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杉古正倫：駁斥新墨家，毛主席的思想是新墨學的精神指引

（原題為：《杉谷正倫：毛主席是當代新墨家的鉅子，論毛澤東思想中的墨家精神》。

作者杉谷正倫，日本京都大學青年學者。

提倡會通」毛澤東思想和中國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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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記：

「毛澤東思想是億萬人民革命意願和實踐的結晶，它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

」(1983年《習仲勛副委員長生前為韶山題詞》)。

毛澤東思想是中華民族思想文化寶庫中的瑰寶，其理論體系是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過程中，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墨家文化的繼承和發展中形成和構建的。

一

毛主席早年即受墨學的沾溉，這一點在《講堂錄》的筆記中便可以找到印證，而在《倫理學原理》的批語中，毛主席更加明確地肯定了墨家學說的精神旨在「達其個人之正鵠也」，20世紀三四十年代，當毛主席悉心探討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道路時，又重新認真地研究了墨子，繼承了墨家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

陳伯達應毛主席的要求於1938年10月所寫的《墨子的哲學思想》一文共3.6萬字左右，全面地論述了墨子諸方面的思想，如名與實、知與行、故與法(因果法則)、同與異、義與利、中庸、名辯等範疇，以及墨子關於節葬、非攻、兼愛、非樂、非命等主張。

政治上，該文認為：墨子是當時「手工業者和農民在某種程度上之獨立的覺醒及其解放的空想……之最偉大的代表者」。

「墨子在各方面的立說，都是從人民生產的立場出發的」。

我們民族「最善於艱苦奮鬥，並善於死裡求生，善於主持正義而厭惡強暴，善於對不平反抗，……這些都是和墨家的精神不可分開的」。

哲學理論上，該文認為：墨子在中國哲學史上「首先完整地提出了名實問題，並給以初步明確的解決」，進而提出知行問題「並初步具體地在解決」。

「墨了並不限於唯物的經驗論。

我們看到了墨子哲學關於由感性的認識論到論理的認識之見解」。

「墨子認為：宇宙的事物是變動不居的」。

「墨子發現了部分和整體的聯繫」。

「墨子看出了宇宙中的時間空間都是……對立的統一」。

陳伯達的文章，充分反映了毛主席的墨學思想，所以在1939年2月1日夜，毛主席給陳伯達的信中說：「《墨子哲學思想》看了，這是你的一大功勞。

在中國找出赫拉克利特來了」。

赫拉克利特，列寧稱他是「辯證法的奠基人之一」，所以毛主席認為「墨子是古代辯證唯物論大家」，墨子一書是「唯物哲學」。

對墨子所說的「物之所以然」，毛主席結合了辛亥革命和土地革命來深入的闡述，對「欲正權利，惡正權害」，主席解釋說：「這是在作兩條戰線鬥爭，用兩條戰線鬥爭的方法來規定相對的質」，並把既要有統一戰線，又要有堅決鬥爭的兩條戰線思想，在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中予以貫徹。

對「兩而無偏」，主席解釋說，「一個質有兩方面，但在一個過程中的質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對安定的，必須要有所偏，必須偏於這方面，所謂一定的質，或一個質，就是指的這方面，這就是質，否則否定了質。

所以墨說「無偏」是不要向左與右的異質偏，不是不要向一個質的兩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實這不是偏，恰是正)，墨家是唯物辯證論，應作如此解。

