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黃皓禍國殃民,導致蜀漢滅亡?其實他就是個給忠臣背黑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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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漢滅亡的直接罪人,當然不止宦官黃皓一人,也不止是信用黃皓的皇帝劉禪

畢竟蜀漢是劉備和諸葛亮建立的,復古西漢「儒表法里」體制的古典軍國主義國家,從來不是東漢和晚唐,區區一個宦官絕沒有那麼大的能量,也無法從根本上左右天下大勢。

諸葛亮受命託孤後,總攬大權,對劉禪抱有很高的期望,不止是希望他做一個祭由寡人」的禮儀天子,而是希望劉禪成為自己和劉備復興漢室事業的真正繼承人。

因此,他才對劉禪嚴格要求,勉勵他夙興夜寐,嚴於律己。

而當諸葛亮大軍北伐之時,叮囑劉禪「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相府和皇宮俱為一體,獎懲功過,不宜因親疏有所區別),又特意安排了「秉心公亮,義形於色」的賢臣董允,受命統帥宮中宿衛,對劉禪嚴加管束。

蜀漢侍中:董允

劉禪身為天子,皇后和妃嬪加起來僅僅十二人。

他想擴張後宮,還被董允嚴辭回絕。

他別說在朝堂上,做不了如秦始皇、漢武帝那般君威甚重的集權帝皇,甚至在自己後宮,也不能一手遮天任意妄為。

劉禪和張皇后

因此劉禪雖不敢、不願因此嫉恨諸葛亮,但被黃皓這樣擅長阿諛奉承的小人趁虛而入,得其信任,也是人之常情。

董允在世時,一直刻意壓制黃皓,使之不得升遷要職,難以為禍。

劉禪連自己的親信也不能擢升,當然對董允潛藏深刻不滿。

董允死後,陳祗接任侍中、尚書令的職務。

他以為「堵不如疏」,刻意與黃皓交好,內外勾結,因此得到了劉禪的充分信重,藉此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

蜀漢尚書令:陳祗

當時,大將軍姜維身為「羈旅託國」的曹魏降臣,卻又手握重兵,位極人臣,被劉禪委以軍國重任,因此人緣一直不佳,許多蜀漢重臣對他皆有疑慮。

身處嫌疑之地、朝中政敵眾多的姜維,甚至在府中豢養了大批唯命是從的「死士」(「陰養死士」),此等做派,正和北邊的司馬懿、司馬師父子類同。

蜀漢大將軍:姜維

段谷之戰,姜維被鄧艾打得大敗,部屬星散流離,死傷數萬人。

侯和之戰,姜維率軍反攻,又再次失利,未達到戰略目的。

蜀漢滿朝文武,無論重臣如諸葛瞻、董厥;還是元老宿將如張翼、廖化,皆對姜維屢次北伐無功,「軍旅數出,百姓彫瘁」「好戰無功,國內疲弊」甚為不滿。

此時的姜維,之所以沒有和興勢之戰失敗的曹爽,新城之戰失敗的諸葛恪那樣,也因此被各方政敵反攻倒算,下台甚至喪命,便是因為文臣之首陳祗,以及陳祗背後的皇帝劉禪,同樣也是姜維的最大支持者。

