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過了幾十年，中國還是忘不了胡適

大陸有些人說，胡適的思想已經過時，但是學問還沒過時。

余英時先生反駁道：也許胡適先生的學問過時了，但是他的思想恰恰沒有過時。

撰文 | 張豐

胡適去世56周年，有不少人紀念，這真是一件感人的事情。

唐德剛在《胡適口述歷史》的前言中回憶胡適晚年時的一個說法，年輕人稱他為「胡適先生」，說明了一種隔膜，更正式或更好的說法應該是「適之先生」或者「胡適之」。

如果胡適地下有知，他對今天的人稱他為胡適先生應該感到開心了，又過了幾十年，而中國還是忘不了他。

▲胡適

前段時間去北京出差，我帶了《胡適文集》的第一卷在飛機上看。

在北京，聽鄢烈山老師的演講，號召今天的讀書人應該向胡適學習，學他的樂觀、溫和和堅定。

坐在台下聽講的我很感動，很想告訴鄢先生，我包里就有一本胡適呢。

那一刻，我就覺得自己是鄢先生的知音。

胡適可能是最近150年最好看的讀書人，比徐志摩要帥很多。

同時，他也是一個極其聰明的人物。

生前，他留下了巨量的文字，同時也布下了迷魂陣。

台灣學者江勇振寫胡適的傳記，四卷本，差不多280萬字，可謂把胡先生扒了個底朝天。

要衝破胡適留下的迷魂陣，發現一個歷史更深處的胡適，確實並不容易。

▲徐志摩（左）、胡適（右）

胡適鼓勵同時代的人寫自傳，可以留給後人更多的資料。

他自己就是這麼做的，40歲的時候，就寫了《四十自述》。

他寫了英文的小型自傳，也接受唐德剛的訪談，做了個人口述史。

所以，《胡適文集》的第一卷，就是他各個版本的自傳。

這是他想讓我們知道的「自我」。

相比於江勇振苦力尋找的情史，胡適在自傳里所塑造的「自我」，也許更值得我們去審視。

終其一生，胡適的自我定位就是一個學者，一個現代讀書人。

胡適和李大釗有過著名的「問題與主義」之爭。

胡適提倡「多研究一些問題，少談一些主義」，大家多認為他強調的是「問題」，但是就這個句子來說，「多研究一些問題」——研究兩個字也很重要。

今天人們多強調他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強調他的自由主義精神。

但是，很少有人再關心胡適「研究」了什麼，是如何「研究」的。

我們增在把胡適偶像化，同時也在把他淺薄化。

▲坐落於績溪上莊村的胡適故居

胡適父親去世之前，就發現這個三歲的小兒子，是一塊讀書的料。

他臨終的時候囑託，一定要供胡適讀書。

他的遺言，某種程度上決定了胡適的命運。

母親把供養胡適讀書視為自己的使命，送他去私塾的時候，別的孩子一年學費兩元，她要給老師4-10元，並且要求老師為胡適「講書」。

所以，胡適少年老成，沒有別的孩子那麼貪玩，但是很早就立志要做一個讀書很厲害的人。

父親的遺言，也約束了胡適同父異母的哥哥。

兩個同父異母的哥哥年紀比胡適的親生母親還要大，早已成家。

在胡適的記憶中，母親在兩個嫂子的夾磨下過得非常艱難，也很難掌控家庭的大局。

但是，這個家庭的信仰，就是讓胡適讀書。

▲胡適父親胡傳

胡適的二哥在上海做小生意，看到科舉制度廢除，考功名無望，就帶胡適去上海的新式學堂繼續讀書。

胡適在各種回憶中對兩個哥哥都有所不滿，但是，正是二哥把他帶往上海這個舉動，改變了中國現代文化史。

在上海的時候，胡適進入中國公學。

當時，革命話語盛行，同學中也有不少要做革命家的。

但是，大家竟然也達成了一種難得的共識：胡同學，你讀書好，是個做學問的料，還是別玩兒革命了，好好讀書吧。

這就是胡適的境遇。

他是同學中比較成熟的人，同樣也有著年輕人的激進，但是，在去美國留學之前，不但他自己有讀書做學問的自覺，周圍的人也愛護他保護他，想讓他走做學問的路子。

所以，「成為胡適」，這個過程在他赴美之前，就已經奠定了基礎。

他在中國公學的時候，沒有主持學潮，沒有衝到革命前線，到多年之後他當北大校長的時候，也就很自然地告誡同學們，學生還是要以學業為重，不要被激進沖昏了頭腦。

▲留學美國期間的胡適

所以，那個在美國讀書的胡適，雖然在和梅光迪、任叔永這些同學論辯的時候，就大膽地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但是在給《新青年》寫的文章中，他卻老老實實地把標題改成了《文學改良芻議》。

陳獨秀看了之後大讚，緊跟著寫了一篇跟帖，標題叫《文學革命論》。

從這兩篇文章的標題就可以看出，陳獨秀是一個革命家，而胡適是地地道道的本分的學者。

胡適晚年對自己的評價，也是基於「學者」這個身份認同。

他做駐美大使，從個人角度看，到處演講，和美國名流談笑風生，從為國的層面講，辛苦募捐、遊說支持抗戰，總是有功的，但是在自傳中，他很少談起。

相反，除了新文化運動之外，他談論篇幅最多的是對《紅樓夢》的研究，對禪宗和中國思想史的研究。

談起自己在學術上的探索和貢獻，他從來都不謙虛。

所以，這位年少成名的「我的朋友胡適之「，30多歲的時候，就公開說自己是一位保守主義者了。

▲胡適任駐美大使期間，在美國、加拿大等地巡遊演講

我們總是驚嘆於胡適對未來的預見能力，其實他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很清楚自己的志向，像馬克斯·韋伯說的，「以學術為業」。

名士風流，社交寵兒，婦女之友，國師策士，這些標籤也都屬於他，但是對他來說，都是一種浪費，一種苦惱。

大陸有些人說，胡適的思想已經過時，但是學問還沒過時。

余英時先生反駁道：也許胡適先生的學問過時了，但是他的思想恰恰沒有過時。

這話由余英時說出來是合適的，余先生的學問，就是站在胡適的肩膀之上。

從胡適到余英時，可以看出幾代學人一脈相承的堅持，這恰恰證明了胡適對自己「學者」和「讀書人「的定位，是多麼重要。

不要小看這種身份的自覺和堅持。

前段時間《無問西東》很火，很多人都在討論西南聯大精神的衰落。

鄭天挺先生當時是西南聯大的教務總長，作為學者的他，根本不想當這個總長，朋友們勸他：以大局為重，你個人就做出一點犧牲吧。

這就是「做學問「的信仰。

放到今天，一個教授被任命為院長、副校長，有幾人能夠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