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朱元璋大殺功臣，這位皇帝用一頓飯就把大將的兵權收了

建隆二年（961）七月，也就是在陳橋兵變建立宋朝的第二年。

宋太祖召宰相趙普問道：「天下自唐末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就換了十個姓，戰事頻繁，蒼生塗炭，這是為什麼呢？我想從此停止戰爭，為國家長久考慮，應該怎麼做？」趙普回答：「陛下能考慮到這些，真天下人民之福也。

唐末以來，兵戰不息，國家不安，其原因不是別的，而是武將兵權太重，君弱而臣強。

今天要治好此患，沒有別的奇巧辦法、唯有奪其權力，收其精兵，控其財政，天下自然就安定了。

」話還未說完，太祖插言：「卿不用再說，我已明白了。

」

一天晚朝結束，宋太祖在宮中擺下豐盛的酒宴，請來石守信、王審琦等一班禁軍宿將。

飲至酒酣耳熱之時，太祖屏去左右侍從、對這些故友勛臣說「朕沒有你們的幫助，就沒有今天，你們的功勞非常之大。

但做天子也太艱難了，倒不如當節度使來得快活。

朕現在是長年累月不敢安枕而睡呵！」守信等人忙問：「這是何故呢？」太祖說：「這有什麼不明白的呢，天子這個位置，誰不想坐坐呢？」守信等人一聽，連忙誠惶誠恐地起身叩頭道：「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誰敢再有異心？」太祖說；「不對吧，你們雖然沒有異心，你們磨下的將士如果要貪圖富貴怎麼辦?一旦把黃袍加在你身上，你想不干，恐怕也辦不到吧。

」眾將這時已一身冷汗，知道受到猜忌，弄不好就有殺身之禍，於是一邊流淚，一邊叩首，連聲祈求：「臣等愚飩，望陛下哀憐，指條生路。

」太祖坦然開導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所以企求富貴者，不過多積攢些金銀，自個好好享樂，也讓子孫不再貧窮。

你們何不放棄兵權，選擇好的田宅買下來，為子孫置下永久的產業再多買些歌伎舞女，每天飲酒作樂，以終天年。

我還可以與你們結成兒女親家，共享富貴。

這樣，君臣之間，都無猜疑，上下相安，不是很好嗎?」眾將聽罷，都一再感謝太祖為臣下想得如此周全。

第二天，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石守信、殿前司都指揮使王審琦、殿前司副都點檢高懷德、侍衛親軍都虞候張令鋒等都上疏稱病，求解兵權。

宋太祖一概允准，皆以散官就第，並給以豐厚的賞賜，然後派他們出任地方節度使，使禁軍中資深的將帥都先後離開軍隊，只剩下幾個職位較低、資歷淺薄，且才幹平庸的將領，皇權比較容易駕馭。

太祖還將自己的兩個女兒分別許配給石守信和王審琦的兒子，又讓弟弟趙光義做了張令鐸的乘龍快婿。

宋太祖就是這樣用酒宴解除了高級將領們的兵權，又用賞賜金錢和聯姻手段消弭了他們的離心傾向，從而解決了宋代鞏固政權統治中的一大難題。

上述故事主要取自司馬光的《沫水記聞》，後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也作了詳細記載，此外，宋人王辟之、邵伯溫、陳均等也在其著作中記錄了這件事。

這樣，人們就把它作為宋初一件重要的歷史事件，認為宋太祖此舉，非常成功地消了五代以來武將左右政權的禍患，為加強宋王朝的中央集權統治開闢了道路。

幾乎所有相關的歷史書中，都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這個故事，史學界也很少有人懷疑。

直到20世紀90年代，顧吉辰先生在排比和考證史料的過程中，對這一生動又帶有戲劇性的歷史故事提出了質疑。

宋人首先有與這事相關的記載，是宋真宗時的宰相丁謂所寫的《談錄》。

丁謂敘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天，宰相趙普對太祖說：「石守信、王審瑜等人不能再讓他們領兵了。

