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罕見憤怒退場:被江青逼迫承認有「洋奴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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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鄧小平,資料圖

「文化大革命」中,鄧小平受到錯誤的衝擊,被下放到江西勞動。

根據毛澤東的批示,1973年2月,鄧小平走出江西謫居地回到北京,重新恢復在國務院的工作。

1975年,周恩來身體狀況日益惡化,鄧小平實際主持國務院工作,他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支持下,大張旗鼓地整頓全國各方面的工作。

這一年,正義與邪惡、真理與謬誤,進行了短兵相接的近距離較量,整頓取得明顯成效。

鄧小平感慨地說:我還可以干二十年

1972年5月,周恩來被確診為膀胱癌,他的衰弱、疲憊的身體,已不可能再事必躬親、周致縝密地主持國務院的工作。

誰能更多地分擔周恩來的工作,以統籌全局,將國家由大亂治理得走向大治呢?毛澤東想到了鄧小平。

8月14日,他在鄧小平的長信上批示,鄧「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

可是,由於複雜的政治原因,毛澤東的批示遲遲得不到落實。

12月18日,周恩來親自過問此事,催促政治局安排鄧小平的工作。

毛澤東在聽取政治局的匯報後,很快做出答覆,同意恢復鄧小平的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

次年2月,中央通知鄧小平回京。

這時,他在江西已經居住了三年多。

接到中央的通知後,鄧小平感慨地說:「我還可以干二十年!」經受「文化大革命」的磨難,他非但沒有被整垮,反而對歷史的進程充滿信心。

在回顧這段經歷時,他是那般充滿感情地說:「林彪、『四人幫』總是想把我整死,應該說,毛主席保護了我。

」「我是樂觀主義者,相信問題總有一天會得到解決。

」「我長期在毛主席領導下工作,就我個人內心來說,對毛主席抱有希望。

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

事實證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來了,並很快委派我非常重要的任務。

中共中央通知縣團級黨委,恢復鄧小平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

鄧小平分管的工作是: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參加對外活動,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重大政策問題。

3月29日下午,在周恩來的陪同下,毛澤東接見鄧小平,看著鄧小平健康敦實的身體和樂觀向上的精神風貌,毛澤東十分高興地說:「努力工作,保護身體。

毛澤東有意將這一消息傳播給媒體。

4月12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盛大宴會,歡迎由柬埔寨解放區歸來的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鄧小平出席宴會作陪。

這是他自「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後,第一次在公開場合與中外人士見面,這件事立刻「引起了很大的轟動」。

德國作家烏利·費蘭茨是這樣記述如此驚訝難忘的情景的:

「這是……不,決不可能!」驚呆了的客人沒有搞錯。

穿著醬色「毛式制服」的矮小老人不是別人,就是鄧小平。

他的制服不大合身,步伐已不夠敏捷。

笨重的枝形燈發出冷色的光。

這位回歸者還留有些被流放的跡象。

當領導們集體進入人民大會堂前廳時,他走在旁邊。

……儘管鄧站在後面,但他的出現很快傳開了。

外國人不知所措,中國人大為吃驚。

就在宴會開始時人們發現,不是親王而是鄧成了1973年4月12日的無冕之王。

如此公開傳播的信息,無疑給遭受內亂之苦的中國人民帶來了新的希望。

「文化大革命」所引發的社會動亂,使國民經濟頻臨崩潰,人民群眾怨聲載道。

毛澤東為此深感不安,犯愁著急。

他經過深思熟慮,才果斷地決定,請鄧小平儘快出山,收拾時下全國亂鬨鬨的殘局。

12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及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問題時,提出鄧小平重新工作的事,他說:「我和劍英同志請鄧小平同志參加軍委,當委員。

是不是當政治局委員以後開二中全會追認。

第三天,毛澤東在和有關政治局委員談話時再次提及此事,他說:「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

發了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

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

我想政治局添一個秘書長吧,你(鄧小平——筆者注)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個參謀長吧。

」隔天,毛澤東召見政治局有關同志和北京、瀋陽、濟南、武漢軍區負責人談話,又談起鄧小平,說:

我們現在請了一位總參謀長。

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辦事比較果斷。

他一生大概是三七開。

你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了,政治局請回來了,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的。