」既反對左，也反對右，這是毛澤東思想的鮮明特徵。

對墨子學說的唯物論和辯證法的繼承和發揚，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礎。

二

墨家學說對毛主席影響更為深遠的不僅是辯證法和唯物論，還有其理想的人格模式和社會價值理念。

墨子最基本的價值理想幾乎都在毛主席的人生觀和革命實踐中得到體現，並發揚光大。

「兼愛」是墨子學說的核心。

「兼愛」指人與人之間的互利互愛，即「兼相愛，交相利」。

要求應當愛人如己，而且不分貴賤地愛所有的人，特別是「兼愛天下之百姓」。

這與儒家建立在血親關係基礎上的愛有等差是不同的。

墨子講「兼愛」，常與利並提，他所謂的利，非個人的私利，乃「天下之利」，「國家百姓之利」，「萬民之大利」，這既是聖王之道，又是仁人君子所追求的人格理想。

對於墨子本人來說，「摩頂放踵以利天下」，正是他立身行事的準則。

毛主席在《倫理學原理》的批語中，積極評價了墨子的兼愛之說：「墨子之兼愛互助，並非棄吾之重大之利益而供他人之小利，乃損己利人而果有利於人也」。

從人格精神上看，毛主席相當完美的實現了墨子的利天下而為之的人格風範。

當他獻身於人民的解放事業後，始終以墨子式的胸懷去愛利天下百姓，始終站在底層大眾的立場上，成為民眾的代言人。

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是毛主席一生所恪守的價值理念和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重點。

無論從早年的「新村主義」和「湖南公社」，到「分田分地真忙」的革命根據地，還是從「桃花源里可耕田」的人民公社到他所津津樂道的張魯式的「社會主義作風」，都與墨子所構想的「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的理想社會何其相似。

「尚賢」是墨子政治思想的重要內容。

即崇尚和重用賢能的人。

儒家雖有「舉賢才」的主張，但更要求「君子篤於親」和「故舊不遺」，而墨子的「眾賢之術」，打破了親親尊尊的宗法血緣界限，主張不分貴賤親疏，一視同仁，即要「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

墨子並以平民代言人的身份，大力推崇和挖掘賤民的能力價值。

他認為，「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舉之，無能下之」。

墨子之後，只有毛主席對底層民眾予以崇高的禮讚。

在他看來，「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歷史不是由帝王將相和聖人君子所創造的------「五帝三皇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

而是由像盜跖，陳勝這樣最受人鄙視的奴隸和「小人」所創造的，是奴隸們的造反和延綿不絕的農民起義推動著歷史的發展。

在現代中國的歷史舞台上，推動社會發展民主革命的主體，就是千百萬的勞苦大眾。

「革命是什麼人去乾的呢?革命的主體是什麼呢?就是中國的老百姓……但是這學多人中間，什麼人是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幹呢?就是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和農民」。

從「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到「奴隸們創造歷史」，毛主席相信，尊重，和依靠，放手發動群眾的實踐，這種人民創造歷史的執著信念，如果上溯到中國傳統文化，恐怕遠非「以民為本」的儒家政治所能涵蓋的，只能在墨家文化中找到它的根苗。

「尚同」是墨子在行政管理上的重要主張。

治理國家要「唯能以尚同一義為政，然後可矣」。

政令不一,只能導致社會紛亂，必須實施自上而下的控制與有效管理，要求一切統一於上級,從組織系統的領導關係到思想意識,都要絕對地統一於上級,服從於上級,絕對不許反其道而行之。

「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

」

墨子認為的上下級關係要貫徹最高層意志的組織系統與組織原則,用這樣的組織關係,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絕對領導與有效的逐級管理。

人的行為受思想意識支配,沒有思想的統一,便不能有行動的一致,墨子主張"一同天下之義",把天下人的思想統一起來。

墨子認為尚同是行政管理之根本,「尚同，為政之本而治要也」，是國家治理的前提：「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

只有統一全國上下的思想,才能實現民富國治。

對於不肯統一思想的人該怎麼處理呢?墨子說：「古者聖王為五刑，請以治其民。

譬若絲縷之有紀，網罟之有綱，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

即用嚴酷的刑法來予以處罰，「明罰以率其後。

為政若此，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

」這樣，「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栗，不敢為淫暴」，誰敢不統一思想呢?