」太祖問；「難道這二人會要造反嗎？」趙普回答：「這二人肯定不會造反。

我仔細考察過他們的才能，擔心的是他們不能制服下屬。

如果發生其屬下將官要造反的話，他們也會身不由己的。

」太祖又問道逢「這二人受國家如此重用和恩惠，難道會有負於我？」趙普從容回答：「只怕就如陛下，怎麼也負於周世宗呢？」太祖頓時大悟，就聽從了趙普的提議。

這段記載說明，解除眾將的兵權是宰相趙普的建議，且提出了非常有說服力的理由，太祖是在被說服後，才按照趙普的建議而著手進行解除兵權這件事的計劃。

其中沒有戲劇性的「杯酒釋兵權」的故事發生，但趙普所起的作用是關鍵性的。

其次，「杯酒釋兵權」故事之出現與記載，在北宋中後期，似乎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再從簡到詳的過程，同時各說之間增益補充、人為演染，最終演經出一個有聲有色的戲剛化故事。

可以說其故事約在宋真宗，仁宗時期出現，到神宗、哲宗年間完成，以司馬光《速水記聞》中的記載作為標誌。

北宋末、商宋初、王辟之、李新等人又行摘抄，有的還擅自增塗一些情節。

總之，這時人們對此歷史事件已沒有懷疑。

再次，「杯酒釋兵權」這件事究竟發生在哪一年？說它發生於建隆二年（961)七月，主要是依據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

就是說此前諸書都沒有具體的時間記錄，直到南宋李森才將它安排到這一時間段中。

而這一年的六月初二，太祖母親杜太后病逝。

這樣，六月初到七月初，按照當時的慣例，應是個禮儀，而在此間設宴招待諸將。

有的史籍記載，此事是發生在趙普擔任宰相之後，而建隆二年時，趙普還只是一名幕僚，第一次拜相要到乾德二年（964）。

可見，此事發生的年代，由於《國史》、《實錄》的缺載而很成問題。

最後，對於此故事在宋代如此演繹的原委，顧吉辰先生指出，「杯酒釋兵權」的後果，雖然中央集中了兵權，防止了武將的顛覆，改變了五代以來「國擅於將，將擅於兵」的狀況，但它在調整軍事機構時採用「兵將分離」、「強幹弱枝」諸做法上，使調兵者與統兵者之間，將帥和士兵之間，彼此鉗制而游離，嚴重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由此產生的一系列弊端，導致對外戰爭中許多重大戰役失敗，影響著宋王朝整個的歷史進程。

一些有見識的大臣對宋太祖有關的軍事改革產生不滿，這種情緒伴隨著宋王朝由盛轉衰，由強至弱，由統一到偏安的歷史進程而日益強烈，從而導致「杯酒釋兵權」之故事越來越詳細，越來越戲劇化，最後完成此經過歪曲加工的歷史故事。

所以，可以說丁謂《談錄》的記載較為符合歷史事實，即宋太祖是在趙普的提醒下，在北宋初期對石守信、王審琦等人罷免了有關軍職，目的是擔心兵變的重演。

整個事件主要通過太祖與趙普之間的對話展示出來，而王曾的《筆錄》、司馬光的《沫水記聞》等有關酒宴的記載大都是後人杜撰的。

那麼，這個對宋代政治軍事歷程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杯酒釋兵權」之故事，難道真是宋代文人或官員演繹和杜撰出來的嗎？王曾是位忠直剛正的官員，生兩拜參知政事，兩次出任宰相，還任過樞密使，可謂出帥入相，遍歷二府，對宋代高層軍政史必知之甚詳。

真宗迷信天書時，他有所規諫；仁宗即位，劉太后聽政時，他身為宰相，卻裁抑太后姻親，被罷知青州。

頗有正氣感的王曾，有什麼必要對前朝政事進行造假呢？尤其是司馬光作為一個非常嚴謹的史學家，其寫《資治通鑑》時是如此一字不苟，對史實都做過嚴格的一番審核工作，難道寫此「杯酒釋兵權」之宋初重大歷史事件，會只在王曾《筆錄》的基礎上，沒有多少根據而增加這麼多的新內容和戲劇性的情節嗎?

