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唐德剛先生:廣陵散從此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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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26日,唐德剛先生仙逝,到今天,7年整。
想起來,主頁君接觸他還是他去世前一年。
那時候剛上大學,初讀一本《袁氏當國》,一見傾心,如同初戀;再讀《胡適口述自傳》,注釋評論占篇幅一半,但竟比正文還好看;《晚清七十年》,在網上找TXT版,就著還沒有智能化、大螢幕的諾基亞,每晚躺在床上看……「唐氏新風」颳了不少年,像主頁君這樣被「刮」到的,想必不少吧?史學界雖稱之為「野狐禪」,但喜歡的讀者自有另一桿秤。
從2004年始,理想國陸續出了不少唐德剛作品,反響不錯,去年結集9種,精裝出版,每冊均以胡適手跡集字書名,以歷史照片還原現場,拿在手裡沉甸甸的,雖遺憾《晚清七十年》不在其列,但趕緊自行先收了一套,也算緣分。
今天和各位分享歷史學者陳遠的一篇緬懷文章,談唐德剛和胡適的交往,在學界的尷尬處境,口述史寫作,以及和年輕後生(陳遠)的書信往來,有料、有趣、見性情。
懷念唐德剛先生:廣陵散從此絕矣
文 | 陳遠
來自微信公號「拍賣時光」(id:syds1978)
標題是一位飽受爭議的歷史學家,給一生顯赫的外交家顧維鈞寫下悼詞時用的題目。
歷史學家的名字叫唐德剛。
2009年10月26日,唐德剛在舊金山家中安靜辭世,同時帶走的,還有他別具一格的史風。
2009年10月26日,史學家唐德剛先生在位於美國舊金山的家中安詳辭世。
他的身後,留下了《胡適雜憶》、《胡適口述自傳》、《李宗仁回憶錄》、《袁氏當國》、《晚清七十年》等著作。
它們所帶來的影響,在整個華語文化界不會平靜下來。
首先是島內媒體報導了這一訊息,隨後內地媒體蜂擁而上。
他曾經在歷史中尋找他人的人生,現在,輪到別人在歷史中尋找他的人生了。
①
「胡適最好的好後學」
「胡適最好的好後學」,胡適去世之後,他的「小腳太太」江冬秀在一封信中如此稱呼唐德剛。
唐氏生前,也總以胡適門生自居,這給他帶來不少爭議。
在學術界看來,學術上代有傳承,「衣缽」意味濃厚,唐德剛,不過是聽過胡適的課,不過是因緣巧合,曾經和胡適過從甚密,但原則問題不能馬虎,唐德剛總以胡適門生自居,這是拉胡適的「虎皮」,壯自己聲威。
可是縱覽唐氏關於胡適的著作和文章,就會發現,我們都被這位聰明的史學家騙過了,唐德剛自稱是胡適的學生不假,但卻從來沒有稱過胡適是自己的「業師」,充其量,也就是「老師」。
在學術界,「業師」和「老師」,分量差著一截呢。
唐德剛的業師是誰呢?在《胡適雜憶》中一個小小的註腳里,唐德剛是這樣說的:「筆者的業師,也是胡先生康奈爾時代的同學和好朋友,」他的名字是「晏文斯」。
看看唐德剛在胡適逝世二十五周年紀念會上的演講就知道,唐德剛深得這種區別的其中三昧。
演講開篇,唐德剛先聲奪人:我是胡適的學生。
不過且慢,再看唐先生接下來如何說:「胡氏是教育家,授徒半世紀,桃李滿天下,生徒數萬人……門生遍天下,——我也是個門生和小門生之一。
」
況且,「在這個有人數上萬的學生大隊里,如果說傅斯年、羅家倫、張國燾等北大學生是胡老師的開山門生,什麼俞平伯、千家駒、吳健雄、蘇梅算是第二代學生……等而下之,則有四五代乃至六七代之多了。
