠。
(晨光里遛狗的老人)
寧遠何以必守?
熊廷弼被革職以後,遼東經略換成了王在晉。
儘管很多年以後,王在晉在自己所寫的《三朝遼事實錄》中對袁崇煥多有惡評,但在1622年,他卻對這個雄心勃勃的下屬十分看重,不久就提請擢升袁崇煥為寧前兵備僉事。
出乎王在晉意料的是,袁崇煥似乎並不買他的帳,在一些問題上常常與自己作對。
其中雙方矛盾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主守何處。
王在晉認為明軍在關外已不能有所作為,因此力主據守山海關。
而且為了增加山海關的可靠性,他又奏請在關外八里之處加築一座重城。
按照王在晉的計劃,這項浩大的工程需要花費白銀一百萬兩。
這是一個龐大的數字,而整個天啟朝的大多時候,明帝國的經濟狀況都不如人意。
從外部環境來說,美洲大陸白銀出口急速下降,已經嚴重阻滯了明朝的經濟發展;而國內更是一團糟,各地頻發的戰亂以及官僚機構日益嚴重的腐敗,早已把經濟和社會拖入了混亂的泥沼。
在這種情況下,王在晉的築城計劃理所當然地遭到了廣泛質疑。
但袁崇煥之所以反對這個計劃,另有其他考慮。
當時,寧遠之北有十三山(今遼寧錦縣東)難民約十餘萬被後金圍困,隨時都有生命危險。
袁崇煥認為,「將五千人駐寧遠,以壯十三山勢,別遣驍將救之。
寧遠去山(即山海關)二百里,便則進據錦州,否則退守寧遠,奈何委十萬人置度外?」在袁崇煥看來,駐守寧遠,至少有三個好處:救援十三山難民,伺機進占錦州,當然最重要的是避免山海關直接面對後金的衝擊。
寧遠,即今遼寧省興城市,遼寧南部一個著名的海濱旅遊勝地。
興城依山傍海,是連接東北與華北地區的交通要塞。
後金大軍要想從瀋陽直撲北京,興城乃必經之途。
當然,他們也可以繞道西行,橫穿遼寧西北,進入內蒙境內,再從內蒙折向西南,進逼北京,只不過這是一條過於遙遠而曲折的道路。
因此,袁崇煥力主守寧遠,可謂頗具戰略眼光。
但眼光歸眼光,在處事的方法上,袁崇煥並非沒有問題。
他見自己反對無效,遂直接將意見報告給了當朝首輔葉向高。
此事一經傳出,袁崇煥與王在晉的矛盾遂致不可收拾。
此後,大學士孫承宗自請出邊考察,否決了王在晉的計劃,並奏請皇帝,免去王在晉遼東經略的職務。
孫承宗綜合各方意見,加之親歷考察,決定採納袁崇煥等人的建議,力守寧遠。
(興城中心的鼓樓)
今日到興城旅行的人,一定會登上寧遠古城,俯瞰城中風景。
從規模而言,這座城並不大,即便繞城一周,需時也不過四五十分鐘,但它卻是國內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幾座古城之一,四面城牆、瓮城以及城中心的鼓樓都基本完好;城牆上,經年風雨侵蝕後留下的痕跡和偶爾隨風搖擺的荒草提示遊人,在茫茫渤海之濱,古城已經度過久遠的歲月。
但袁崇煥初抵此地,所見到的寧遠卻是一番淒涼景象。
據興城縣誌記載,「興城」之名雖然早在遼代就已出現,但「寧遠」的命名卻已遲至1428年(明宣德三年),當時總兵巫凱和都御史包懷德上書請求在此地設「衛」,皇帝賜名曰「寧遠」。
這個寧遠衛城呈正方形,有四門,周長七里八步,不過一個方寸之地。
