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半生心血 一部史書

央廣網北京8月11日消息（記者刁瑩）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導，先生，不僅是一種稱謂，更蘊含著敬意與傳承。

可堪先生之名者，不僅在某一領域獨樹一幟，更有著溫潤深厚的德性、豁達包容的情懷，任風吹雨打，仍固守信念。

在市場強勢奔襲的時代，先生們還需耐得住寂寞、擋得住誘惑，為後生晚輩持起讀書、做人的一盞燈。

中國之聲推出特別策劃《先生》第二季，向以德性滋養風氣的大師致敬、為他們的成就與修為留痕。

戴逸，歷史學家，中國清史學界領軍人物。

1926年生於江蘇常熟，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解放後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至今。

戴逸一生鑽研清史，出版了《中國近代史稿》、《明清史》、《清通鑑》、《清代人物傳稿》等30多部著作。

2002年，我國清史編纂工程正式啟動，戴逸任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2013年獲得第二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

戴逸讀了一輩子書，搞學生運動——孑民圖書館也是與書相關。

這些並不完全離開書本，一直是跟書本緊密地結緣。

儘管依舊筆耕不輟、經常外出講學，書房的兩個角落還是顯示出戴逸已是91歲的耄耋之年。

厚厚的書本、筆記和信件之間擺放著大小厚薄不一的放大鏡，坐在書桌前伸手就能夠到；門口的暖氣管上掛著5、6個不同長短和材質的手杖。

每天工作至少6小時，戴逸幾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清史稿》的編纂中，「小心翼翼、謹慎從事、誠心懇懇、精打細磨，反覆的審查、修改，我們自己認為我們是時代的最前列，創作這部歷史盡了我們最大的努力。

」

門口的暖氣管上掛著5、6個不同長短和材質的手杖，方便腿腳已不利索的戴逸前往講課、研討、開會的各個地方。

91歲的戴逸依然每天伏案工作至少6個小時

按照中國歷史的傳統，每個新時代都要為前朝修史。

清朝滅亡距今100多年，《清史稿》的編撰如今已進入最後時刻，共100冊。

在91歲的戴逸心裡，這是一生中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工作，「新中國成立已經半個多世紀了，應該集成這樣一個史記。

二十四史從司馬遷開始，幾千年沒有中斷，這是中國文明的一個重要的特點，沒有一個國家有這些長的歷史記錄，我們也不能讓這個歷史記錄斷了。

」

反覆審改的《清史稿》樣稿

記者：「清史稿就要問世了，那您的這一段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明年92歲了，您之後還準備幹什麼呢？」

戴逸：「92歲我就退休了，現在還要上班，就想這本書弄好了，我其他都沒想。

」

從2003年立項到預計2018年出版，《清史稿》的編撰歷經十五載，凝結的卻是戴逸幾十年的心血。

1955年，他在人大開設中國近代史課程，開啟了高校系統講授中國近代史的先河，引起了歷史學家吳晗的注意。

三年後,周恩來總理委託吳晗找人編修《清史》，戴逸自然成為最佳人選之一，32歲的他就這樣與清史編撰工程結緣。

1978年，戴逸受命組建清史研究所。

清朝檔案浩如煙海，儘管故宮保留了大部分，但還是有大量遺失的資料要一點一點收集回來，「大家不知道有那麼多檔案，把檔案差一點當廢紙賣掉了，裝了8000麻袋送到造紙廠，後來人家發現了，把它尋回來的。

」

歷史是關於時間的命題，時間對一位老人而言卻最是奢侈。

在戴逸的期望里，《清史稿》的問世只是個引子，清史研究還要在一代代學者的探索里繼往傳承。

戴逸認為，我國有很多問題還沒有解決，應該繼續研究。

譬如中國為什麼到清朝形成了一個大一統的國家？為什麼清朝的現代化開始的晚，本來中國也是世界前列的一個國家，為什麼沒有能夠比較早的發動產業革命跟世界齊頭並進？這都是要深入進行探討的問題。

戴逸一生研究清史，年代感的筆記累滿一個書架

戴逸常說，一個民族如果忘記了過去，就不能正確地面對現在和未來。

教書育人60餘載、桃李天下，他鼓勵弟子大膽思考，有貫通古今的現代視野，也有世界角度的超前眼光，「我們要趕緊，不能夠落在世界的後頭，我希望我們的青年人學會做人做事的本領，學會專業知識能夠為更加美好的中國的前途奮鬥。

」

畢生研究清史，戴逸的第一個專業卻是與歷史毫不沾邊的鐵道管理。

1944年高中畢業後，他考入了上海交大。

大二時抗戰勝利，北大從昆明回遷，途經上海時開設考場，戴逸毅然捨棄了已完成兩年的交大學業，考入北大，轉而走上了史學研究之路。

這個選擇當時很多人並不理解，因為在那個重理輕文的年代，學鐵路管理意味著金飯碗，而學歷史則是可能畢業就失業。

戴逸則表示：「我從小就喜愛歷史，當時抱著僥倖心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考上，結果考上了，那次是正確的選擇，到現在我還是無怨無悔的。

」

青年時的戴逸

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兩個選擇，除了改專業，還有改名字。

戴逸原名戴秉衡，內戰爆發後，因參加學生運動遭到國民黨特務緝捕，被時任北大校長鬍適親自保釋出獄後，22歲的他在黨組織的安排下連夜逃離北京奔赴解放區。

「戴逸」之名由此而來，「當時規定凡是到解放軍區的都要改名，我就想改什麼名呢？我逃跑的，所以就改叫「逸」吧，因為「逸」就是逃走的意思。

」

中年時期的戴逸

其實對於戴逸而言，這個「逸」字除了逃跑，更多時候意味著「超逸」。

人如其名，他正是如此超脫了世俗悲喜，安心於浩瀚史冊，傾半生心血，成就一部不朽史書。

【記者手記】

我是記者刁瑩。

採訪結束，戴逸先生執意要送我們，可能是坐得久了，他撐著座椅扶手試著站起來了兩次，但卻並未成功。

就是這樣時常被病痛折磨，先生卻依然堅持每天伏案工作至少六個小時。

戴逸的書房不到10平米，幾乎沒有任何裝修，一套用舊的桌椅，一副簡陋的床鋪，摞得滿滿的書架，書桌上鋪滿清史的樣稿。

簡單、樸素，一如他的人格。

人生經歷了家國淪喪和解放復興，傾盡心血的《清史》編纂也曾一波三折，戴逸堅信「板凳須坐十年冷」，在修史的寂寥事業里固守著一個歷史學家的現世情懷。

一生修史，青絲成銀髮，回顧人生，戴逸說自己只是看書、教書、寫書，沒有做什麼別的，殊不知筆尖起落，才正是書生報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