我不能不承認我也是胡適之的學生。
」
再況且,「胡老師生前一直是這樣替我介紹,我也從未否認過。
做胡老師的學生,不是什麼榮譽學位,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光榮,但也算不了什麼缺陷和負擔。
……我沒有正式拿他的學分,但是我卻單獨上過『胡適學』大課在一千小時上下,……我不是替胡先生提皮包、延賓客……」
更況且,「我是胡適最失意、最孤獨時代的學生」。
五十年代的胡適在美國,「貧困交迫,心臟衰弱、胃潰瘍……十分可憐,又受洋人嫉妒,他無法『自生』,卻在等著『自滅』,情況是十分淒涼的。
」那時正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唐德剛,「帶一個西瓜、半隻板鴨去看一個貧病交迫的老師和師母」,豈不是他們需要的嗎?這也是唐德剛唯一一次公開稱江冬秀為「師母」,但此時的江冬秀,墓木已拱。
通讀《胡適雜憶》就會發現,在江冬秀生前,唐德剛每次見到這位「小腳太太」,總是叫她「伯母」。
「伯母」和「師母」之別,世人皆知。
學部委員、社科院研究員楊天石說讀唐德剛會笑出聲來,我讀唐先生的書,也是禁不住笑出聲來。
不過,「胡適的學生」這一段公案,卻可以就此了結。
胡適和江冬秀
②
史學家眼中的「野狐禪」
唐德剛與胡適相識,真可以說是機緣巧合。
上個世紀初期,胡適的母校哥倫比亞大學正忙著慶祝建校200周年的紀念活動,胡適是名校友,在校園內集會的場合,常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那時的唐德剛,正在哥倫比亞大學讀美國史博士學位,是為數不多的中國文法科的研究生。
一個是校方邀請的主客,名滿天下;一個是在讀的學生,無名小卒,即使在同一座校園這樣有限的範圍里,相識的幾率也不是很大。
但是「我的朋友胡適之」,生性喜歡與年輕人打交道。
一有機會,他就會走過去和唐德剛那些學生拉拉手,「嘻嘻哈哈聊一陣」,唐德剛最初以為,拉拉手之後也就算了,但是「對這些小地方極為注意」的胡適,三兩次之後,便可以和唐德剛稱名道姓起來。
唐德剛開始登堂入室,甚至有時候還會被「應召」到胡適東城八十一街簡陋的小公寓里,吃一兩餐「胡伯母」所燒的安徽菜。
一幫年輕的留美研究生,圍繞在胡適周圍。
胡適一生重視言論,鼓勵他們在海外自辦報刊,這一群青年人,受了胡適的感召,果然辦了一份《海外論壇》。
史學家周策縱、文學史家夏志清,都是這群年輕人之一,也都是這個雜誌的撰稿人。
就連胡適,也紆尊降貴給這份雜誌寫了一篇關於曹雪芹的文章,並且還引起了《人民日報》的注意。
唐德剛
虎虎有生氣的唐德剛,在學生時代就受林語堂之約寫下了《梅蘭芳傳稿》,唐氏文風已經嶄露頭角。
喜歡平實文風的胡適看了,不好直說,只是笑笑:「稍嫌渲染,稍嫌渲染……」
但是後來和唐德剛同時代的史學家們,則沒有胡適這麼客氣,甚至認為,唐文那種興之所至、意之所歸的筆法,根本不符合學術規範。
學術界曾經流傳這樣一個逸聞,當年一家內地出版社曾經想組織一套海外史學論叢,唐德剛名列其中,不想,另外一位史學大家看了,負氣地索回自己的書稿:「竟然把我的書和唐德剛的書放在一起,荒唐!」
無論多麼有名氣,在史學正規軍眼裡,唐德剛始終是「野狐禪」、「雜牌軍」,就連「胡適門生」的招牌,在正規軍那裡也不管用。
在這些人的眼裡,胡適的學生是吳晗、羅爾綱,怎麼也輪不到你唐德剛啊!唐德剛的老友周策縱和夏志清倒是曾經肯定過他,但是一個說他「行文如行雲流水,明珠走盤,直欲驅使鬼神」;另一個則說他「散文界有此唐派新腔可聽」,「十分可喜」。