17世紀20年代初,由於地震等自然災害以及後金軍隊的不斷南侵,寧遠衛城坍塌荒敗,實際上已徒有虛名。
1623年秋天,當孫承宗獲得皇帝的讚許,以遼東經略的身份開始積極經營寧遠防線時,袁崇煥隨即得到了重用。
孫承宗很喜歡袁崇煥,一則是袁崇煥在安撫軍民、整飭邊備方面功績顯著,再則是袁崇煥表現出了一往無前的勇氣和必勝的信心,當時大多數朝廷官員都視關外為死地,費盡心機逃避出關,袁崇煥卻抱著必死之心,強烈要求到寧遠服役。
修築寧遠的計劃提上了日程。
起初,孫承宗將築城的任務交給了祖大壽。
祖大壽是寧遠本地人,系明晚期一員名將。
但他不相信朝廷真的會堅守寧遠,所以執行不力,不過對付而已。
及至袁崇煥抵寧遠,寧遠才僅僅修築了不到十分之一,而且疏薄不合規範。
袁崇煥立即制定了新的築城規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廣三丈,上二丈四尺。
」在袁崇煥嚴格的要求和監督之下,越明年,寧遠築成,遂成關外重鎮。
應該說,無論孫承宗還是袁崇煥,在此時都算是幸運的,因為後金在擊破王化貞之後,將近四年的時光,一直沒有大規模南下。
寧遠的威懾自然是其中一個原因,而更大的原因是後金食物短缺、後方時有內亂,以及明將毛文龍從東邊朝鮮邊境偶爾發起的襲擾。
孫承宗和他的部下充分利用這幾年難得的好時光,廣召遼人返回故土,墾荒屯田,在廢墟上重建家園;同時鼓勵工商,充實民力,儲積軍備,硬生生將寧遠打造成了關外蠻荒的一方樂土。
當寧遠鞏固之後,明軍的防線再次向北推進二百餘里,至1625年夏天,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全部收回到明軍管轄之內,各城也漸次修復完善。
至此,以寧遠為中心的寧錦防線基本形成。
正當一切蒸蒸日上之時,變故再次發生。
1625秋天,由於魏忠賢的詆毀,孫承宗去職。
這是一個醞釀已久的陰謀——魏忠賢在1624年2月被任命為東廠提督之後,即開始瘋狂打擊他在朝中的敵人,其核心目標即是「東林黨人」。
1625年,大批正直朝臣被殘酷迫害至死,堅定的東林黨支持者孫承宗自然也在打擊之列,他沒有丟掉性命已算幸運之至。
大恐怖之下,東北前線頓時陷入混亂。
1625年底,受魏忠賢支持的兵部尚書高第成為遼東經略,此人一上任,即搬出與此前王在晉一樣的觀點,認為關外必不可守,下令盡撤錦州、右屯諸城守具,將士全部退回關內。
這個愚蠢的決策令袁崇煥目瞪口呆,他數次力爭不要退兵,不料反倒惹惱了高第,他下令將寧遠駐軍一併撤回。
袁崇煥慨然曰:「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
」
大撤退無可挽回地實施了。
《明史》記載,撤兵之日,明軍「委棄米粟十餘萬,而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
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盡撤一空,只有寧遠一城孤零零矗立在前線。
孫承宗和袁崇煥苦心經營四年的寧錦防線,沒有被敵軍摧毀,卻被自家人一朝破壞。