你(鄧小平——筆者注)呢,人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寓剛,綿里藏針。

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

過去的缺點,慢慢地改一改吧。

不做工作,就不會犯錯誤。

一做工作,總要犯錯誤的。

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個錯誤。

1974年3月20日,毛澤東建議鄧小平出席聯合國大會特別會議,擔任中國代表團團長。

江青卻在政治局會上逼迫外交部撤回報告,毛澤東知道後,寫信警告江青:「鄧小平同志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

小心謹慎,不要反對我的提議。

」國慶節剛過,毛澤東便通過秘書告訴王洪文,向中央政治局提議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這無疑又給江青「組閣」圖謀以當頭棒喝。

於是,10月17日,江青又利用所謂「風慶輪事件」,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借題發揮,逼迫鄧小平表態,承認有「洋奴思想」「爬行哲學」,鄧小平不得不憤而退場。

幾天後,鄧小平向毛澤東匯報工作,當毛澤東談起這件事時,鄧小平表示,對主席安排的工作,「不應再提什麼意見了。

但是看來責任是太重了一點」。

毛澤東說:「沒辦法呢。

只好擔起來囉。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經毛澤東圈閱的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1月8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月13日至17日,四屆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

四屆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後,周恩來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宣布:「我身體不行了,今後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從此,鄧小平開始代替重病的周恩來主持國務院的工作。

提出著名的「三項指示為綱」新說法

1975年初,受「批林批孔」的影響,徐州、南京、南昌、太原等鐵路局運輸不暢,以至阻塞津浦、京廣、隴海、浙贛鐵路幹線,全國工業生產和城市生活深受影響。

鐵路運輸已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薄弱環節。

2月25日至3月8日,中央召開全國工業書記會議,專門研究鐵路問題。

3月5日,中共中央做出《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即中央9號文件),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整改措施。

這天,鄧小平將到會講話,與會者都以興奮的心情,期待著與鄧小平見面。

只見鄧小平步伐穩健地走入會場,早已迎候的省、市領導人走上前去,滿面笑容地伸出手來,可是,鄧小平卻把右手在空中擺了擺,說:「今天不拉手,因為工業形勢不好。

」頓時,會場內寂靜無聲,鄧小平坐了下來,點燃一支香菸,鄭重地說:

現在有一個大局,全黨要多講。

大局是什麼?三屆人大一次會議和四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都講了發展我國國民經濟的兩步設想……也就是說,從現在算起還有二十五年時間,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

鄧小平指出,全國工業形勢不好的主要原因是「現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產」,「這是大錯特錯的」。

他說,鐵路整頓要遵循三條方針:加強集中統一領導;建立必要的規章制度,增強組織紀律性;堅決反對派性。

會後,鐵路系統發動群眾,清除壞人,調整班子,平反錯案,恢復和健全規章制度,鐵路運輸形勢迅速好轉。

到4月底,嚴重阻塞的幾個路局全部疏通,全國20個路局有19個超額完成國家計劃。

鐵路日均裝車數平均達53700車,比2月份多10000餘車;煤炭日裝車達到17800多車,五年來第一次完成生產計劃。

列車安全正點率也大大提高。

鐵路整頓有了良好的開端後,鄧小平又著手解決鋼鐵工業問題。

5月8日至29日,中央召開鋼鐵工業座談會,鄧小平兩次到會發表講話,提出整頓鋼鐵工業的四條辦法:第一,必須建立一個堅強的領導班子。

這樣的領導班子就是作戰指揮部,要一不軟,二不懶,三不散,要找不怕被打倒的人參加。

第二,必須堅決同派性作鬥爭。

對堅持鬧派性的人要寸土必爭,寸土不讓。

該調的就調,該批的就批,該斗的就斗。

第三,必須認真落實政策。

不僅要解決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問題,而且要解決他們周圍受牽連的人的問題,還要特別注意那些有經驗的老幹部、老工人、技術骨幹、老模範,要把這一部分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

第四,必須建立必要的規章制度,建立強有力的獨立的生產指揮機構。

過去一個時期根本談不上什麼規章制度,現在執行規章制度寧可要求嚴些。

鄧小平還在講話中提出了著名的「三項指示為綱」的新說法。

他說:

前一個時期,毛澤東同志有三條重要指示:第一,要學習理論,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團結;第三,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這三條指示互相聯繫,是個整體,不能丟掉任何一條。