由是，有學者提出反駁意見：一是王曾（978-1038）雖比丁謂（966-1037)晚生11年，但他的《筆錄》成書卻早於《談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丁晉公談錄》一卷，不著撰人姓名，皆述丁謂所談當代故事。

晁公武《讀書志》以其出於洪州潘延之家，疑即延之所作。

延之，謂甥也。

今觀所記謂事，皆溢美，而敘渡淵之盟事，歸之於天象，一字不及寇準。

又載准按嫌私改馮拯轉官文字事，皆顛倒是非，有乖公論。

即未必延之所作，其出於謂之餘黨，更無疑義也。

」可見所謂丁謂的《談錄》，其實並非丁氏親撰，有可能是其外甥或餘黨對丁氏談話的追述，其成書要晚於王曾的《筆錄》，所以不應以晚出的《談錄》來否定早出的《筆錄》中的相關內容。

再從丁謂的履歷和人品而言，我們雖不應以人廢言，但《談錄》的史料價值決不會在《筆錄》之上，這一點前人也早有定評，如《四庫提要》。

二是皇太后的喪期問題。

《宋史·禮志》載：「建隆二年六月二日，皇太后杜氏.……准故事，合隨皇帝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五日釋服。

」所謂「以日易月」，即以一天等於一月喪期，三年喪即為二十四天。

所以到二十五日即可脫去喪服，當然此後還有「葬安陵」、「附太廟」諸事，整個喪期要到十一月才告結束，而不是「六月初到七月初」。

然而，在嚴格意義的喪期內，即前24天，要禁止作樂、宴飲；脫去喪服後，除特別隆重的國宴以外，已不禁止一般的宴飲和娛樂。

如《宋會要輯稿·禮》中就有當年「七月十九日……宴群臣於廣政殿」的記載，所以像「杯酒釋兵權」那樣的君臣敘舊私宴，又有何不可呢？

由此，說「杯酒釋兵權」經歷了一個從簡到詳的發展過程，也許是可以成立的，或者對說某些細節的誇張和渲染，是肯定存在的。

但說它經歷了一個從無（《談錄》中無)到有（《筆錄》中有)的編造過程，則是不能成立的。

當然，也有學者認為沒有必要糾纏於那個酒酣耳熱的小說性傳聞故事，即盡可以忽略「杯酒」之細節，而關注「釋兵權」之本質。

太祖收兵權可分為兩部分：一是朝內罷去典領禁兵的宿將，二是朝外罷去擁兵自重的藩鎮。

由此，「釋兵權」作為宋初建國的一件大事，不但存在，而且確為當時一項重要的國策。

收眾將兵權後逐漸形成了宋代猜忌和抑制武將的所謂祖宗家法，因而北宋一代，武將以保身留名為大幸，太宗以後幾無名將，確實影響了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

在其後與西夏、女真、蒙古諸外族的較量中，在面對北方少數民族的凌厲攻勢時，宋軍在軍事上絕無優勢可言，與此也不無關係。

但不能以此來全面否定宋初太祖削奪兵權、改革兵制的必要性，因為這是當時穩固統治所必需的一項措施。

尤其是它較好地解決了皇帝與開國功臣之間的矛盾問題，選擇了一種較為理性和文明的方式，將雙方可能激化的矛盾化解在一種較為寬級、平和的氣氛之中，應當有利於國家的政治生活向著相對寬鬆和平穩的方向發展。

其對宋代軍事方面產生的不利影響，似乎更應該追究其繼任者，沒有進一步完善太祖著手的兵制改革，反而在加強專制集權的過程中更增加了其中的弊端。

所以認為一些有見識的大臣會將宋代軍事上的削弱，都一股腦兒責怪於宋太祖建國初期「釋兵權」這項改革措施之上，從而演繹和杜撰出這個戲劇性的傳聞故事，看來也是很難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