寧遠,從一方樂土荒誕地化為一座孤城。
袁崇煥孤注一擲的堅持,使得即將到來的寧遠保衛戰,在某種意義上,變成了他一個人的戰爭。
(城頭的大炮)
那兩日的慘烈
雖然袁崇煥違令不撤,但朝廷並沒有怪罪於他。
而且此後他幾次上書請求去職還鄉,都未獲允許。
1625年底,袁崇煥升任按察使,仍主事寧前。
這一年的最後兩個月,袁崇煥感到前所未有的苦悶。
9月的時候,他素來敬重的前輩熊廷弼被殺,令他頓生兔死狐悲之感。
在一首題為《哭熊經略》的詩中,袁崇煥寫道:
記得相逢一笑迎,親承指授夜談兵。
才兼文武無餘子,功到雄奇即罪名。
慷慨裂眥須欲動,模糊熱血面如生。
背人痛極為私祭,灑淚深宵苦失聲。
他從熊廷弼因功獲罪的荒誕遭際中,隱約感受到無常命運的捉弄,而一句「功到雄奇即罪名」可謂道盡官場淒涼。
事實上,他詠詩抒懷,似乎早已從熊廷弼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袁崇煥立雄奇之功的機會很快到來了。
1626年春,後金可汗努爾哈赤見明軍主動撤退,知道新任遼東經略不足為慮,遂在天寒地凍之時,率大軍西越遼河,於陰曆正月二十三日兵抵寧遠。
此番南下,努爾哈赤幾乎動用了全部精銳部隊,號稱三十萬。
他以為,僅僅報上這個數字,就足以把袁崇煥嚇得投降。
努爾哈赤這麼想並不為過,因為此前他曾經以三萬之眾擊潰明朝的十餘萬大軍,而那還是在七八年之前。
如今八旗軍久經沙場之後,紀律性、作戰經驗和戰鬥力比之當初都有巨大提升,因此他料定取寧遠必如探囊,不費吹灰之力。
然而袁崇煥不這麼認為,他對自己苦心經營的寧遠信心十足。
因此,當後金的勸降書送至眼前,袁崇煥不無輕蔑地回道:「你號稱大軍三十萬,實際不過十三萬吧。
我修治寧遠,決意堅守,豈有投降之說?」
城外的後金軍到底有多少,說法不一,但至少也有五六萬人,而寧遠城中的明軍不過萬餘人,而且沒有援軍——本來應該有的,但遼東經略高第坐擁山海關,拒不發兵往救。
在這種情況下,袁崇煥還要堅意死守,所倚仗的只有兩項:將士的勇氣、信心以及城牆上的十一門紅衣大炮。
(俯瞰城中)
火炮在明朝早已廣泛使用,但多為從國外引進的弗朗機炮——明代稱西班牙、葡萄牙人為弗朗機人,他們製造的大炮也因此得了個奇怪的名字。
紅衣大炮從技術和威力上比弗朗機炮厲害得多,也是當時明朝所能擁有的最先進的火炮。
這種炮最大的優勢就是射程遠,據說輕鬆就可打到六七里之外;而且紅衣大炮比較容易調節射角,火力覆蓋面很寬,基本不會留下死角。
當年袁崇煥重定規制修築寧遠城時,就已經考慮到紅衣大炮的使用,因此城牆的四個角各設一個巨大的方形敵台,凸出於城外,以方便隨時調節大炮的發射角度。
寧遠城中,袁崇煥最看重的部下有大將滿桂、副將左輔、朱梅、參將祖大壽以及守備何可綱等人。
大戰之前,袁崇煥召集全體將士,刺血為書,激以忠義,並為之下拜,於是將士一心,咸請效死。
軍心既定,袁崇煥下令盡焚城外居舍,所有居民入城;又令查察城內可疑之人,清除姦細;通判金啟倧按城四隅,負責編派民夫,供給飲食;又派人把守城內各巷口,有人違令亂行動即斬之;而城上之人私自下城者,也即格殺勿論。