都是肯定他的文字風格,對於他的治史才能,反倒避而不提。
仔細咂摸唐德剛在胡適逝世二十五周年的演講,發現他雖然名滿天下,但似乎有些底氣不足。
證據當然還不只這些,翻看唐氏著作,也會發現蛛絲馬跡:比如唐德剛回憶自己1964年在倫敦與當代一些華裔史學界巨擘「聯床夜話」,他使用的一個詞是「有幸得與」;引用胡適當年的典故,他還不忘拉上「今日的名史學家余英時先生」:他「也徵引了這一段胡適之的口頭『禪』」;唐德剛倒是有一次自稱「我們歷史學家」,可是他面對的是少帥夫人趙四小姐……
唐德剛說胡適晚年在哥倫比亞,確實把哥大看成北大;但哥大並沒有把胡適看成胡適啊!這話如今也在唐德剛身上應驗了:唐德剛對史學確實一往情深,可是史學界卻不認可唐氏的「正史」地位。
如今,斯人已逝,但有關他學術地位的爭議卻不會到此結束,目前能看到的對他的紀念文字,多出於「史學雜牌軍」之手。
可是這一點也不影響唐德剛的地位——他有那麼多的讀者,並且留下了那麼多「口述歷史」,而「唐德剛口述歷史系列」,現在已經成為不折不扣的經典。
1958年,胡適與唐德剛合影於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前。
③
得天獨厚的口述史宗師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哥倫比亞大學在福特基金會的贊助之下,成立「中國口述史歷史學部」,哥倫比亞一下子成了世界級的口述史重鎮。
近水樓台先得月,唐德剛參與其中。
這對他真是好福氣,當時的紐約,中國當年曾經名震一時的黨、政、軍、學各界要人,在十字街頭隨處可見。
不過,人是當年人,景非當年景,這些要人已經今非昔比,寄居域外,有個小青年來陪著聊天,真是「不亦快哉」。
胡適當然成了唐德剛的第一個口述史對象。
顧維鈞、李宗仁、張學良……這些重量級的人物,治史者一生能碰到一個竭澤而漁已堪稱幸運,唐德剛竟然全都遇到了。
專業的發問和記錄整理在外人看來枯燥,但對唐德剛來說卻津津有味。
更何況,還有意趣橫生的逸事:
國民黨大佬吳國禎曾經接受哥大的邀請參加口述史計劃,因為當時吳國禎是個敏感的「是非人物」,哥大特地把吳孤立起來,還專門請了一位守口如瓶的退休老教授和吳「密談」。
為老教授充當臨時「技術助理」的唐德剛,裝好錄音機後也得退避三舍。
但老教授倒騰不了新玩意,沒有唐德剛在旁,他竟然錄不了音。
「這真使我丟盡face!」老教授擺出一副中國通的樣子,尷尬地對唐德剛說。
「但是我們仍然充滿了faith(信念)!」吳國禎的回答真是恰到好處。
沒辦法,只好讓唐德剛在旁專司「錄音」,但要求對他們的「絕密談話」「充耳不聞」。
「唐君!」每當談話到了高潮,老教授總是不忘半真半假地提醒唐德剛,「你不許聽呀!」
「不聽!不聽!」唐德剛保證。
可是,兩個人講到有趣處,唐德剛卻忍不住大笑。
「你又犯禁了!你又犯禁了!」老教授無可奈何。
到了唐德剛獨挑大樑的時候,就更讓人艷羨。
給顧維鈞做口述歷史,顧和唐分頭做功課,商定談話內容。
對於治史者,顧維鈞是個多麼大的寶藏!難得他又那麼配合。
不過堅持記日記的顧博士也有犯錯的時候。
有一次,顧維鈞把一段往事張冠李戴,唐德剛整理錄音時發現了錯誤,更正過來,拿去顧維鈞審校。
顧維鈞哪裡服氣,「事如昨日」,哪能記錯。
唐德剛不聲不響拿出顧維鈞當年自己簽署的文件,顧維鈞不得不服。
「唐博士,」顧維鈞說,「這一章是錯了。
下禮拜,我們倆重新寫過。
」
