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的圖書館助理員在紅樓勵志

紅色磚牆、紅色窗欞，眼前這幢坐北向南的北洋風格建築有著明顯的外部特徵，附近的居民都知曉她更承載著紅色的歷史煙雲。

沙灘紅樓，老北大的代名詞、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

紅樓外的五四大街上車來人往，這百年老樓像一位訴述著古老故事的老人靜靜地佇立在喧鬧繁華的街邊。

北大紅樓是一座地下一層、地上四層的凹字形的建築。

民主、科學的旗幟曾在這裡被高高擎起，就自這紅樓里曾先後走出了李大釗、陳獨秀與毛澤東這三位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也自這裡走出了像蔡元培、胡適、魯迅等一位位近代中國響噹噹的文化人物。

真理從這裡啟程！北大紅樓是科學文化的搖籃，更是革命的搖籃，這裡不但曾聚集有中國一流學者或專家，也培養出了無數革命志士。

拜謁紅樓的時候，看到不少青年學生湧入紅樓，從他們聚精會神觀看圖說、聆聽講解的肢體語言中，讓人看到了五四精神正在得到傳承，這種精神宛若長了翅膀，又走出了紅樓。

誠然，「五四」精神並沒有過時，當代青年投身基層建功立業即為五四精神的新延續……

（一）各路新文化英豪齊聚紅樓

北大紅樓舊址現在是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一樓是對外開放的展覽館，其一間書庫舊址被布置成蔡元培的辦公展室，裡面有書架、寫字檯和舊式檯燈。

據考證，蔡元培的校長辦公室應該是二層的某個房間。

有記載稱，蔡元培的辦公室里除了辦公用品，還陳列著他當年搞暗殺時的手槍和炸彈。

京師大學堂系北京大學前身，創辦於1898年7月，是中國第一所國立大學，也是中國近代正式設立的第一所大學，其成立標誌著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開端。

1912年5月，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校，旋即冠「國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冠名「國立」的大學，嚴復出任首任校長。

1917年1月9日是個飄雪天，北京大學的新校舍紅樓正在施工。

不遠處的沙灘后街的馬神廟公主府，一個戴眼鏡留著小鬍子的清瘦浙江人，正在進行校長就職演說。

他就是該校第五任校長蔡元培。

就職演說中，蔡元培對學生提出三點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礪德行，三曰敬愛師長。

蔡元培指出：「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

」他要求學生從此以後，一定要抱定為求學而來的宗旨，「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

以後蔡元培每年在學生開學的時候都要將此重申一遍。

台下的學生顧頡剛在五天前第一次見到這位新來的校長，他曾回憶：「他到校第一天，校工們排隊在門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禮，他一反以前歷任校長目中無人、不予理睬的慣例，脫下自己頭上的禮帽，鄭重其事地向校工們回鞠了一個躬，這就讓校工和學生們大為驚訝。

」

蔡元培就職不久，提出了「兼容並包」的思想，開創了教授治校的管理方式，造就了北京大學的一代輝煌。

北大紅樓廂房的展覽館中陳列著一張中國文學系教授會的啟事，紅色豎版信箋，毛筆寫成，記錄著某個下午北大文科15名教授選舉教授會主任的通知。

那時候，北京大學在蔡元培的主持下通過了各學科教授會組織法，由教授組織評議會，將學校財政、人事等大權交給教授。

而這種組織形式，在之前一直不被民國教育部所允許。

管理體制的改革，體現了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思想，目的是把推動學校發展的責任交給教授，讓真正懂得學術的人來管理學校。

1916年，時任北大校長鬍仁源、預科學長徐崇欽與比國儀品公司訂立借款合同，借款20萬元，在漢花園（現沙灘）學生宿舍東側修建預科學生寄宿舍。

1918年9月落成後改作北大校部、圖書館和文科用房，被稱為第一院。

因樓房的主體建築用紅磚砌成，故稱紅樓。

這年9月30日，文科教務處及文科事務室搬入紅樓，隨後北大校部各機構：校長、各科學長、庶務主任、校醫陸續遷往紅樓辦公。

10月2日，北大文科開始在紅樓上課。

從10月12日起，圖書館開始遷往紅樓，10月22日圖書館主任發出公告：「本館辦公室一概遷至新大樓第一層，各閱覽室亦皆布置完竣，自今日起即在新舍照常辦公。

」圖書館的搬遷工作結束，意味著紅樓已經完全投入使用。

蔡元培以「學詣為主」，羅致各類學術人才，使北大教師隊伍一時出現流派紛呈的局面。

他在北大給教授們搭建了一個自由且自治的平台，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魯迅、李大釗等各路新文化英豪，才從四面八方向紅樓集合，繼而拉開了一場反對兩千年中國封建文化的啟蒙運動。