各城門守將早已分派妥當:滿桂提督全城,同時負責把守東南角;左輔守西,祖大壽守南,朱梅守北。
後金軍抵達寧遠後第二天,勸降無效的努爾哈赤發起了大規模進攻,首攻方向是防守相對較弱的西南角。
後金軍長於野戰,但數年磨練之後,已然熟練掌握了攻城術,其關鍵是利用楯車。
這是一種大型木車,車前擋以數寸厚的木板,木板上裹多層牛皮,堅硬結實,一般的炮火根本奈何不了它,更休提弓箭之類的冷兵器。
當這種怪物一般的巨型楯車頂住首輪炮擊之後,即迅速推進到城下;跟在楯車之後的壯漢以楯車為掩護,揮動巨斧鑿城;城若鑿破,接下來的事情就簡單了——風馳電掣的後金騎兵將蜂擁而上。
努爾哈赤憑藉這種攻城術,已拿下明朝數座堅城,他料想一個小小寧遠定然不在話下。
他沒有料到,寧遠城中多了十一門紅衣大炮。
努爾哈赤按照既定的策略準備攻城時,袁崇煥正在軍中與幾個幕僚閒談,若無其事。
座中恰好有一位朝鮮翻譯官韓瑗,詳細記錄下了當日情形——閒話間,有人來報信,說賊兵出動了,於是袁崇煥乘轎來到敵樓,並將韓瑗一併帶至;四周一片寂靜,韓瑗驚訝地發現,眼前這位總指揮非但面無憂色,而且頗有雅致地與自己談論起了詩文;這時,城外傳來了一聲炮響,韓瑗覺得聲動天地,自己驚得連頭都抬不起來,袁崇煥卻輕描淡寫地笑道:「賊至矣。
」
紅衣大炮開始猛烈發射,至處遍地開花,盡皆糜爛。
當炮彈擊中楯車時,楯車立時破碎。
沒有被擊中的,艱難抵達城下,斧手開始鑿城。
巨石從天而降,砸在楯車上,楯車堅固無恙。
但隨後落下的,卻是浸了油的枯草、棉花,火苗洶湧,包圍了楯車。
再往後,褥子和被單落了下來,裡面裹著成堆的火藥。
這是通判金啟倧發明的臨時武器,火藥點火即爆,火焰飛騰,所及之處,無不糜爛。
金啟倧不知道自己的新發明具有如此威力,做實驗時不小心,結果丟了性命。
楯車一個接一個被火焰吞沒,但城牆還是被鑿出了幾個大窟窿,幸而天寒地凍,沒有坍塌。
袁崇煥把城中所剩一萬多兩白銀全部搬到城牆上,勇者即賞。
所有大炮同時開火,城外土石飛揚。
火光中,後金士卒馬匹騰空而起,旋即跌落。
攻城從上午持續到午夜,城外屍體成堆。
努爾哈赤無奈,下令撤退。
第二天,幾乎同樣的場景再次上演。
唯一不同的是,明軍的大炮擊傷了敵軍的一個大頭目,後金士兵以紅布裹之,大哭,抬走。
韓瑗說,被抬走的這個人,就是努爾哈赤。
(已然生出苔蘚的城牆磚)
八年未有之勝利
那個人到底是不是努爾哈赤,至今仍有爭議,但從後金士兵的反應來看,是他的可能性極高。
六個月之後,努爾哈赤在瀋陽離世,年六十八
歲。
他很可能死於寧遠之傷。
韓瑗說,努爾哈赤本已重傷,又收到袁崇煥的信,恨怒在心,懣恚而斃。
袁崇煥的信中是這樣寫的:「老將橫行天下久矣,今日見敗於小子,豈其數耶!」他顯然是在刻意刺激努爾哈赤,不僅送去了信,還備了禮物。
寧遠慘戰兩日,後金傷亡很嚴重。
明朝方面的資料說,敵人死了一萬七千人;《清太祖實錄》中,這個數字被銳減為五百人。
《清太祖實錄》還說,「上(即努爾哈赤)自二十五歲起兵以來,征討諸處,戰無不捷,攻無不克,惟寧遠一城不下,不懌而歸」。
努爾哈赤很生氣。
當他無奈地將部隊撤出明軍火炮的打擊圈,憤怒地詰問自己的部下:你們不是說這座城很容易攻下嗎?
