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批王明的莫斯科「聖旨」：你們的教條比狗屎還沒用

急於尋找中國革命戰爭具體方法的人聽了王明的話，卻感覺裡面全是空洞的口號，解決不了任何實際問題。

不久展開延安整風時，王明照搬洋教條的錯誤受到批判，毛澤東說：「人屎可以餵狗，狗屎可以肥田，你們的教條比狗屎還沒有用！」

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王明長期成為搞「左」的路線和照搬洋教條的典型。

如果從職位來看，這個原名陳紹禹的人似乎從來沒有當過最高領袖，然而過去的黨史書卻認為他代表的路線在黨內統治了四年之久，即從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至1935年初遵義會議為止。

當然，為了照顧某些領導人的名聲，過去講到許多「左」傾錯誤都記到「王明路線」的帳上，不過王明本身不論是理論還是人品確實也極為糟糕。

延安整風中此人便被當成批判教條主義的靶子，全國解放後他索性以養病為名長期住到蘇聯，成了一心只為外國服務的工具，自然受到全黨唾棄。

不擇手段獲取留蘇機會 開黨內殘酷鬥爭之先河

「王明」這一名字，其實是寫文章的筆名，其人本名陳紹禹，是安徽六安金寨縣人，1904年出生於一個破敗的小商人家庭。

據說他自幼聰穎，5歲啟蒙識字，6歲入塾就讀，1920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六安省立第三甲種農業學校。

1924年秋，王明考入武昌商科大學預科，翌年6月參加了五卅運動，因表現積極被推選為武昌學生聯合會幹事，10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中共創建和大革命時期，王明屬於晚輩，沒有進行過多少基層實際鬥爭，黨內很少有人知道他。

1925年秋，中共武漢黨組織要挑選一批人留學蘇聯，王明得知後爭著要去，起初遭到拒絕。

據當年湖北黨組織的負責人吳德峰迴憶，當時不過21歲的王明竟耍起了流氓無賴手段，向組織揚言，若不同意他去，就打電話到警察局告密，讓誰也走不成。

組織上為避免麻煩，於11月勉強同意送他去培養中國革命幹部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據當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過的老一輩人回憶，王明在校內非常活躍，年紀輕輕便學會了不少政客手腕。

對用得著的人他起勁吹捧，拉幫結夥；而對不滿的人總是向校方打小報告、告密，甚至捏造一些「托派」、「國民黨特務」之類的罪名加以陷害。

多數同學認為王明人品很壞，可是學校領導卻欣賞此人。

在中山大學期間，王明的觀點又「左」得出奇。

1929年夏，校內黨員大會上對中國革命問題因有不同看法出現爭論，作為少數派的王明跳出來，聲稱持他們這一派觀點的人是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因有一個人宣布「一半同意」他的觀點）。

王明還攻擊瞿秋白為首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並給反對他們的同學戴政治帽子，使蘇方對其採取開除黨籍、學籍和做苦工等處分，開創了中共黨內殘酷鬥爭的惡劣先例。

落入敵手泄露我黨機密 進政治局推行左傾路線

在中山大學的四年間，王明精熟了俄語，因很會講書本理論，被共產國際東方部長兼管中山大學的米夫看中。

1927年5月中共在武漢召開五大時，米夫作為共產國際代表，與會時曾帶王明作為翻譯短期到中國，讓他認識了當時的中共上層領導人。

1928年6月，中共在莫斯科召開六大，王明再度從中山大學被調到會場，為史達林、布哈林當翻譯，從此被他們認識並得到稱讚。

在六大選舉中央委員時，米夫便動員中共代表投王明的票。

當時中共參加六大的同志幾乎都不認識這個沒什麼國內鬥爭業績的年輕人，因而拒絕選他。

不過據中山大學的一些人回憶，王明從六大會場回來便輕蔑地說六大中央選出的領導大都不懂馬列，擺出一副準備取而代之的架勢。

1929年秋王明回國，因資格淺被分配到上海滬東區委任宣傳幹事，後調任《紅旗報》編輯。

一次他被特務抓住，為求脫身竟說出秘密機關住址，讓敵特前往取款。

幸虧那個貪小利的傢伙拿到錢後放了他，未造成組織破壞，中央得知後給王明以嚴重處分。

1930年，李立三以極「左」狂熱籌劃全國暴動時，王明寫了一系列文章表示反對，實際上反映了莫斯科的態度。

1931年1月，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到上海秘密主持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支持王明當選為政治局委員，使他由普通黨員一舉躍為中央最高領導，成為外國人干涉中共黨內事務的極不正常現象。

