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誰在遵義會議上為毛主席投了關鍵一票？

核心提示：王稼祥明確提出要換領導班子，其他紅軍指戰員紛紛同意。

王稼祥的建議像一聲驚雷，有力地支持了毛澤東。

幾十年後，毛澤東回憶起遵義會議中王稼祥對自己的支持時說：「是他投了我關鍵的一票。

」

王稼祥資料圖

本文摘自：中國軍網，作者：吳義國，原題：遵義會議上誰投了毛澤東關鍵一票？

懷著崇敬的心情到達遵義時，已是黃昏。

街道上掛著的紅紅的中國結，在綿綿春雨的滋潤下顯得更加鮮艷。

遵義是一座古城，老城與新城夾湘江而建，城牆高聳，雉堞相望。

遵義黨史研究室的劉暢告訴筆者，1928年川黔公路穿新城而過，街道以丁字口為中心，紅軍到遵義時，古城風貌猶存。

遵義會議會址在以文化名人鄭子尹(鄭珍)命名的老城子尹街，臨街有一個大宅院，它原是黔軍師長柏輝章的府第。

大門上有毛澤東一生中為革命舊址唯一的題詞：「遵義會議會址。

」這6個大字飛灑、遒勁，充滿革命豪情，令筆者想起了毛澤東說過的一句話：「我們認識中國，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

」1935年1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在沒有共產國際的干預下，在這裡召開了挽救中國革命的遵義會議。

共產國際這根「拐杖」甩掉了

「通道會議以後，經過毛澤東的努力說服，許多領導者轉變了觀點，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

」站在遵義會議的大樓前，講解員郭婉瑩深情地回顧起遵義會議。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紅軍占領黎平。

18日，黨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周恩來、博古、毛澤東、陳雲、劉少奇、李德等討論了紅軍的進軍路線問題。

會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主持會議的周恩來採納了毛澤東的意見，與會者中大多數人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放棄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

這次會議後，毛澤東參與中央紅軍最高領導層工作。

按毛澤東「避實就虛」的正確主張，紅軍揮戈西進，所向披靡。

勝利中，廣大指戰員逐漸認識到「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給紅軍帶來的危害，認識到毛澤東主張的正確性，強烈要求儘快結束「左」傾錯誤領導，讓毛澤東回到紅軍的領導地位上來。

而此時，蔣介石得知紅軍向烏江南岸前進，急忙改變兵力部署，命湘軍陳光中師和趙夢炎旅由黎平進駐劍河，王東原師駐錦屏、江口、沿河一帶，章亮基、陶廣兩個師向沅渡疾進，李雲傑師向會同疾進；命薛岳兵團吳奇偉縱隊4個師、周渾元2個縱隊尾追紅軍至鎮遠、施秉、黃平、三穗一帶；命桂軍一個軍進駐都勻、榕江、獨山一帶；令川軍廖澤旅入松坎駐紮。

同時，令黔軍王家烈、猶國才4個師集於平越(今福泉)、馬場坪、重安江等地域阻截，6個團防守江北從老君關渡以東至岩門渡以西百餘里的十幾個渡口，企圖阻止紅軍「赤化黔北」，還沿江燒毀民房和船隻，自以為烏江天險「扼險固守，可保無虞」。

而此時掌握紅軍領導權和指揮權的李德、博古置中央政治局黎平會議決議不顧，仍頑固地堅持北上黔東、再入湘西的計劃，提出召開政治局會議重新研究，一路上與中央其他領導人爭吵不休，並散布「到了烏江南岸，紅軍就該拐彎了，應當沿著打前站的六軍團的路線前進」等流言蜚語，企圖分散紅軍主力，沿烏江右岸邊打游擊邊去湘西，實現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計劃。

周恩來後來回憶說：「從黎平往西北，經過黃平，然後渡烏江，到達遵義，沿途爭論更激烈」，他們的言行導致了部隊思想的混亂。

紅軍到底何去何從？生死攸關的選擇再一次擺到了中央紅軍的面前。

1934年底，紅軍到達烏江邊，根據毛澤東在黎平會議上的建議，準備強渡烏江，直取遵義，並以此為中心，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