蜀中主和派的代表人物譙周做《仇國論》,欲徹底將諸葛亮和姜維的北伐方略否定,正是陳祗挺身而出,與之爭辯,將其駁倒。

公元258年,陳祗病逝後,劉禪為之痛惜流涕,整個蜀漢朝堂也失去了能彌合各方矛盾的中間人。

黃皓終於得以操弄中樞權柄,離間皇族和百官,在其讒言下,劉禪的弟弟,甘陵王劉永十餘年不得朝見,名將羅憲與之不和,被貶為巴東太守。

如此竊奪朝權的宦官,當然是所有朝臣和士人的死敵,因此不管是北伐派如姜維、還是休兵派如諸葛瞻,他們不論彼此政見有多少分歧,在誅殺黃皓這點都是志同道合,誓欲除之。

在劉禪的眼中,黃皓卻只是個自己隨時可以如螞蟻一般拈死的「趨避小臣」,姜維請求誅殺黃皓的表章,不但是小題大做,也嚴重冒犯自己的帝皇威嚴,才會斷然回絕。

此事的惡果是讓蜀漢朝堂的激烈矛盾公開化,彼此已註定是你死我活。

從此在黃皓的刻意欺瞞下,後主劉禪被「隔絕內外」,只能聽到黃皓想讓他聽到的聲音。

劉禪和黃皓

姜維求殺黃皓不得,率領蜀軍精銳遠至沓中,屯田避禍,間接促成了魏國決定大軍南伐。

姜維又自作聰明變更從魏延起沿用了幾十年的的漢中防禦部署,更讓戰略要地漢中丟失,蜀漢門戶大開。

他提出「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的表章,黃皓卻因為銜恨姜維,迷信鬼巫,竟因私廢公,將此表章直接壓下,對劉禪隱瞞。

因此,鄧艾精兵偷渡陰平小路時,蜀漢上下才回猝不及防。

諸葛瞻率領留守軍隊倉促應戰,卻在綿竹之戰一戰敗死,蜀漢的機動軍隊已經損失殆盡。

成都城所謂剩下的數萬兵馬,是一群只有紙面意義的老弱病殘,怎能對抗鄧艾剛剛大勝的百戰雄師?

而姜維所部數萬人馬雖然星夜馳援,卻被鍾會十餘萬大軍窮追不捨,就算劉禪能神武天縱,堅守成都到姜維及時趕到,想迎戰合計二十餘萬的兩路魏軍,前景同樣凶多吉少。

因此,劉禪才會絕望投降。

姜維聞訊,拔劍斷石,痛哭啼血。

老年姜維

在朝堂眾臣群起抵制下,劉禪堅持信任了黃皓這個小人幾十年,晚年更令此人掌握了中樞機要大權,以至於被「隔絕內外」,確實對蜀漢亡國負有無可推卸的責任,也是他在位期間的最大錯失。

難怪無論蜀漢重臣如姜維、諸葛瞻,還是蜀漢故臣如陳壽、李密,均視黃皓此人為蜀漢亡國的罪魁禍首,也相當程度上影響了後世眾多論者。

然而,秉承陳壽《三國志》一脈相承的傳統史家說法,將蜀漢亡國的罪責推給黃皓這麼一個奸佞小人,固然是大快人心,卻也流於表面。

率領精銳兵馬遠離主戰場去屯田,又更改漢中防禦部署的姜維;帶領留守兵馬縱兵浪戰、全軍覆沒的諸葛瞻,同樣負有相當責任,只是他們壯烈殉國,成了忠臣烈士,才獲得在傳統觀念不被批判的豁免權。

蜀漢滅亡的根本原因,可以說從關羽丟失荊襄、劉備夷陵之戰慘敗,兩戰合計近十萬大軍以及大批良將的損失,就已註定了它偏安一隅,兵寡力微,先天不足。

以諸葛亮之曠世奇才,十年北伐,耗盡心力亦只奪取武都、陰平這邊遠兩郡。

隨著諸葛亮逝去,時間推移,中原經濟和人口的不斷恢復,占據中原九州之地的魏晉帝國,對南方吳蜀政權在國力上已形成壓制性優勢,而蜀漢立國時便存在的荊益士族之爭亦只能一時壓制,不可能徹底解決,是以天時地利人和皆失,實非人力所能挽回。

因此,天下大勢如此,這樣的蜀漢,本非一姜維可救,同樣也並非殺一黃皓可救。

這就和鴉片戰爭,清朝再打十次、百次也一定會輸一樣,不論清軍主帥是誰,最終結果都並不會有什麼改變。

林則徐在戰爭之初就被罷官,反倒是成全了他的英名和晚節。

將國家和政權敗亡的原因,僅僅歸結於某個臉譜化的奸臣、奸佞誤國,以此簡單化歷史,正是古今論史的一大通病,也因此將真正值得後人反思的根本弊端都掩蓋了,絕對達不到「以史為鏡」「讀史以明智」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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