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墨學專家宗真甫

如果我告訴你，墨子的思想可以用來指導抗日戰爭，你一定會覺得這是痴人說夢。

如果我告訴你，這是民國時期一位學者的觀點，你可能會將信將疑。

如果你真的讀了《墨學與抗建》這本書，你可能也會信服的。

因為不久前去世的物理學家霍金說過：「只有當一個人關於某件事能寫出一本書，才代表他完全理解了這件事。

」毫無疑問，該書作者宗真甫確實是完全理解了墨學與抗戰的關係。

宗真甫（1898—1974），河北沙河縣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他和那個時代的熱血青年一樣參加了五四運動；1923年赴法國里昂大學學習，翌年在巴黎經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曾任青年團旅法支部組織部和宣傳部主任。

因從事革命活動，1926年被法國當局驅逐至德國，後輾轉至比利時列日大學和莫斯科東方大學，並被吸收為聯共（布）黨員。

1928年春，他被黨組織派遣回國工作，在北京秘密活動幾個月後，因病與組織脫離關係，此後終身從事教育工作。

提倡「自由、平等、博愛」的宗校長

1931年春，國民政府教育部令北平大學籌辦附屬高級中學，宗真甫被任命為第一任校長。

他開宗明義地宣稱要辦法國式的新學校，主張自由、平等、博愛和開放式教育，認為學生要自覺、自強、自治，互助、互愛、互勉，要學會自己管理自己，連自己都不會管理，將來怎麼去管理國家？