紅樓一層西側是第二閱覽室，迎門而立的是一張斑駁的舊式辦公桌，桌上筆架、硯台一字擺開。

桌邊的報架上陳列著《大公報》、《民國日報》、《國民公報》、《華文日報》、《導報》（英文）、《支那新報》（日文）等許多當年的報紙。

溫和而安靜的陽光從紅木窗格中投射進來，讓人仿佛依稀回到那個年代：閱覽室內有踱步思考的教授或講師，條凳上隨處可見認真閱讀、各抒己見的青年學生——閱覽室入口處的小辦公桌前，一個操著南方口音的年輕人認真而忙碌地辦理著借閱手續，閒暇時則如饑似渴地閱讀報刊書籍。

他就是當年來「北漂」的毛澤東，時任第二閱覽室助理員。

1918年6月，原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倫理學教師楊昌濟應蔡元培之聘，舉家北遷，出任北大教授。

臨別之時，毛澤東和同學們到長沙火車站給老師送行。

在火車即將啟動前，楊昌濟再三囑咐：「潤之，你們要抓緊學習，力爭順利畢業。

記住，多寫信，常聯繫，有了困難請告訴我，我是不會忘記做老師的責任的！」汽笛聲中，師生互道珍重，揮手告別……

幾個月後，毛澤東獲得湖南第一師範學校畢業文憑，結束了長達五年半的師範學生生活。

從一師畢業後，毛澤東和同學中的大多數人不想急於謀職，都希望趁年輕繼續升學深造，可是又苦於缺錢，連自學的棲身之所和生活費用都成了問題。

這期間，毛澤東給楊昌濟寫了一封信，談了他和同學們眼下的窘境，請老師指路。

楊昌濟從北京來信，告訴他們法國政府繼續來中國招募工人，正是赴法勤工儉學的好機會。

這一下子解開了毛澤東等人心裡的疙瘩，大家對此表示熱烈歡迎和響應，於是召集新民學會會員開會，專題討論赴法勤工儉學的問題。

隨即，蔡和森受學會委託前往北京，負責聯繫有關事宜。

不久，蔡和森從北京寫信給毛澤東，轉達了楊昌濟的意見，希望他「到北京來，一面主持勤工儉學事宜，一面入北京大學學習」。

8月中旬，毛澤東率領湖南青年二十多人，從長沙啟程赴京。

這次北上，是毛澤東第一次出遠門，與蔡和森暫時落腳在鼓樓後豆腐池胡同9號（今15號）的恩師寓所南房靠院門的單間裡。

毛澤東吃飯也在楊家裡，有時師母向振熙還特意為他做幾樣可口的湖南家鄉菜，讓他飽飽口福，在京體驗著家般的溫馨。

（二）月薪8塊大洋的歲月

當時，北京米珠薪桂。

楊昌濟一家加上毛澤東和雜役，好幾口人過生活全靠楊昌濟微薄的薪水維持，日子過得十分困難。

毛澤東看在眼裡，急在心裡，便要求楊昌濟幫助找事做。

楊昌濟看到赴法的準備工作尚未開展，便先把湖南來的青年安排進入北京附近的幾個留法預備班學習，又推薦蕭子升給法華教育會李石岑做秘書，介紹毛澤東到李大釗主持的北大圖書館，找到了一個圖書館助理員的職位，解決了他為赴法勤工儉學奔走呼號和進入北大旁聽學習的基本生存條件。