這是我們這一時期工作的綱。

「三項指示為綱」的觀點,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鄧小平根據毛澤東幾次講話精神歸納而成,是鄧小平政治智慧的集中體現。

「三項指示為綱」的重點是「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在與「四人幫」等干擾、破壞全面整頓的鬥爭中,這個口號是最有效的思想武器。

經過一個月的整頓,鋼鐵工業生產形勢明顯好轉,鞍山、武漢、包頭、太原四大鋼廠的欠產現狀得到改觀,產量逐步上升。

全國鋼的平均日產量超全年計劃平均日產水平。

7月17日,中共中央轉發國務院報告,充分肯定全國工交系統生產形勢,指出:「三月以來,工業生產和交通運輸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發電量、化肥、水泥、內燃機、紙及紙製品、鐵路貨運量等,五、六月份創造了歷史上月產的最高水平,軍工生產的情況也比較好。

1975年的中國,歷史的選擇只能是鄧小平,正是他的無私無畏和充滿韌性的戰鬥精神,才使歷經浩劫的黨和國家,能夠邁上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軌道。

他曾幽默地說,我是維吾爾族姑娘,辮子多。

以此鼓勵幹部解除顧慮,大膽工作,置個人得失於不顧。

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

鄧小平到會講話,他對軍隊的現狀很不滿意,並用「腫、散、驕、奢、惰」五字概括。

他指出,軍隊整頓要實行精簡整編,要加強紀律性,要加強軍政、軍民團結,要恢復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和作風。

幾乎與此同時,科技工作的整頓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

9月,當《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送呈毛澤東審閱時,毛澤東提出他沒講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鄧小平即回答馬克思有過這樣的話。

雖然這份文件因毛澤東不滿意而沒有下發,但是它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鄧小平還抓了教育、文藝的整頓。

在毛澤東的直接干預下,電影《創業》《海霞》等順利通過發行,《萬水千山》《長征組歌》等也被批准重新公演,10月底還舉行了聶耳、冼星海音樂會。

沉寂多年的文化領域已經出現春的氣息。

這時,鄧小平又把黨的整頓提到議事日程,7月4日,他在對中央讀書班第四期學員講話時說:「現在,相當一部分地方黨的領導沒有建立起來,黨的領導削弱了。

各級都有這個問題。

沒有黨的領導怎麼行?黨講話不大靈怎麼行?」浙江省委給中央送來整黨的報告,匯報對「突擊入黨」「突擊提干」的思想教育、組織處理的做法,鄧小平在批語中加了一句話,在全國範圍「對黨組織從思想上、組織上進行一次整頓是十分必要的」。

當時,整頓已經由經濟秩序推進到上層建築。

顯而易見,鄧小平不僅要恢復和建立正常的生產和社會秩序,而且要在更高的層面上,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影響,將黨、國家和人民引入到正常的生存和發展的軌道上來。

毛澤東批評江青是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

全面整頓順應黨心、軍心和民心,也給「四人幫」亂黨亂軍的圖謀以猛烈一擊。

這幫狂妄的激進分子決不會服輸繳械,總是想窺測時機,繼續興風作浪,與鄧小平等進行殊死的較量。

1975年3月1日,張春橋在全軍政治部主任會上鼓吹:「經驗主義仍是當前的主要危險。

」接著,姚文元發表文章宣揚同樣的論調,並且指示新華社就此「組織宣傳,要搞典型,配評論,這樣才效果好」。

江青在與鄧小平反覆較量後,一直沒有占上風。

此時,她好像得到攻無不克的法寶似的,立即拾起「批經驗主義」的稻草,組織新的較量。

她親自作電話指示:「現在我們黨的主要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

」「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幫凶,是當前的大敵。

「四人幫」紛紛鼓譟叫喊:那些「老傢伙」憑「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經驗辦事,抓規章制度,抓生產,無非是搞修正主義。

他們是走資派!他們的經驗是復辟倒退的經驗。

一時間,聳人聽聞的批判文章,充斥在全國各大小報刊上,什麼「衛星上天,紅旗落地」「亡黨亡國的經驗」「修正主義的貨色」等,一頂頂唬人的帽子從天而降,善良人們困惑不解,無所適從。