然而，就在中央紅軍緊鑼密鼓準備強渡烏江之時，博古、李德卻拖起了後腿。

12月30日，李德找到博古說：「烏江更大，紅軍血浴湘江的悲劇將在這裡重演。

」博古深嘆了一口氣，回應道：「我們不能在相同的問題上再失敗一次。

」兩個人深聊了一個晚上。

12月31日，博古找到周恩來要求召開緊急會議，對毛澤東提出的「西進貴州」的進軍路線重新討論。

於是，就在這一天的下午，中共中央決定在貴州猴場召開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由周恩來主持。

會上，李德、博古堅決反對毛澤東「強渡烏江」的提議，但是當大家要求他們提出新的方案時，他們卻一籌莫展，對紅軍下一步的行動沒有任何建設性意見。

這個會議跨了一個年度，一直開到1935年的1月1日凌晨。

會議決定，中央紅軍繼續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強渡烏江、直取遵義」。

另外，會議還通過了一項決議，就是今後軍委再做出新的作戰部署時，必須在20人的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才能執行。

從此，「最高三人團」對紅軍的指揮權被「政治局二十人團」所取代。

著名的軍旅作家王樹增評論說：「通道會議、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李德、博古的決議遭到了集體抵制，雖然研究的只是軍事方針問題，但是在客觀上造成了一個政治態勢，那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終於向李德、博古說『不』了。

」

1935年1月6日，中央紅軍全部突破烏江天險。

次日，紅軍占領貴州省北部重鎮遵義。

此時，烏江成了紅軍的天然屏障，剛剛到達貴陽的薛岳也正忙著搶奪貴州大權，而遵義附近的其他部隊也難以對紅軍造成實質性的危險。

由此，一直被動挨打的紅軍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了。

此時，遵義會議的召開可以說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

在毛澤東等領導對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失敗進行總結之時，作為中共早期的領導人，博古對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失敗也十分糾結，他也希望找到真正的原因。

1月10日，博古找到周恩來說：「一兩個月來，毛、張、王、彭、林等人對我們很有些意見，大家要求開會，檢討一下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行動。

」周恩來早已想「趁這個能喘氣的時候，好好地總結一下」，因此回應道：「是要好好地總結，起碼要準備兩個報告：一個是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一個是研究下一步的軍事方向。

」博古同意了周恩來的意見。

1935年1月15日，遵義會議召開了。

「一把手」的報告被否決了

會議是在柏輝章的舊宅召開的。

舊宅主樓是一座中西合璧的磚木結構建築，一樓一底，青瓦灰牆，上下兩層均有迴廊，廊柱上砌拱券，東、西兩端有轉角樓梯，屋頂保持中國傳統樣式，窗上鑲彩色玻璃。

二樓東側呈長方形的客廳，就是遵義會議主會址。

一樓的東側則是紅軍總部第一局機要科所在地。

走進這間屋子，筆者仿佛看到這裡文書飛傳的畫面，聽到老式的發報機向紅軍各部傳遞和接收信息的聲音。

但這裡卻聽不到李德、博古期待的來自共產國際的聲音。

「1934年10月，作為和共產國際聯繫中轉站的上海中央局被破壞，損失了一大批電訊器材，中央蘇區和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繫中斷。

」遵義紀念館館長陳松介紹說，「誰也沒有想到，這次聯繫中斷卻醞釀著我黨歷史上的一次大變革。

」

就在遵義會議召開期間，遠在蘇聯的共產國際，只能從零星得到的情報中，得知那支他們一直遠程控制的紅軍消失在了莽莽大山中。

而恰恰是這種相對的隔絕，使中國共產黨獲得了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機會。

根據俄羅斯公布的中國檔案資料，僅1923年至1927年間，聯共中央政治局就為中國革命問題召開了122次會議，作出了738個決定，甚至規定了連領導人選都必須經過他們的同意或指定。

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張樹軍說：「大革命失敗後，我們常講的三次『左傾』錯誤，都跟共產國際有關係。

」

接到會議通知後，毛澤東就對住在一起的張聞天說：「老張，你應該準備一個報告，在會上說說咱們的意見，對『三人團』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批評。

」張聞天說，如果開會，非得把一年來的「三人團」在軍事上的失誤講出來，讓他們看看，「特別是那個洋顧問，十分頑固，今後不能再讓他指手畫腳了」。

經過秘密的醞釀和策劃，毛澤東、張聞天和王稼祥確定了兩條方針：一是只討論軍事問題，不涉及政治問題；二是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把各軍團首長召來開會。