盛怒之下的努爾哈赤把目光投向了寧遠城南的覺華島。
覺華島距寧遠古城約十五里,現名菊花島,是一個旅遊區。
從海濱乘遊船至島上,大約需要幾十分鐘。
夏天的時候,我曾站在遊人如織的興城海濱,遠遠眺望那孤零零如一片葉子的小島。
菊花島實際上並不是特別小,其面積約十三點五平方公里,屬渤海灣第二大島嶼。
據歷史記載,覺華島早在唐代即已開發,成為北方的一個港口。
但在明代,它的作用主要體現在軍事上。
當年孫承宗親歷關外考察地形,就已經與袁崇煥等人達成一致意見,在修築寧遠城的同時,積極經營覺華島,使之與寧遠城互為犄角。
島上既囤積糧草,也駐紮舟師,以防後金沿海路南下。
當努爾哈赤打算拿覺華島泄憤之時,島上約有明軍水師七千人、商民七千餘人、糧料八萬石、船兩千餘艘。
島上守軍事先已經料到後金可能來襲,因此在寧遠炮火隆隆之時,已經沿島開鑿了一道長達十五里的冰壕,希望以此阻擋後金鐵騎。
然而此時北方盛寒,冰壕鑿開不久,即再次凍合。
島上將士「日夜穿冰,兵皆墮指」。
陰曆正月二十六日清晨,努爾哈赤將大軍分成兩部分,大部分騎兵直撲覺華島,少量兵力繼續攻打寧遠城,以牽制城中守軍,阻其呼應島上。
城中連續激戰兩日,將卒早已疲憊不堪,而破損城牆又亟待修補,根本無法派兵支援覺華島,袁崇煥只能眼睜睜看著後金鐵騎向覺華島而去。
後金騎兵從覺華島北面打開了突破口。
島上明軍多系水手,又經幾日鑿冰之苦,寡不敵眾,全軍盡沒,平民七千餘人也幾無倖免。
屠殺之後,後金縱火焚燒糧倉,濃煙蔽島,火光沖天,明軍在關外的重要後勤基地頓成廢墟。
後金撤軍,臨走時,留下話來:「待四月草青之時,再去攻城。
」
(清實錄書影)
寧遠保衛戰的勝利,為袁崇煥贏得了巨大的聲譽,因為此前朝中所有官員都一致認定他守不住寧遠。
他守住了,為自己爭得了主動權。
皇帝給他升了職,遼東巡撫。
經略高第等人,按兵山海關,拒不救援,獲罪。
鋪天蓋地的讚譽向袁崇煥湧來。
山西道御史高弘圖在奏疏中說:「寧遠被圍,舉國洶洶,一重門限,豈是金湯?自袁崇煥有死地求生,必死無生之氣,則莫不翕然壯之……然後知從前無不可守之城池,而但無肯守之人與夫必守之心。
今崇煥稱必守矣,況且出奇挫銳,建前此所未有,則又莫不翕然賢之。
」
也有人提出,覺華島之屠幾乎抵消了寧遠之捷,所以此役雖勝實敗。
但正如薊遼總督王之臣所說,倘若寧遠不保,後金必將長驅直抵山海關,覺化孤島焉能倖存?況且,島上諸將卒皆力戰而死,比之此前望風而逃之輩,又長了一段志氣。
勝利是毋庸置疑的。
而勝利所帶來的影響比勝利本身要大得多。
對此持論最為貼切者,當屬兵部尚書王永光:「遼左發難,各城望風奔潰。
八年來賊始一挫,乃知中國有人矣。
蓋緣道臣袁崇煥,平日之恩威有以懾之維之也。
不然,何寧遠獨無奪門之叛民,內應之姦細乎?」
士氣和信心,比什麼都重要。
然而袁崇煥的信心時時經受著考驗和衝擊。
1626年,魏忠賢領導的閹黨再興大獄,前御史黃尊素、吏部員外郎周順昌、蘇松巡撫周啟元、左都御史高攀龍、左諭德繆昌期、御史周宗建、御史李應昇等,被魏忠賢誣以貪贓受賄之罪,全部下獄拷死。
「東林黨人」再遭毀滅性打擊。
也是在這一年,蘇杭織造太監李實步浙江巡撫潘汝幀的後塵,給魏忠賢造了一座生祠。
祠堂本是祭祀已逝祖先或先賢的宗廟,而魏忠賢尚且活得好好的,就有人為其建祠堂,可見其勢力之一斑。
明熹宗朱由校不僅不反對(也可能是不敢反對),還為其題額曰「普德」。
國內立即掀起了給魏忠賢立生祠、歌功頌德的高潮,成為明晚期一道惡劣風景。