該校不用國民政府教育部統編的中學教科書，教材由授課老師自行選編，語文課選印了許多時新的作家比如魯迅等人的作品，數理化都是用外國的英語教材。

除英語課外，還開設法語、德語課。

最特別的是，在當時仇俄清共的形勢下，宗真甫頂著壓力辦了一個俄語班，這是需要勇氣的。

當時北平一般中學都是男女分校，但該校卻是男女合校，並且鼓勵男女同學自由交往。

課間休息時間，宗真甫讓老師把學生趕出教室去做柔軟體操或打排球，還特別要叫女同學出來參加。

學生組織跳交際舞，學校也不干涉。

最讓該校出彩的是當時排演一部俄國話劇《白茶》，原著劇本有男女接吻情節，有人贊成照劇本演出，有人反對，僵持不下。

宗真甫竟然同意按原劇本演出，不過折中了一下，讓接吻的同學背對舞台相擁作接吻狀。

話劇在學校周年校慶時演出後，一經報紙報導，立刻轟動了北平，也招來遺老們「有傷風化」的大聲討伐，但宗真甫對此置之不理。

學校的民主、自由、開放引起了國民黨特務的注意，雖然宗真甫保護了一些學生不被抓捕，但這個學校也只維持了四年。

作家馬識途在百歲時回憶：「我在北平大學附中雖然只學了二年，卻是真正學到了東西。

特別是數理化和英語學得很紮實，為我後來報考大學打下了基礎。

我聽從老師的話，確立了工業救國的志願。

同時，又受到進步同學救國思想的感染，立志要抗日救國。

這個高中和我讀過的農村中學一樣，為我啟蒙、確定了人生道路。

幾十年過去了，我沒有忘卻這個中學，更難忘卻這個校長。

……這個校長的名字，我至今依稀記得大概是叫宗真甫。

」

學者任繼愈也曾在該校就學，暮年憶往：「我們的主任宗真甫先生是一個教育家，他制定的北平大學附屬高中的規模，有遠大眼光，也有魅力。

他沒有把教育的力量放在升學，放在死讀書上，而放在全方位為青少年打好文化基礎上，使他們成為全面發展的人。

體育、美育與德育、智育並重，十分可貴。

我的一點國畫知識是在中學時得到的。

宗主任親自教選修法文課。

他說法文發音優美，可以直接閱讀法國重要文學、哲學著作，也不失為一種享受。

他沒有宣傳學了法文可以到法國旅遊，到法國的企業去賺高工資。

宗老師對中國古代哲學也有興趣。

抗戰時期，我在昆明讀研究生，聽說他從法國回來參加抗戰，他拿出關於《墨子》的一篇著作，我們在北平大學附屬高中畢業的同學互相傳看。

他的著作很有見地，強調墨子哲學反對侵略的思想，不但有反對侵略的思想，還有打敗侵略者的具體措施。

墨子是二千多年前反侵略、維護正義的好榜樣。

」

任繼愈說的這篇墨學著作就是《墨學與抗建》，是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自印本。

宗真甫這唯一一本傳世的墨學著作，幸好被他的學生任繼愈收入《墨子大全》，否則很可能像魏源的《墨子章句》一樣早已散佚。

為什麼要寫這本書

宗真甫1933年任北平中法大學秘書，翌年被派往法國里昂中法大學擔任秘書、校長，1939年回國後在中學和大學任教。

抗戰軍興，此時宗真甫身在里昂，報國無門，非常苦悶。

他是研究哲學的，又服膺墨子學說，他從《墨子》魯問篇得到啟發，「以救國不在形式，端在盡其所能。

予以研究哲學者之資格，能發揮一種學說，以激勵國人，提高抗戰意志，幫助精神動員，也算貢獻了個人一點微薄的力量了。

」他原擬將多年研究墨學的心得寫成《墨家談辯》一書，該書第十卷為《墨學應用論》，內中共有十篇，與抗戰有關者四篇，為了贊助抗戰，他提前在1938年用一周的假期將前三篇寫出，因為「我們既是全面抗戰，便應將人力物力完全施展出來。

人力之中，精神力量尤為重要。

……舉凡歷史上之道德理論英勇義行，無不發揮他固有的大力，以增添抗敵之勇氣。

唯墨家一派，仁義智勇，才德兼備，摩頂放踵，曠世寡儔，乃竟無人特為提倡，以勵士氣，坐令此寶貴之教訓，湮沒不彰，而吾民族道德上之沉疴，亦竟難根本改造，你說可惜也不！」1939年回國後完成了第四篇，1940年托貴州印刷所付印。

該書取名《墨學與抗建》，即《墨學的抗戰建國論》之縮寫。

為了便於人們理解墨學對抗戰的重要意義，該書採用了白話對話體形式。

為什麼選擇墨學呢？他認為：「國人於外來學術，每多隨風而靡，甚或生吞活剝，強施諸政教，積之愈久，枘鑿愈甚，五十餘年皆葬送於此舉棋不定之歲月中，國家乃益形疲憊！近者學人於介紹西學時多談及『民族形式』，惜無中心主張以端其趨向，所以漫無歸宿。

如有熱心之士，相與講明墨家之理論與組織，適應當前環境而善為發揮利用之，則舉凡外來之思想學術，社會制度，俱能移植於吾土而發榮滋長，以造福於大眾，則非昔日之胡亂抄襲，徒苦吾民者可比矣。

」

墨學與抗戰

這是該書第一篇，作者鮮明地主張用墨家精神激發國民抗戰意志，增加抗敵力量：「予年來研究墨學，深感其切於吾國現在革新社會之用，……抗戰以來，精神總動員至關重要，盱衡古今學說，實覺墨學負有唯一緊急的救國任務，……只盼其能在抗戰中，增強國民精神力量，以救危亡。

」如何抗敵救亡？他認為要依靠墨子的備世主義。

備世主義出自莊子對墨子的評論：「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

」宗真甫總結的備世主義要點有三，一是以社會與個人為一體，二是社會上的責任由各人來負擔，三是在社會的實踐上要選擇最緊要的事情去做。

他說，備世主義的根本主張就是墨家的主要教義。

墨家最主張兼愛，「兼」就是一個整體的意思，墨經上篇說：「仁，體愛也。

」現在的抗戰，豈不是正好證明了這個「社會一體」的力量嗎？我們從前的分裂，造成了敵人進攻的機會。

我們現在的統一，是保障勝利的唯一條件。

敵人到處狂炸，更使我們平常不問國事的農民都覺醒了。

有了這種一體的覺悟，知道個人與國家是同氣連枝，生死與共的整體，然後才能發生誓死為國的決心。

你看墨子的這種主張是多麼生氣充盈，光輝燦爛的現實，絕非空說「泛愛」而毫無內容的慈悲主義可比！在擔當社會責任的一點上，恐怕從古今中外的歷史上看，墨家要算是最積極學派中的一派了。

墨經上篇說：「任，士損己而益所為也。

」正是講明這一種主義的原理。

經說上的解釋是：「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

」墨家擔當的決絕，犧牲的精神，卓絕千古！在抗戰中，非有這種精神不能成功。

所以提倡墨學，簡直是抗戰勝利的主要條件！他還認為墨學的備世主義是目前舉國抗戰的指導理論，凡是贊同備世主義的人，對於抗戰，一定要積極地參加，並且應該絕對地犧牲一切（財產，能力，生命）去參加。