六屆四中全會後，向忠發名義上還是總書記，遭到批判的周恩來仍主持日常工作，躍升為政治局委員的王明則以國際支持代言人自居，實際掌握了中央實權。

他把自己所寫的《兩條路線》（後改稱《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作為綱領，並派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志同道合者來「改造」各地黨組織，推行更「左」的路線。

補白：

害怕危險避居蘇聯 以此藉口推卸責任

1931年1月中共在上海秘密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是由共產國際代表米夫主持的，說明史達林等人已對向忠發等「工人領袖」失望，想以莫斯科中山大學這批學生來取而代之。

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後中央受到大搜捕，王明嚇得躲進一個尼姑庵內，偶爾出門也要四名特科人員保衛。

接著，他又花了大量黨的經費包下療養院一層，但他仍然感到不安全。

9月間，他藉口需要到蘇聯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離開了上海。

臨行前，他提出要找一個顧順章不認識的人當領導，於是讓自己年輕的同學博古代理了中央負責人。

躲到莫斯科的王明，被史達林等人看成是最得力幹部，同毛澤東、張國燾、周恩來一同成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四名中共委員。

在米夫失勢後，他負責了共產國際東方部的領導，主管亞洲各國的共產黨。

他不顧各國實際，把蘇聯模式當成惟一正確的道路推行於各國，對國內的指令也都服從莫斯科的需要。

後來在延安清算「左」的路線造成南方革命根據地的失敗時，王明便聲稱自己當時在蘇聯，根本沒有去過蘇區，對此不能負責。

不過許多人認為，他本人雖到了蘇聯，但國內那種極「左」的理論還是由他提出的，組織人事安排也是他留下的，仍然有思想路線、組織路線上的責任，因此稱為「王明路線」。

傳達史達林指示 擺欽差大臣派頭

1937年11月，王明乘蘇聯飛機在延安降落，擺出一副共產國際「欽差大臣」的派頭，傳達了史達林的指示。

他要求全黨工作要「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實際上是服從國民黨。

隨後他到武漢擔任中共長江局書記，同延安儼然形成對立，甚至狂妄地要求留延的毛澤東、張聞天不能再以中央自居。

無情的事實很快證明王明的方針是錯誤的，蔣介石對他根本看不起，輕蔑地拒絕其各種建議。

王明主持的長江局只側重於抓抗戰宣傳，失去了掌握和發展武裝的機會。

而毛澤東直接領導的八路軍則在華北有了大發展。

由於任弼時前往莫斯科反映了王明的錯誤，史達林也不得不尊重中國的實際。

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向準備回國的王稼祥說明，要求全黨承認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並告訴王明不要再爭了。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六屆六中全會，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指示，全黨無疑義擁戴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王明也不得不說「大家應像眾星捧月般地團結在毛的周圍」。

此後，王明留在延安任中央統戰部部長、中國女子大學校長等職，又拿出擅長吹拍的手法，在1940年提出要大力「學習毛澤東」。

1941年1月，蔣介石下令實行了消滅新四軍軍部的皖南事變，這一慘痛教訓證明了「一切通過統一戰線」的主張是何等不切實際！廣大幹部深刻認識到毛澤東提出的「獨立自主」的重要。

同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提出了黨內整風的要求，在回顧黨史時不可避免地要總結王明的「左」的錯誤，這個自吹的「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便在整風中成了批判對象。

補白：

講演喜歡搬書陪襯 唬住不少工農學生

提到王明，當年在延安生活過的老一輩共產黨員大都印象深刻。

他剛從莫斯科回國時願意出頭露面，曾在延安被稱為口才超群的講演家。

此人身高不過1．5米，在中央領導人中個子最矮，體形卻稍胖。

可能出於長期在蘇聯吃洋麵包，沒有經歷過戰爭和農村鬥爭，他的皮膚保養得極好，更有一雙深閨女子般的嫩手，使與他握手的工農幹部往往都感到吃驚。

王明在延安作大會講演時，手裡總習慣捧著一大摞書，身後的警衛員也抱著一堆書，到講台前就往身邊的桌子上一放，立即堆積起一座書本的小山。

雖然帶許多書來，王明講話時卻又不拿稿子。

在那個年代，照本宣讀被認為是低能的表現。

他滔滔不絕地講到某個問題時，總要說：「正如列寧同志所說的……」「正如史達林同志所說……」然後順手拿起旁邊桌上的一本俄文原版的列寧或史達林著作，迅速地翻到他要引用的一頁，流利地念出一段語錄來。