顧維鈞和唐德剛
④
兩次談史論學的通信
2006年5月,我曾有幸與唐先生就治史問題有過兩番通信。
當時,唐先生的身體狀況非常不好,但依然勉力作答。
第一封回信是唐先生親自作書,到了第二封,便是由夫人吳昭文代筆了。
唐先生在信中敘述他的身體狀況:「久病,日常所用的中英文電腦皆失靈,寫字手也抖個不停。
前天又跌了一跤,弄得臥床不起。
遲至今天才恢復一點。
」第二封信再次說道:「暮年握筆,耳腦爭鳴,障眼有紗。
初以為勉力作書,或可改善,孰料每況愈下,幾至失明。
此信只好請老伴代書。
」
自那以後,我未曾發現唐德剛談史論學的文字面世。
在那兩束通信中,作為晚輩的我,初生牛犢,發問步步緊逼,老先生淡然應對。
行文至此,遙想當年,不禁感慨自己的不知天高地厚。
而再次重溫唐先生的回覆,則可以看到一代史家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信,摘其要點如下:
我問:您曾提到中國史學有三大主流,第一是從往古的左丘明、司馬遷到今日在台灣的錢穆教授,這一脈相承的中國傳統史學;第二則是在今日大陸一枝獨秀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第三則是由十九世紀的西方漢學逐漸現代化和社會科學化而形成的「現代西方史學」,您把自己劃到哪一派呢?
唐先生答:關於歷史學派,原無定論。
弟則選擇所謂「三派」吧。
至於我自己屬於何派?老實說,治史數十年,卻不敢附驥,亂找師承。
為說話方便計,就無中生有,說是第四派,算是綜合三家、采長補短的現代派吧。
弟在課堂里對學生言明,此派上不見蹤影,就姑妄言之吧。
我繼續發問:說到流派,不由得就想到師承,您是胡適之先生期許頗深的弟子,您自己在著作中也屢屢提到「胡適老師」。
在您幾十年的治史生涯以及您的著作之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史學方法論,能談談您在這方面的心得嗎?您覺得您在多大程度上是繼承了適之先生?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己的創新和發展?
唐先生答:禪宗六祖的學生或問半山和尚曰:「汝肯先師也否?」和尚答曰:「半肯半不肯。
」問者再問曰:「何不全肯?」和尚答曰:「全肯則辜負先師也。
」一次在胡家,某台灣訪客亦以相同問題問我,我即以相同言語回答。
全堂賓客聞之大笑,說我在老師面前開這樣玩笑。
我說這故事是老師自己說的,胡老師在一旁也為之點頭大笑不已。
胡適先生本人基本上是乾嘉學派的後起之秀。
據他自己說,他之成為現代學術的尖兵,是他在康奈爾大學翻大英百科全書談考據專章,忽然靈感大發,偶然搞起來的,不意竟成終生的興趣。
胡先生的第一篇考證文章《詩經言字考》頗受蔡元培之賞識。
我自己平生所寫的第一篇考據文章《中國郡縣起源考》就是受他的影響下筆的。
東施效顰,言之可笑。
我自選的論文導師是顧頡剛先生。
顧是胡的學生,後來我又做了胡老師的學生,胡氏開玩笑地叫我「小門生」。
我個人所受胡門的影響是很大的,但不是全部,我對胡老師也是「半肯半不肯」的。
對「胡老師」「半肯半不肯」的「小門生」唐德剛走了。
他沒有帶走一個時代,但是他帶走了屬於他自己的一代史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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