屈辱求和，甘做奴隸，在墨家認為是最卑鄙可恥的。

墨子書中主張對侵略的國家要堅決抵抗到底，並且是舉國的全面抗戰。

「墨家這種精神實在偉大，我一定要宣傳出去，使抗戰更有效力！再看他弟子們的行動，不就是義勇軍的前輩嗎？真是我們現在抗戰的好模範！」

在抗戰中，組織民眾、訓練幹部、增加生產力量，提高軍事技術，救護傷兵難民，發展各種交通，疏散城市人口，減少飛機轟炸損失，都是最重要的，每個人按照自己的能力和客觀環境的需要，選擇緊要的工作去做，把自己的強項和能力發揮出來。

如何決定哪個是急務？宗真甫認為根據《墨子》大取篇的原理，要看這幾個標準：一是範圍的大小，二是利害及其輕重，三是直接與間接，四是動機與結果。

比如醫生在抗戰中可以在偏遠城市行醫，為少數人治病，為個人生財；也可以冒險到前方治療傷兵，救治難民。

此時即應犧牲私利，冒險外出，救治傷兵難民。

又如所有政黨在這時都應該拋棄私見，停止摩擦，著眼於國家的存亡，民族的利益，也是受了這種標準的支配。

在表面上這一原則看似易懂，但在實踐上也頗困難。

有的囿於身家的私利，或拘於成見，又有的為一黨一派的利害所左右，便把大小弄顛倒了。

「難道近年作漢奸的都不認得愛國二字嗎？只為目前小利就昧著良心出賣國家和民族。

更有多年要人，法螺蓋天，只因領袖慾重，或只為挾嫌小事，就不恤自毀歷史，通敵主和，隨即跑入敵人營里，組織賣國政府，都是因為認不清這種標準。

」這顯然是指汪精衛等。

備世主義者在實踐上應遵守的道德條目有四項：任、勇、力、死。

墨家巨子孟勝為陽城君守城而死，就是這些道德的體現：「這種態度的高尚，理智的清晰，道德的尊嚴，行為的壯烈偉大，真是曠古未見，造成了吾民族最光榮的史頁！」同時，墨家還具有制止戰爭的實力，「唯其有這種作戰的組織能力和器械，所以他的非攻才能生效，不然，空口白說，誰肯聽你的呢？我國古代學派中有嚴密的軍事組織，又能自造戰守的器械的，恐怕只有墨家一派了。

他的門徒都學習打仗，並且戰死了就算學成畢業。

亦真是特別！墨子書的最後十一篇全是講防禦戰術的，未必真是墨家弟子的記載，但這類戰術典籍，不附之他家，特歸於墨家，亦是正因其講究戰術與戰具的緣故。

」第一篇以墨子救宋結尾，以此表現「墨學對於抗戰的真精神」。

墨學方法與精神動員

第二篇介紹了墨學的繩墨論、三物法（夫辭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三表法（有本之者：上本於古者聖王之事；有原之者：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有用之者：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人民百姓之利）、天志論（天何欲何憎？以天志量度刑政，文學，言談），宗真甫認為這四點真是原原本本、首尾完具的知行合一的學說！這不但是墨家的光榮，簡直是世界學術思想上的大貢獻。

我中華民族的地位都將因此提高了！倘欲做到國民精神的總動員而不採取這四種方法，也只算有此善意而已，精神動員之實，仍不能舉。

在抗戰的普通實踐上，只有繩墨論與備世主義也就夠了。

說到動員較高的知識思想和信仰，唯有適當地應用此四種方法，才能達到最高的程度，最後的成功！

繩墨論同樣是出自莊子對墨子的稱讚：「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

」宗真甫解釋說：不侈於後世是指心理和態度上說，意思是說歷史是進步的，後世比前代的文化一定高，這種進步是前人的努力造成的，生於後世的人仍應抱持同樣的努力態度，去繼續工作，不可養成心理上的驕傲習慣，懈惰了工作的緊張；或竟致目前世為野蠻，視異國為夷狄，都是不對的，不該自大於後世。

不靡於萬物是指對物質方面說，一是不浪費物力，所謂浪費與否，不在消費的形式上，是要看這種消費能不能產生更大更有效的結果，能產生更大效果的，雖消費甚多也不算靡費，否則即消費甚少也不算對；二是墨家極反對以物質的享受銷靡了人的志氣，所有「非樂」的理論，主要的都在這一方面。

