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世56年，「胡適之命題」仍然橫亘在中國人面前

如果說，胡適是一個富礦，那麼人們至今仍在其中挖掘且所獲甚豐；如果說胡適是一座高山，那麼人們依然「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文丨鳳凰網主筆 張弘

2月24日是胡適去世56周年紀念日。

逝世半個多世紀之後，胡適不僅沒有被遺忘，反而在現實問題和思想疑難的遭遇中，一次又一次被人們從記憶中喚起。

迄今為止，他一生踐行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激勵著無數的後來者；他爭取自由民主，與國民黨一生抗爭被視為現代知識分子的典範；他在與蔣介石的交往中不卑不亢，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鮮明的體現；他抗戰期間任駐美大使，晚年為「中研院」發展殫精竭慮，兩袖清風，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如果說，胡適是一個富礦，那麼人們至今仍在其中挖掘且所獲甚豐；如果說胡適是一座高山，那麼人們依然「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李慎之先生曾說，20世紀是魯迅的世紀， 21世紀則是胡適的世紀。

在我看來，這不失為一個獨到的視角。

從時間維度看，20世紀是革命的世紀，三次革命風起雲湧。

而21世紀是中國繼續發展，向現代化大步邁進的世紀。

在此過程中，胡適生前追求的自由、民主、憲政、法治等等不可或缺。

從空間維度看，胡適播下的思想火種，經過殷海光等人的傳播，最終在台灣開花結果。

在大陸，50年代被批倒批臭的胡適，伴隨改革開放的腳步重新回到人們視野。

王元化、李慎之、舒蕪等人晚年的文字，都明顯透出「回到胡適」的趨向。

90年代末期，著名學者季羨林一篇《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讓無數讀者潸然淚下，「我的朋友胡適之」的音容笑貌讓人倍感親切。

儘管有幾卷被排除在外，但安徽教育出版社44卷本《胡適全集》仍然在海內外華人世界引發強烈反響，而胡明主編的16卷「胡適精品集」，歐陽哲生主編的12冊《胡適文集》，仍然引發了無數讀者和研究者的關注。

2012年胡適作品版權保護期過後，各種胡適著作更是一哄而上。

有關胡適的研究和爭論，至今仍是中國大陸思想界津津樂道的話題。

2011年12月17日胡適誕辰120周年時，海外華人歷史學家余英時曾說，胡適「是二十世紀影響力最大也最長久的學者和思想家」。

1981年，辛亥七十年，美國歷史學會在芝加哥開會，胡繩帶領大陸團隊參加。

胡繩說：胡適在學術上進步，政治上是落後的。

余英時反駁說：海外看法剛好相反，他學術上落後，在政治上至今是最進步的。

對普通讀者來說，胡適的有些著作，至今仍不失為極佳的啟蒙讀物。

對痛定思痛的過來人和研究者來說，胡適作為現代知識分子，有著其他同輩人難以比擬的面相與品性：他對國民黨政治專制、壓迫民眾的一貫批判；他在《新月》時期呼喚人權和憲政，與國民黨正面對抗，短兵相接的勇敢；他一生對言論自由的實踐與呵護……這些與他倡導白話文運動，作為新文化運動領袖以及以各方面的學術成就交相輝映，構成了中國近代思想史和學術史上獨一無二的豐碑。

然而，胡適並非完美無缺。

例如，1954年的吳國楨事件發生後，同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殷海光與胡適曾經面對面爭論一個下午，雙方都很不愉快，殷海光認為胡適在倒退。

而胡適則認為殷海光是個「書呆子」。

1960年雷震案發之後，殷海光認為胡適應該挺身而出，以一人而敵一個政權。

但胡適沒有達到他的預期，殷海光極為失望，責怪胡適「一句硬話也不講」。

他晚年對胡適貶多於褒，甚至說「胡適是個大鄉愿！」

在我看來，政治實踐和政治理念的不匹配，不僅影響到殷海光對胡適的評論，或許也是未來幾十年中國需要面對的問題。

中國自鴉片戰爭之後一敗再敗，這導致幾代知識人和政治精英的焦慮。

辛亥革命之後，國會運行不久就由失望而拋棄，革命逐步激化，正如北大歷史系教授王奇生所說，「從政治革命走向社會革命，從國內革命走向世界革命，從種族革命走向階級革命，從共和革命走向共產革命，從小革命走向大革命，從有限革命走向無限革命」，革命的訴求指數也不斷提升，「最初只感覺政治要革命，繼而認為思想也要革命，社會也要革命；文化也要革命；國內革命還不夠，還要世界革命……最後發展到『靈魂深處鬧革命』。

」

在革命的世紀中，胡適的主張緩不濟急。

學者羅志田將胡適的事業稱為「再造文明的嘗試」，其中的艱巨性或鮮有人知。

在任何時代，總有胡適這樣觀念和思想領先於時代的學者和思想家，奮力再造先進文明，追求自由、民主等現代觀念。

但是，一個國家實際的現代化進程與民主體制的建立與鞏固，首先必須以法治為基礎。

沒有深厚的法治傳統，國家的現代化與政治民主化就沒有紮下根基、賴以生存的土壤。

在自由主義的理念上，胡適與殷海光別無二致；在具體的政治實踐中，胡適因為親身的經歷和政治參與而更為謹慎和穩健，而殷海光則希望將自身認同的理念直接貫徹於實際的政治運作中。

但是，「再造文明」、變革政治制度是一個複雜和漸進的過程，過於峻急恐急不可下。

眾所周知，英國是最早的現代化國家，有著悠久的法治傳統1688年光榮革命後不久，就建立了王在法下的議會民主制。

但是，其民主化進程卻是逐步發展起來的，1830年只有不到10%的成年男性有選舉權，1918年才授予30歲的婦女選舉權，直到1969年才規定年滿18歲的人，不論男女有選舉權。

顯然，晚年提倡容忍的胡適對此有著深刻的理解和認知。

縱觀胡適一生，一直追求法治，批評人治和專制。

他晚年的批判鋒芒不及1937年之前，這是他讓殷海光失望的原因。

但另一方面，胡適的批判立場卻從未動搖，近年解密的蔣介石日記顯示，蔣介石對胡適內倨外恭，幾次在日記中大罵晚年胡適，他在1962年3月3日的日記中稱：「胡適之死, 在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的建國思想言, 乃除了障礙也。

」但表面上，他對胡適一直很尊重，由此可見其心口不一。

而胡適呼籲法治而批評人治，勸蔣介石不要第三次參選總統，也是讓蔣介石對其不滿的原因之一。

對於當下而言，紀念胡適，不僅是中國人在幾十年後對一位思想先驅和學者致敬，更重要的是實踐他終身提倡和奉行的那些思想觀念。

如何繼承這些珍貴的思想遺產，面對他遺留下來的「胡適之命題」，或許需要更深入的思考與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