在尚同的基礎上，構建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是墨子社會治理思想的重要體現。

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來管制，是不夠的，必須依靠人民，才能做到「數千萬里之外，有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鄉里未遍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鄉里未遍聞，天子得而罰之」。

要達到這樣的效果，就要提倡在統一思想前提下的檢舉和揭發，「使人之耳目助己視聽，使人之吻助己言談，使人之心助己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

」這樣才能形成自上而下的有效管理。

毛主席繼承了墨子的尚同思想，在延安整風前，儘管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問題上已經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

但是由於教條主義的干擾，其理論家地位並沒有被人們普遍認可，毛澤東思想也沒有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

經過延安整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在七大上得到正式確立。

《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就指出:「這次整黨的任務是統一思想,整頓作風,加強紀律,純潔組織」。

通過整風，實現了毛澤東全黨領袖地位與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相統一，從而使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達到了空前團結和統一，為奪取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對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來講，堅守思想陣地，加強意識形態工作至為重要。

當前擺在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一個需要高度重視與警惕的問題是：我國知識界一些所謂「資深學者」和「著名經濟學家」，他們紛紛著書立說，帶頭在神州大地颳起了一股強勁的「抹黑風」、「栽贓風」和「翻案風」，充當了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吹鼓手」和「急先鋒」。

他們全盤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在黨內外造成思想上的混亂，後果是極其嚴重的。

蘇聯亡黨亡國就是首先在意識形態領域被打開缺口，我們必須從中汲取沉痛的教訓，重新把思想統一到毛澤東思想上來，才是我們革命事業得以發展的保障。

「尚力」是墨子在經濟方面的重要主張。

墨子十分重視勞動，他認為人和動物的本質區別就在於，「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死」，墨子的整個學說就建立在這個簡單而樸素的勞動觀念上。

「力」，「強」，是個人生存和社會財富增加的基礎。

「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菽栗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窮，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

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把勞動提高到人的本質地位，真正認識到勞動生產的重要性，就是從墨子開始的。

這一點為正確評價勞動並尊重勞動成功奠定了理論基礎。

墨子之後，只有毛主席把勞動提高到空前重要的位置。

他認為：「墨子是代表最下層老百姓利益的學者，是當時小手工業者和農民利益的代言人，是地地道道代表工農大眾利益的思想家」。

他在延安提倡墨子之道，所偏重的也是墨子樸素的勞動觀念。

1939年4月24日在「抗大」生產運動初步總結大會上的講演中，他指出：「歷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墨子是一個勞動者，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聖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動手做桌子椅子」。

毛澤東還進一步發揮說，「馬克思主義千條萬條，中心的一條就是不勞動不得吃」。

他把勞動看做是教育廣大青少年和培養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途徑，視為防止幹部退化變修的重要保障。

「節用」是墨子經濟思想的核心。

墨子針對當時統治者「必厚做斂於百姓，暴奪衣食之財」的情況，提出「節用」，「非樂」等主張。

墨子認為，「聖王為政，其發令行事，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為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

並制定了一系列的「節用之法」，把衣食住行限定在滿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範圍之內，墨家學派的生活相當樸素，「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

毛澤東從個人生活到對中國社會發展的設計和展望，無不鮮明的流露出墨家節用，非樂的主張。

他一生都過著墨子式的簡樸生活，1932年7月7日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訓令第十四》中，毛主席說：「政府中一切可以節省的開支，如客飯，辦公費，燈油雜費，都須儘量減少，尤其紙張信套，更可以節省使用。

這一切節省，雖在各部分為數甚少，但積少成多，並可以養成蘇區中更加刻苦更加節省的蘇維埃工作作風——這是萬分必要的」。

又說：「要注意到經費節省，決不是工作減少，相反的，在刻苦的精神之下，還要使工作的效能更加增大起來」。

1951年11月30日，他發起了以「精兵簡政、增產節約」為中心任務的三反運動，毛主席說：「浪費和貪污在性質上雖有若干不同，但浪費的損失大於貪污，其結果又常與侵吞、盜竊和騙取國家財物或收受他人賄賂的行為相接近。

故嚴懲浪費，必須與嚴懲貪污同時進行。

浪費的範圍極廣，項目極多，又是一個普遍的嚴重現象，故須著重地進行鬥爭，並須定出懲治辦法」。

三反運動增強了對資產階級腐蝕的抵抗力，並在社會上樹立了廉潔樸素的社會風尚。

1955年10月11日，在《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結論》中，主席說：「要嚴格地節約，反浪費。