古語說：「居移氣，養移體」，實在是人之常情。

過度的享受，能使人君奢侈而難諫，民眾淫僻而難治。

如果在現時舉抽鴉片、跳舞、好賭一類的事情為例，更可看出奢靡的享受在消磨志氣方面的大害了。

不暉於數度是指對社會制度及一切文化方面說，不眩暈於聲明文物，不被現有的社會制度把人弄糊塗。

社會的組織制度及一切禮俗，會把人鬧得心旌搖搖，魂不自主。

囿於某一環境，忘掉根本主張，就和世俗一般人隨波逐流地混下去了。

特別是政治上經濟上的的地位，能令人改變其主張。

現在，吾國富貴要人，以及曾經刮過地皮的軍閥政客，身居租界外邦，生活上的享受是歐美高度的物質設備，整天聽到的是些恭維獻媚的米湯。

因此就忘掉了我們落後的社會，大半是停滯在手工業的階段，農民生活的困苦，比外國的貓狗尚差若干倍。

這樣為目前的生活所迷惑，竟不知我們最大的問題，是怎樣為人民增產，令人人可得到一最低限度之生活。

人們通常認為墨家主張個人私利全被犧牲，宗真甫說這也是墨家受人誤解的一點，認為墨家主張絕對不要利己的。

其實墨家主張「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倫列之愛己，愛人也」。

不過墨家對利害互相衝突時，即於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利於國家人民，當然犧牲個人去干，若利己害人，便決然拒絕，毫無選擇的餘地。

對於梁啓超、胡適等人說墨家是實利主義者，只看到近利，看不到遠大之利，宗真甫感嘆：「我國兩千年來一種混沌思想弄亂了人的頭腦，迷糊了人的眼睛，像梁胡這樣聰明人，亦不免受其影響，實在可嘆！墨家口口聲聲說『國家人民百姓之利』，又『愛尚世與後世，一若今世』，偏偏沒人注意，瞎說墨家是重『近功小利』，實在冤枉！這種議論為害於後世很大，使那個評判事理一個最顯然的那個標準（觀其中國家人民百姓之利）被忘，舉凡最有害之事，如婦女纏足，八股舉士等類害死人的制度，或千年或數百年的施行，甚至受人恭維歡迎，你說這種關係大不大呢？」

墨家社會生活的原理與行為

第三篇談墨家社會生活原理的四個方面（技術，知識，思想，信仰）。

宗真甫說：墨家這個學派在我國古代總算特別得很！他首先是注重技術的。

技術是一個抽象的概括名詞，若說到個人，便是技能。

墨家特重此點，正對治吾國歷來的知識分子百無一長的書呆子狀態。

一般人以為技術不如禮義廉恥重要，道家看不起機械的使用，所以影響到後世的生活簡陋困苦，民生凋敝，儒家亦視務農圃為小人，所以弄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甚至很多老儒，身無一技之長，不免「春夏乞禾麥」，亦真算可憐。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試問倉廩衣食如何能足，不是人有技術，才能多生產嗎？吾國數十年變法，效力不大，提倡新教育亦弄成洋八股，就是因為沒有使人人學得技術，以致學生出校，始終依人為生，還造成一些寄生之人，最易失業潦倒。

顏習齋曾痛恨於宋明儒者之「愧無半策匡時難，唯有一死報君恩」的無能情形，雖在今日，又何曾好了許多！

有人覺得除了技術其他三項似乎是為上等社會說的，平常的工、農、小商人等哪有時間顧到這些呢？宗真甫不以為然：這四項是貫通生活的全部，徹上徹下，不分任何職業與社會地位的高低，凡是社會有用之人，其生活都有此四項的必要，不過程度上大有差別罷了。

譬如以抗戰中的士兵來講，其應戰，射擊就是技術方面，其了解軍器之構造原理，即為知識方面，其懂得抗戰之意義，與國家求解放之切要，即是思想方面，其為中國爭平等自由，為軍人爭光榮，為保全自己人格，為保存先人廬墓，歷史文化以至相信戰勝暴敵，便可建設國家以享受人生幸福，這就是信仰方面。

他認為墨家社會生活原理的問題，不只關於古代學術的研究，簡直對於改革現社會是極重要的討論。

從這上面找出結論，就能令我們改革社會的事業，與復興民族的企圖，都收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為我們的舊社會生活走錯了路，造成了許多不好的心理和習慣，要想改造這樣的心理和習慣，需要極大努力才行，沒有想像的那麼最容易，宣傳墨家生活原理，去改造現社會，是一種最直捷最有效的辦法。