「這樣一來，毛澤東就能爭取到最大多數領導人的支持，以達到更換領導層，改變中國命運的目的。

」劉暢解釋說。

1月15日晚上七點，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出席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博古、周恩來、朱德、張聞天、毛澤東、陳雲，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何克全），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和翻譯伍修權，共20人。

遵義紀念館製作了一個3D模擬情景劇，反映了遵義會議召開時的基本情況，生死攸關的方向問題是會議的切入點。

在劇中，博古作報告時有些趾高氣揚。

他說，紅軍一路來堅持的路線政策大體上是正確的，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敵人太強大。

博古的講話並沒有得到認同。

接下來周恩來作副報告，他對大家說：「這次戰爭，我們之所以沒有取勝，有各種客觀原因，不容否認。

但軍事上，我們犯了錯誤。

」接著，周恩來對軍事方面存在的問題作了一個交代，指出了「最高三人團」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也主動地承擔了責任。

在情景劇中，張聞天接著周恩來的話說，「我反對博古同志的報告，把失敗的原因歸結於敵人強大是不對的。

敵人一直都很強大，前4次反「圍剿」為什麼勝利了呢？」

博古感到突然，眼裡流露出驚詫的神情。

會場的空氣也隨之緊張起來。

「一把手」的報告被否定了，怎麼辦？會議如何進行下去？大家感到一片茫然。

這時，張聞天從口袋裡取出準備好的報告提綱，邊看邊對大家說：「針對剛才博古同志講的，我想講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對的地方，請諸位批判。

」

張聞天批評了「三人團」在指揮紅軍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中錯誤的戰略戰術原則：這些錯誤表現為堡壘對堡壘；兵力分散；在軍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軍事變，打擊蔣介石；在戰略轉移與突圍行動上犯了逃跑主義錯誤；在部隊不利的情況下，仍堅持去湘西會合紅二、紅六軍團，是機械的戰略方針作祟的結果……聽著張聞天的報告，博古不停地拿著茶杯喝水，手裡的鉛筆在紙上畫來畫去。

張聞天的發言宛如剝筍一般，從現象到本質，從事實到理論，邏輯嚴謹，措辭激烈，引爆了與會者積壓多時的對「左」傾錯誤領導的不滿和怨氣，從而有力地批評了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為遵義會議徹底否定「左」傾錯誤軍事路線定下了基調。

同時，張聞天首先站出來作這個「反報告」，也是他從「左」傾中央領導集團中分化出來，同「左」傾錯誤路線決裂的標誌。

張聞天的報告作了一個多小時，這個時候，時針已經指向深夜十二點半。

博古說：「今天的會議就進行到這裡，明天晚上繼續。

」第一天的會議，博古沒有說一句話，但大家從他的眼裡看到了憤怒。

「張聞天對博古雖然有一些嫌隙，但從沒有這樣激烈地在會上反對過他。

過去他們之間的一點距離，好像又拉長了，這是博古無法理解的。

」遵義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張黔生介紹說。

博古的軍事報告讓大家很是不滿，張聞天的反報告又讓會議劍拔弩張。

路到底該如何走下去？大家都很期待第二天的會議。

「錯誤的領導必須改變」

第二天晚上的會議，毛澤東第一個要求發言。

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博古同志的報告里，對反五次「圍剿」的失敗，總結出的那些原因，我認為不能成立，因而，這個總結報告不是實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錯誤作辯護。

我以為，「三人團」在指揮紅軍對付敵人的第五次進攻時，不客氣地說，犯了軍事路線上的錯誤。

這個錯誤，在整個戰爭中，歸納起來，表現在三個階段，其第一階段是進攻中的冒險主義，第二階段是防禦中的保守主義，第三個階段則是退卻中的逃跑主義。

大家看看，是不是這樣？

毛澤東的發言矛頭直指李德，談出了問題的實質，好像為總結第五次反「圍剿」戰役擬就了一個提綱，只待大家修改、補充和完善。

大部分與會人員對毛澤東的發言點頭贊同，但是當時負責共青團中央工作、支持李德、博古的何克全，卻突然站起來發難。

在情景劇中，何克全說：「毛澤東的指揮也不見得有多高明，他的戰術是從《孫子兵法》和《三國演義》兩本書中學來的。

」

毛澤東聽了何克全的話，也火了，站起來反唇相譏道：「你沒讀過《孫子兵法》怎麼知道我的戰術是從那裡來的？李德同志受過專門的軍事教育，但他只知道紙上談兵，不考慮戰士要走路，也要吃飯，還要睡覺；也不問走的是山路、平原還是河道，只靠著一幅並不準確的地圖瞎指揮！」