遠在邊關的袁崇煥也加入了這一行列,他和薊遼總督閻鳴泰一起上書皇帝,請求在寧前為魏忠賢立祠。
皇帝賜名曰「懋德」。
袁崇煥此舉當然是違心的,但他沒有辦法。
事實上,寧遠之戰結束後一個月,袁崇煥就曾向皇帝上書,直言反對太監出鎮軍中。
袁崇煥認為,軍中戰守之總兵已經夠多了,如今又來了六個太監,而太監又有隨行,軍法不能約束,有害無利。
皇帝說,內臣出鎮清查,實屬萬不得已,況且這幾個人都是精挑細選出來的,秋毫無擾,所以不必多慮。
朱由校反覆叮囑袁崇煥,魏忠賢赤心為國,守法奉公,他的手下一定也是如此。
袁崇煥無奈,忍氣吞聲,為痛恨之人立生祠,希望以此避免閹黨掣肘。
他必須抓緊時間籌備邊防,以防後金來犯。
草青之時,後金沒來。
草又黃時,努爾哈赤死了,他的兒子皇太極即位。
袁崇煥派了使者前往瀋陽弔唁,以探努爾哈赤之死是否屬實。
也就是在這段時間,袁崇煥開始與皇太極議和。
按照《明史》的記載,議和之話題是後金提出的,他們意欲攻打朝鮮,故而求和,以阻止袁崇煥趁機出兵。
袁崇煥似乎也想利用這個時機,整修邊防,恢復失地。
他在給皇帝上書時說,錦州、中左、大凌三城亟待修復,可以和為計,趁後金忙於東事,抓緊修城;等到後金知道真相時,三城已經完工;即便他們再起戰火,也不過燒至關外四百里的錦州,寧遠無憂,山海關無慮。
梁啓超先生認為,以和為守,以守為戰,正是袁崇煥對付後金的核心策略。
三城尚未全部竣工,袁崇煥收到了皇太極的書信:你明說議和,卻暗修城堡,是何道理?
這是皇太極的一個藉口。
1627年5月,後金解決了朝鮮問題,再次進攻寧遠。
(遠處隱現的小島即是覺華島)
上將由來無善死
像他的父親一樣,皇太極抱著必勝之心前來,卻帶著失敗離開。
後金先圍錦州,不下;後攻寧遠,又不下。
袁崇煥坐鎮寧遠全盤指揮,滿桂與趙率教奮勇護城,遂保兩城不潰,時稱「寧錦大捷」。
這次勝利沒有給袁崇煥帶來好運。
像寧遠大捷一樣,寧錦大捷的功勞又多數算到了太監的頭上。
在給督餉御史劉徽奏章的批覆中,皇帝說,寧錦之捷系魏忠賢殫心籌劃、委任得人之效。
但魏忠賢並不滿意,在其授意下,一堆人開始大肆攻擊袁崇煥,指責他不救錦州。
事實上,袁崇煥並非沒有援救錦州,他只是認為寧遠之兵不可妄動。
但此時他的辯解已不起任何作用。
7月,袁崇煥免官,回鄉。
在家鄉,袁崇煥過了一段寄情山水的生活,會友,吟詩,募修廟宇。
在他人生的的最後幾年,這樣的輕鬆閒適並不多。
1627年9月,年僅二十一歲的天啟皇帝朱由校駕崩了,他十七歲的弟弟朱由檢接替了皇位,年號定為崇禎。
本該舉國悲痛的時刻,朝中的許多大臣卻長出了一口氣,他們覺得新皇帝登基也許會帶來新氣象,改變目前亂作一團的朝政。
朱由檢沒讓他們失望。
上任兩個月,他就削去了魏忠賢的職位,並命令他離開京師。
12月中旬,這個臭名昭著的太監自殺身亡,他的親屬和黨羽遭到了殘酷的清洗。
(袁崇煥墓)
第二年夏天,在多數廷臣的強烈要求之下,袁崇煥重新回到北京,恢復了他在東北地區最高軍事長官的職位,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而且被賜以尚方寶劍。
這是袁崇煥一生事業的頂點,再往後,他開始在不知不覺中向下走,一直走到不可能再向下之處。
這個下降的過程不長,總共不過兩年時間。
兩年中,在袁崇煥身上發生了三件值得反思的事,它們全都爭議巨大。
第一件,是他向新皇帝許諾「五年復遼」。
袁崇煥似乎被浩蕩皇恩感動得過頭了,未假思索,便脫口給出了一個讓皇帝十分高興的期限。
事後,他的同僚問及五年平遼的策略,他說,皇上聖心焦勞,所以安慰他一下。