扔下一本，一會兒又抄起另外一本，動作極為熟練。

王明這種表演，對於沒有多少文化的工農幹部和一些剛剛參加革命的青年學生來說，真有唬人的功效，一時對他欽佩不已。

可是，急於尋找中國革命戰爭具體方法的人聽了王明的話，卻感覺裡面全是空洞的口號，解決不了任何實際問題。

不久展開延安整風時，王明照搬洋教條的錯誤受到批判，毛澤東說：「人屎可以餵狗，狗屎可以肥田，你們的教條比狗屎還沒有用！」

後來出於黨內團結的需要，在編輯《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時刪去了這些話。

不過在黨內，王明本人確實從此臭得如同狗屎一般。

堅持不肯做檢查 稱病赴蘇不復返

延安整風開始後，王明照搬蘇聯模式的教條主義、搞小圈子的宗派主義、搞黨八股的文風都成了整頓目標。

出於精神受打擊和身體不適，1941年10月王明躺倒住院，又以此拒絕參加會議，不過仍對中央點名批評他錯誤歷史問題的決議表示「完全同意和擁護」，事後證明這是為了過關的敷衍之辭。

毛澤東出於團結全黨的目的，在中共七大上仍提出要把他選為中央委員。

七大在延安開幕那天，毛澤東親自帶著兩個擔架員到王明的窯洞內相請，用擔架把他抬到會場。

七大結束後，中央讓身體轉好的王明擔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法制問題研究委員會主任。

1950年6月，中共中央七屆三中全會要王明交出檢討稿，他又接受不了，提出想去蘇聯治病。

1950年10月，王明攜全家赴蘇，三年後因病情好轉回京，可是回國僅四個月又生病住院，此後再未工作，1955年，他經中央同意又一次赴蘇，從此再不回國。

中共召開八大時王明請假，毛澤東仍動員代表選他為中央委員，不過列在最後一名。

王明依仗著與蘇聯關係特殊，向中國駐蘇使館聲言，在蘇費用由蘇共負責，中共中央仍按月將他夫妻的工資折算成盧布寄去，直至1966年「文革」爆發才停止。

1963年中蘇公開論戰，王明化名馬馬維奇、波波維奇等撰寫了不少文章書籍，以歇斯底里的筆法攻擊毛澤東，歪曲中共歷史，甚至編造延安時期給他下毒等謠言。

中共中央雖在一些文章中批判他，卻沒有宣布開除他的黨籍，不過他長年不交黨費也意味著自動脫黨。

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逝於莫斯科。

補白

起草《八一宣言》 口授婚姻法初稿

1935年夏，共產國際突出反法西斯的任務時，王明按此精神主持起草了《八一宣言》，並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提出在國內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後來毛澤東在王明回國時致歡迎詞，曾高度評價了《八一宣言》的作用，不少批判王明的人也承認這是他一生中幹得少有的一件好事。

40年代後期，王明領導制定了陝甘寧邊區憲法草案、全國性的憲法草案，還算做了些有益工作。

新中國建立後，王明主持制定了第一部婚姻法。

據當事者回憶，婚姻法初稿由王明口述，秘書記錄，有一天他一口氣口述了17個小時，形成了2.3萬字的初稿，顯示出此人的確有些才氣。

補白：

只知緊抱他人粗腿 喪失黨員基本原則

王明去世時，蘇共中央對他的評價是「國際主義戰士」，他的妻子孟慶樹也稱其一生熱愛的是蘇聯。

不過王明稱為至善至美的蘇聯在1991年瓦解，此後俄羅斯已沒有什麼人記得他，此人一直鼓吹的那套理論經過實踐檢驗也已被人們拋棄。

中共黨內的老一輩人講起王明，基本上也都是嗤之以鼻，在改革開放後的撥亂反正中也無人提出為他翻案。

除了他在歷史上乾的有益之事不多、錯誤不少，更重要的是他喪失了一個中國共產黨員、中國公民的基本準則。

當年的共產黨員是講國際主義的，不過同時也要講愛國主義，要把本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王明最大的錯誤，恰恰是把他國的利益放在本國之上，為實現個人野心而抱別國人的粗腿。

這樣的「國際主義戰士」，只能成為人家的代言人，最終被本國的人民所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