聶榮臻接過毛澤東的話說：「李德同志對部隊一個軍事哨應放在什麼位置，一門迫擊炮放在什麼位置，這一類連我們軍團指揮員一般都不過問的事，都橫加干涉，這不是瞎指揮，是什麼？」李德坐在門口一個勁地抽菸，一言不發。

王稼祥在躺椅里抬起身體，用一隻手輕輕按著腹部的傷口說：「我同意毛澤東的發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樣，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之所以失敗，我們在軍事戰略上犯了嚴重的錯誤，不能歸咎於其他原因，客觀因素有一點，但不是主要的。

」

對於行軍打仗，沒有誰比總司令朱德最有發言權，他嚴肅地說：「有什麼本錢，就打什麼仗，沒有本錢，打什麼洋仗？」朱德表明了態度，支持毛澤東。

一向沉穩的朱德，還說了一句當時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話。

伍修權在《往事滄桑》中這樣記載：「朱德在劉伯承的發言後，向大家說『如果繼續這樣的錯誤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

」

聽了朱德的話，所有人都感到了事態的嚴重，沉默了。

就在這時，王稼祥從擔架上支著身子，堅定地說：「同意總司令的看法，我再重複一句，錯誤的領導必須改變，『三人團』得重新考慮。

」王稼祥明確提出要換領導班子，其他紅軍指戰員紛紛同意。

王稼祥的建議像一聲驚雷，有力地支持了毛澤東。

幾十年後，毛澤東回憶起遵義會議中王稼祥對自己的支持時說：「是他投了我關鍵的一票。

」

第二天的會議到此結束了。

當天晚上博古一夜未眠，他感到十分委屈、沮喪、痛苦、憤怒，各種情感交織在一起。

《長征風雲》這部書中記錄了博古當晚寫下的一段似詩非詩的話：「我是多傷慘，光陰猶如膽。

何日膽光轉，紅軍出青天。

」從這幾句話可以看出，博古是多麼希望看到紅軍早日擺脫困境，但是他不懂軍事，沒有辦法改變紅軍的被動局面。

第三天的會議，周恩來主動承認錯誤，同意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和朱德等同志對「三人團」所犯軍事路線錯誤的批評，並主動承擔責任。

他也支持毛澤東對「左」傾軍事錯誤的批判，全力推舉毛澤東參加軍事指揮。

周恩來說：「只有改變錯誤的領導，紅軍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請求中央撤換我的職務，由過去用正確的軍事原則擊退敵人進攻的人來接替。

」

李德、博古對周恩來的講話驚呆了，而其他的與會者則熱烈鼓掌表示贊同。

1月17日深夜，遵義會議閉幕，會議做出了以下幾項決定：（一）毛澤東同志選為政治局常委。

(二)指定張聞天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各黨支部討論。

(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14年的艱苦努力和曲折鬥爭，中國共產黨以無數鮮血和生命的代價換來了這個偉大的轉折，「遵義會議是我們黨開始走向成熟的一個標誌」。

1982年，伍修權在回憶文章中寫道：遵義會議的成功，表現出毛澤東同志傑出的領導才能與智慧。

他在會議上，只批臨時中央在軍事問題上的錯誤，沒有提政治問題上的錯誤……正是這樣，才團結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決了當時最為緊迫的軍事問題。

遵義會議已經過去了81年，但它對中國革命的偉大意義，讓它穿透歷史的塵埃依然熠熠生輝。

照搬別人的理論寫不出自己的歷史，複製別人的模式開闢不出自己的道路，這是遵義會議留給我們黨最重要的歷史遺產。

正如習近平同志強調的：「我們走自己的路，具有無比廣闊的舞台，具有無比深厚的歷史底蘊，具有無比強大的前進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