那些在整頓中已經偃旗息鼓的亂世「英雄」,如今仿佛又峰迴路轉、柳暗花明,平添了幾分重整舊山河的勇氣。

他們抖擻上陣,集結在「反經驗主義」的大旗下,搖旗吶喊,赤膊上陣,真可謂山雨欲來風滿樓、黑雲壓城城欲摧。

鄧小平沒有退縮,他要就「反經驗主義」問題,直接向毛澤東討教。

4月14日,鄧小平在陪同毛澤東會見金日成後,特別提到江青等的反「經驗主義」的問題,明確表示不同意江青等人的錯誤提法。

毛澤東當場表示贊同。

4月23日,毛澤東在姚文元轉送的一份報告上批示:「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

」他還指出:「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

毛澤東批評的「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指的就是江青。

4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傳達了毛澤東的批示。

鄧小平在會上批評說:所謂反對「經驗主義」,無非是個幌子,實質是有計劃、有組織地反總理。

鄧小平終於摸了老虎屁股。

江青一貫專橫跋扈,豈容他人對她評點是非,她氣勢洶洶地說,這是「突然襲擊」搞「圍攻」,是1970年「廬山會議的再現」。

王洪文也給毛澤東寫信說:鄧小平、葉劍英把形勢說得一團漆黑。

「這場爭論,實際上是總理想說而不好說的話,由葉、鄧說出來,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會議的案」。

江青給毛澤東打來告狀電話,謊稱她在政治局會議上受到圍攻。

毛澤東聽後語氣平和地說:這個會有成績,把問題擺開了。

批評江青還是第一次。

她這個人只能批評別人,很兇。

別人不能批評她。

5月3日深夜,毛澤東召集政治局開會,在談到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新華社的《關於報導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和上海工具機廠的十條經驗時說,這些都「講了經驗主義的問題我放過了」,「一個馬克思主義都沒有,也沒有說教條主義」。

他還說,因為眼疾不能看東西,只是聽了一遍,所以,「我自己也犯了錯誤……我沒有看出來」。

毛澤東強調: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

他還說:「我看批判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

」「我看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

」毛澤東再提30年前舊事,明確表示,那時「鄧、毛、謝、古」抵制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受到排擠打擊,是不公正的,是錯誤的。

他望著鄧小平說:「其他的人都犧牲了。

我只見過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這是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最後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

他公開表示支持鄧小平,不允許以批「經驗主義」而干擾全局性的工作。

不久,中央政治局又召開會議,重點幫助和批評江青。

鄧小平駁斥了江青等人的無理指責,政治局其他同志也相繼發言,就「批判經驗主義」和「四人幫」問題,以及以個人名義送材料的錯誤做法和「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錯誤提法,進行揭露和批評。

「四人幫」都做了自我批評。

江青平日裡不可一世,此時迫於壓力也不得不做檢查,並且還給毛澤東送去書面檢討說:「我對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們,更對不起小平同志。

」承認自己所犯的錯誤,「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團結和三要三不要方針的」,表示「有信心和決心遵照主席的教導、黨的要求去改正錯誤」。

幾天後,鄧小平向毛澤東反映了江青等的表現。

毛澤東高興地說:他們幾個人現在不行了,反總理、反你、反葉帥。

現在政治局的風向快要轉了。

毛澤東對鄧小平還滿懷期望地說:「你要把工作幹起來!」鄧小平表示有決心、有信心干好工作,只是「反對的人總有,一定會有」。

毛澤東笑著勉勵道:「木秀於林,風必摧之。

」7月,毛澤東根據葉劍英的建議,決定由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毛澤東惱恨鄧小平對「文革」的態度

1975年9月下旬,毛遠新來到毛澤東身邊,情況便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那年,毛遠新36歲。

他由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後來擔任中共遼寧省委書記、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瀋陽軍區政治委員。

他是毛澤民的兒子,父親犧牲後,小時候曾在毛澤東家住過。

可能是大弟毛澤民過早罹難的緣故,或許是毛遠新的機靈可愛,在下一代親屬中,毛澤東和江青都比較喜歡毛遠新。

9月28日,毛遠新隨中央代表團前往新疆,參加新疆自治區成立二十周年慶祝活動。

10月10日,毛遠新路過北京時,便被通知留在北京,成為病重的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

毛澤東和政治局之間的信息,都由毛遠新上傳下達。

這種不正常的情況,當時政治局就多有議論,但是,考慮到毛澤東的身體狀況,還是採取了克制的態度。

毛遠新兩次向毛澤東匯報說:「社會上有股風,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是肯定還是否定,成績是七個指頭還是錯誤是七個指頭,有分歧。