從1622年到1628年,六個年頭過去了,他性格中自負和情緒化的一面還是沒有改過來。
第二件,是他殺了皮島(今朝鮮椴島)總兵毛文龍。
毛文龍率領一支兩萬餘人的軍隊,長期孤懸遼東海外,基本沒打過什麼勝仗,而且私通後金,虛領軍餉(謊稱有兵十餘萬),殺降人謊報戰功,幾年來游離於明朝管轄之外,確有死罪。
但袁崇煥殺掉毛文龍,還是有些冒失,即便他有尚方寶劍。
因為許多大臣認為毛文龍可以起到牽制後金的作用——這些大臣中,有一部分被指為閹黨遺孽,據說他們曾收受毛文龍的巨額賄賂。
《明史》記載說,朱由檢得到袁崇煥殺毛文龍的消息,大驚,但念及毛文龍已死,自己還要倚賴袁崇煥,所以下旨表揚袁崇煥,以安其心。
但毛文龍的支持者卻在京師散布消息,說袁崇煥之所以要殺毛文龍,是為了與後金講和,以化解自己「五年復遼」的承諾危機,而後金開出的條件就是殺掉毛文龍。
1629年夏天時,北京城中的輿論已經對袁崇煥十分不利。
第三件事,是由後金可汗皇太極發起的。
1629年10月,皇太極避開寧錦防線的袁崇煥,率大軍繞道內蒙古,費盡周折,從喜峰口越過長城,陷遵化,又陷通州,直逼北京城下。
事實上,袁崇煥此前早已數次提醒朝廷注意防範這條路線,但始終沒有得到重視。
而且後金所破隘口,系薊遼總督劉策所轄,所以,當袁崇煥得到京師告急的消息,率五千騎兵從間道風馳電掣馳援北京之時,他覺得自己最起碼是無罪的。
他不知道,死亡的陰影已向自己襲來。
(明亡清興,不過是紫禁城裡換了主人)
在廣渠門外,袁崇煥打了一生中最後一次勝仗,他擊敗了皇太極。
但這一場勝利不能挽回他的命運——北京城中早已流言遍布,市井小民說後金突至,乃袁崇煥縱敵;朝臣則說袁崇煥是引敵長驅,逼迫皇帝接受和局。
恰在此時,兩個被後金抓獲的太監逃歸,帶回了更確鑿的證據——他們親耳聽到了後金士兵的對話:袁崇煥與皇太極有密約。
實際上,這是皇太極設下的反間計。
這一年,陰曆十二月一日,袁崇煥下獄。
「上將由來無善死」,就像袁崇煥在詩中所寫的那樣,他最終走上了和熊廷弼一樣的命運終局。
八個月之後,1630年秋天,袁崇煥以通敵賣國之罪,被磔於市。
《明史》上說:「初,崇煥妄殺文龍,至是帝誤殺崇煥。
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
」
如今的寧遠城頭,依然處處飄揚著寫有「袁」字的旗幟。
寧遠歲月是袁崇煥一生中最輝煌的篇章,他在這裡先後擊敗了後金兩位傳奇人物,努爾哈赤與皇太極,父子二人,都止步寧遠,飲恨而歸。
事實上,直到1644年朱由檢自縊身亡,後金也沒能突破寧遠,進兵山海關。
這彈丸小城由此成了一個傳奇,它的象徵就是袁崇煥。
走在遍布歲月痕跡的城牆上,我常常忍不住浮想聯翩:倘若明朝多幾個袁崇煥,或者,袁崇煥沒有被磔死,歷史又該呈現出怎樣的面貌?
梁啓超先生在《袁督師傳》中說:「若夫以一身之言動、進退、生死,關係國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於古未始有之。
有之,則袁督師其人也。
」
這是一個高不可攀的評價。
作者簡介:立山,現供職於某出版社;生於1979,現居北京;做過雜誌,編過劇本,出過幾本書;去過很多地方,遇見過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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