現在城市裡頭大反浪費，鄉村裡頭也反浪費」。

「我們的國家一要勤，二要儉」。

類似的號召幾乎年年都有，「要提倡勤儉建國」，「全面地持久地厲行節約」是毛主席畢生堅持的原則。

1956年11月15日主席在《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說：「要勤儉建國，反對鋪張浪費，提倡艱苦樸素、同甘共苦。

同志們提出，廠長、校長可以住棚子，我看這個法子好，特別是在困難的時候。

我們長征路上過草地，根本沒有房子，就那麼睡，朱總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麼睡，都過來了。

我們的部隊，沒有糧食，就吃樹皮、樹葉。

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禍同當，這是我們過去干過的，為什麼現在不能幹呢?只要我們這樣幹了，就不會脫離群眾」。

這段話，正是對墨家「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精神的實踐。

「節葬」是墨子一再強調的，他認為：「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會導致國家奢靡之風大盛，進而提倡樸素的喪葬形式，提高到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請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為政，而不可不察此者也」。

毛主席一貫倡導節葬思想，他說：「死了人，大辦其酒席，實在可以不必，應當在這些地方節省，不要浪費，這是改革舊習慣」，「人死後最好火葬，把骨灰丟到海里去餵魚」。

1956年4月27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鄧小平等151位黨和國家高級幹部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倡導身後實行火葬，只留骨灰，不保留遺體，不建墳墓，毛主席帶頭簽名身後火化。

三

縱觀毛主席的一生，有兩點是始終不變的。

即承繼了墨家的兩大美德：負有使命感和注重實踐理性。

實踐理性是墨家的基本特質之一，主要體現為一種重現實、重實踐、重事實、重功效的思想方法和價值取向。

毛主席從價值理想，人格信念，思維方式，審美情趣，其精神生活的每個側面都繼承了墨家的精華，毛主席晚年所表現出的強烈的反傳統傾向，其思想實質，不過是以墨反儒，即以褒揚墨家文化以及社會底層的反主流文化，貶斥儒家正統文化來實現文化傳統的重建。

毛主席，是當之無愧的當代新墨家的鉅子。

劉少奇同志在七大上說，毛澤東思想「是中國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現和理論上的最高概括」，這是恰如其分的評價。

毛主席的一生，是實踐墨學的一生，毛澤東思想，就是墨學的返本開新。

弘揚墨學，一定要抓住重點。

提綱挈領，綱舉目張。

這個綱，就是毛澤東思想。

這個目，就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為人民服務的雷鋒精神。

這些，是墨學的真正實踐。

墨子從不是一個單純的思想者、學問家和傳道者，在先秦諸子普遍輕視下層體力勞動者的情況下，他卻始終不脫離生產實踐和科學實驗活動，並在實踐中產生出眾多的發明創造。

這就是毛澤東思想所一貫倡導的。

墨子突破了大多數思想家局限於政治道德的思考範式，將社會意識與自然規律作綜合一體的觀照，將實踐知識當成驗證思想學說的尺度。

因而，他的政治觀點和學術思想，打上了深深的下層勞動者的印記。

這就是毛澤東思想的特質。

弘揚墨學，一定要把握住它的精神實質，而不是尋章摘句，鑽故紙堆。

墨家的精神實質是什麼?就是艱苦樸素、勤奮刻苦、務實肯干、不怕犧牲、勇於創造的民族精神，而這，正是中國人至今仍在倡導的優秀傳統。

也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

可以說，在毛主席的時代，中國絕大多數人，都是墨家的實踐者。

他們艱苦奮鬥，為所有被壓迫者的解放而拋頭顱灑熱血，為祖國的繁榮富強而奉獻一生。

毛主席實踐墨家精神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影響了整個時代和中國。

改開以來，中國人失去了信仰，失去了墨家的精神，才導致現在這樣糜爛的局面。

現在的墨家，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很多人的腦袋成為西方思想的跑馬場，受到西學精神奴役而不自知。

所以非常有必要在墨學團體里正本清源，撥亂反正。

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實踐墨子大公無私刻苦奉獻的精神，使新時代的墨學在人民的中國，重現璀璨的光輝。

毛主席，人民想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