」他尤為著重地指出,這股風「似乎比七二年批極左還凶些」。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

「三項指示為綱,其實只剩下一項指示,即生產上去了。

毛遠新的這番話正中毛澤東的意。

毛澤東常說一生做了兩件事,後一件事便是「文化大革命」,他老人家晚年就擔心這份政治遺產被人否定。

為此,他找鄧小平談了兩次話,鄧小平不隱瞞自己的觀點,談話不歡而散。

從此,他越來越相信毛遠新的匯報和判斷,認為鄧小平對「文化大革命」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帳。

這時,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給毛澤東寫信,反映校黨委書記遲群等的問題。

信中說:遲群因個人野心沒有得到滿足,便攻擊中央領導人;毫無黨的觀念,搞一言堂;任人唯親,封官許願;等等。

毛澤東看過信後很不滿意。

10月19日,毛澤東在會見外賓後,對李先念、汪東興等說:「現在有一股風,說我批了江青。

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覺悟。

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

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

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

」「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小平轉。

你們告訴小平注意,不要上當。

小平偏袒劉冰。

自鄧小平復出以後,特別是1975年主持工作以來,毛澤東一直對他有所倚重,希望他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解決各類錯綜複雜的問題,使黨和國家由大亂走向大治。

所以,即便是「四人幫」輪番告狀,毛澤東都不置一詞,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鄧小平。

然而,這一切都不能違背那個大前提,而恰恰於此,他們的思想認識是那般的不同。

鄧小平對於江青等的攻擊早有精神準備,他說:「這樣做,無非有人講『還鄉團』來了,復辟了。

」「讓他們罵好了,打著反覆辟旗號的人自己要復辟,打著反倒退旗號的人自己要倒退。

」「老幹部要橫下一條心,拚老命,『敢』字當頭,不怕,無非是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緊,也是個貢獻。

這些話傳到毛澤東那裡,老人家確實不高興,但是,他還不願把鄧小平推到對立面去,讓毛遠新繼續去同鄧小平談話。

鄧小平表示,我的工作有缺點、錯誤,可以做自我批評。

但是,他又對毛遠新說:你的描述,中央是整個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而且是在所有領域都沒有執行主席的路線,這個話不好說。

我主持中央工作三個多月是什麼路線,全國的形勢是好一點還是壞一點,實踐可以證明。

毛澤東還讓毛遠新開會幫助鄧小平,並且特意囑咐,此事「不可告訴江青,什麼也不講」。

顯然,毛澤東不願把事態擴大,希望鄧小平「有個轉彎」,按照他的「三七開」的基調,對「文化大革命」做個決議。

可是,鄧小平卻拒絕了,毛澤東十分傷感和失望。

兩個倔犟的老人,就「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竟是如此地各執己見,互不相讓。

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對此有過一段生動、真實的記述:

毛澤東讓鄧小平主持作這個決議,一是讓鄧小平這樣對「文革」有看法的人來作這個決議,可以堵住對「文革」持異議的人的嘴,讓人不敢再唱反調。

二是毛澤東再給鄧小平一個機會,讓鄧小平改變觀點。

毛澤東對鄧小平,真應該說「仁至義盡」了。

分析毛澤東的內心,他既真心地賞識鄧小平的才幹和品格,又惱恨鄧小平對「文革」的態度。

他對鄧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鄧小平能夠就此妥協,順從了他這一個最後的心愿。

毛澤東實在太老了,太疲倦了,這一番『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是他經過很長時間的考慮所進行的選擇,不到萬不得已,他是不想再變動了。

但是,令毛澤東悲哀的恰恰卻是,鄧小平具有和毛澤東一樣的性格,也是一個在原則問題上絕對不會讓步的人。

毛澤東終於下決心「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隨後,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第三次被錯誤地打倒。

「四人幫」乘機作亂,興風作浪,整頓又前功盡棄。

這是一個特別寒冷的冬季,但是,九個月的整頓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人民群眾對「文化大革命」的懷疑和牴觸情緒迅速發展,在全國形勢的又一次反覆中孕育著新的鬥爭。

半年後,「四人幫」被粉碎。

不久,鄧小平再次恢復工作。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率領全國人民進行了震天撼地的偉業,譜寫了陽光明媚、生意盎然的春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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