墨家尚力非命，而吾人衣食居處之不潔，道路房屋之頹壞，在在表示出懶惰的態度。

又如抽鴉片及其他毒品更與懶惰有互為因果輾轉促進的關係。

而吾國官廳之推諉，總想自己卸去責任，能推上推下，推到他處，便是公事的能手，衙署之幹員。

這便是不積極的表現。

至於不理智的表現，無過於學習八股文及婦女纏足兩事。

數百年中無人問八股對於人生有什麼好處？又不曾有人討論婦女纏足，究竟有何利害上的結果！這還不算極好的證明嗎？試看算命相面之普遍，陰陽風水之流行，腐儒信命之篤摯，和講求浮文之虛偽，與夫和尚念咒，道士畫符等怪現象，略事推求，即知其為懶惰與迷信之根源。

對於那些認為樂天安命與世無爭有助於中國社會的安寧秩序和造成中華民族崇尚和平的習慣等觀點，宗真甫認為歷史環境不同了：倘使在前幾世紀，我們與西方交通尚少，雖抱著樂天安命和吃齋守戒的態度，亦不過弄到生寡食眾，水旱頻仍，數百年來一場屠殺而已，過後再重做葛天無懷的清夢，還能勉強敷衍。

現在不然，世界成了一家，用無線電可以到處通話，乘飛機半個月即可環繞全球，要是我們泥守舊習，簡直專等淘汰。

墨家既是那麼一個轟轟烈烈的積極學派，又是一群最重理智思想的邏輯學者，所以正好對治道佛兩家的消極生活，又確能糾正一般儒者的糊塗態度，把吾國舊社會中那種畏難苟安的消極態度一掃而空，是今後吾民族起死回生的良藥。

他贊同夏曾佑的觀點，認為儒墨兩家競爭二百餘年，結果一興一仆，遂使中華民族造成現在的形勢。

如果墨家不受那樣大的摧殘，我們的社會必然另是一種姿態。

在我國歷史上說來，漢代儒興墨亡，簡直是黃帝與炎帝涿鹿戰後的第一件大事。

此事影響之深遠，真是不可估計。

墨學與建國

這是該書第四篇。

宗真甫認為，墨家是主張民主政治的，比如墨經上篇說：「君（統治者，即現時所謂政府之意）：臣萌（民）通約也。

」這是說政府為民意所形成，失去人民的擁護便不能繼續存在。

所以經說下篇解釋說：「君，以若（順從）民者也。

」這是說政府是必須順從人民的，可算是把握住民主政治的精義。

由此看來，墨家是徹底的民主主義者。

有人常聽說墨家主張「尚同」，要在下者同於在上者的主張，怎麼政府反倒順從人民呢？這些誤解很普通，先談民主政治之真意，以破吾國近年來極流行之淺見。

民主政治最主要的兩種意義：一、使每個人民能得到正當合理的發展，二、使每個人民相互間都能發生親愛有利的影響。

無論政府形式如何改變，倘有這兩種條件，就算是民治，民治施行之優劣，亦就以實現此兩條件之程度來做判斷標準。

從前學者自表面上去看，都以為墨家之組織整齊，紀律嚴正，有妨害於個人之自由發展。

其實在發展個性上，恐怕少有像墨家那麼積極的。

墨子書有兩點是我們絕不應忽略的：一、貴義，二、強為。

說清楚這兩點，就知墨家是如何注重個性之正當合理的發展了。

墨家主張的政治，是自由平等博愛，而在行政上必須是尚同尚賢的嚴密組織，類似現在的國體與政體。

國家政治的根本性質是民主的，但行政機關的統屬制度也必然是下級服從上級。

此外，墨家最講究互助，有道相教，有財相分，有力相勞，有利於人民相親相愛。

他最後引用莊子的話說：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這真是精神集中到了極點！能夠做到這樣專心的地步，還有什麼事業不能做成功呢？曠觀歷史，像這樣宏偉堅強的精神，實不多見！如果在抗戰的精神動員中，喚起了吾國先民這種偉大的氣魄，還有什麼暴敵不能驅除的呢？！

宗真甫1952年後任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從事唯物辯證法、形式邏輯、中國語法文法、墨家哲學等學術研究，「文革」中受批判，1974年去世。

他與當時的名學者多有交往，顧頡剛與吳宓日記均有記載。

從《墨學與抗建》中可以看出他對墨學研究之深及其哲學造詣之厚。

可惜如今連國圖也沒有《墨學應用論》或《墨家談辯》，在學術資源網站也找不到一篇寫他或他寫的文章，甚至連他一張照片都沒有，他被世人遺忘了。

作者:鄭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