由北大總務長蔣夢麟批准，毛澤東進入圖書館成為助理員的月薪為17塊大洋。

由於正逢北大圖書館從駙馬府公主樓向紅樓一層大搬遷，毛澤東直到11月才進紅樓圖書館上班，不知何故月薪變成了8塊大洋，少了一半還多。

而比他僅大4歲的上級領導李大釗月薪是120塊大洋，這在北大教授中的工資還是最末一級。

蔡元培、陳獨秀在北大的收入分別為600塊大洋、300塊大洋，與毛澤東同齡的梁漱溟當時已是北大教授。

由此可見，毛澤東當年在北京大學生活的艱辛。

平日裡，毛澤東的工作內容是在閱覽室登記新到的15種以上中外文報紙，登記前來閱覽人的姓名。

毛澤東當年在這裡一共只領了3個整月的工資。

對於這3個月的經歷，毛澤東曾向斯諾自嘲道：「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

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

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

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土話。

」「我對政治的興趣越來越大，思想也越來越激進。

……可是當時我的思想還是混亂的，用你們的話說，我正在尋找出路。

」毛澤東這樣概括自己這段時間所受的薰陶和教育。

毛澤東所做的一切在今天看來，是極其普通的「雜事」。

他利用更多的時間，渴求著新文化，探索著新思想。

毛澤東進北大圖書館任職，不僅是為了解決生計問題，更重要的還是在於可以留在北大，得以在校內自由旁聽和參加各種學術活動。

他曾說：「我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會，為的是能夠在北大旁聽。

」足見其進北大圖書館任職的根本原因是為了「能夠在北大旁聽」和參加各種學術活動。

毛澤東參與了新聞研究會（後更名為新聞學研究會）第一期的各項活動，聽取過邵飄萍和徐寶璜等講授的「新聞工作的理論與實踐」課程，以及李大釗、徐寶璜等人的有關講演。

1919年10月16日，北大新聞研究會舉行第一期結業式，會長蔡元培到會致詞並對學習期滿結業者頒發證書，毛澤東、高君宇、羅章龍等32人分別取得「聽講半年的證書」。

半年的新聞研究會的學習與研究活動，使毛澤東增長了新聞學的理論知識和實踐技能，並與邵飄萍等人建立了友誼，他曾說過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

他還參加過北大哲學研究會，學習研究了包括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在內的東西諸家哲學著作，進一步拓寬了知識視野，提高了研究哲學的興趣。

他當年曾千方百計地利用北大的條件，積極參加旁聽或各種學術研究活動。

在這裡，他遇到了陳公博、譚平山等同學。

在紅樓，毛澤東成為《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的忠實讀者，接觸了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等許多新文化先驅人物和青年知識精英，受到了新文化精神的感染，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薰陶，積聚了豐厚的理論財富，建構了他日後成為一代革命偉人的文化胚基。

在師生頻繁往來的日子裡，楊昌濟發現學生毛澤東與女兒楊開慧的感情與日俱增，在他的讚許下兩人正式建立了戀愛關係，經常漫步北海，遊覽故宮，欣賞古都風光，體驗著愛情的甜蜜。

（三）昔日的熱血青年成為泱泱大國之領袖

時間不長，湖南籍陸續到京準備赴法的青年學子已達五十餘人。

毛澤東起草了一份湖南青年留法勤工儉學計劃，聯繫各處，交有關方面協調，為同學們籌措路費而四處奔走。

這時，毛澤東與蔡和森搬到北大附近的景山東街三眼井吉安東夾道7號（今為吉安左巷8號），與另外6位來京的新民學會會員合租了3間北房，共擠一張大炕。

這房子原來是清代宮眷死後停靈的處所，在明代此處為司禮監，後來因陋就簡被翻蓋出租。

毛澤東曾講道：「8個人居3間很小的房子裡，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當我們大家都擠在炕上睡覺時，擠得幾乎透不過氣。

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

」

不久，在楊昌濟和毛澤東等的共同操持下，新民學會中的第一批赴法勤工儉學的會員將從北京去上海，乘海輪啟程去法國。

思想上已經驟變的毛澤東決定，放棄北京大學的工作和學習，先為這批熱血青年送行，然後再回湖南，到那裡去實踐和實現自己的「人生設計」。

幾乎與此同時，毛澤東身邊的蔡和森、李維漢考慮赴法留學，在離北京不遠的天津有位名叫周恩來的青年也作出了留學法國的決定，起航遠赴歐洲，在西南的重慶有位名叫鄧希賢（鄧小平）的青年同樣以勤工儉學的身份開始了法國之旅。

毛澤東此時卻沒有選擇與留法勤工儉學的隊伍到達法國，或與他經濟窘迫有關，或與此前無暇顧及法語和技工的學習有關，但更重要的是他一貫推崇自學的主張和與實際相連的理念起了作用，並受到曾西學歸來的人的影響。

毛澤東在1920年給好友周世釗的信中說：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麼地方」的理，「出洋」兩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種「迷」。

中國出洋的總數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少。

多數呢？仍舊是「糊塗」；仍舊是「莫名其妙」。

正是在北大紅樓的短暫的歲月，真正改變了毛澤東的人生志向。

如果說，在湖南一師，毛澤東遇到楊昌濟、徐特立等好老師，奠定了他的知識文化基礎，那麼可以說，毛澤東在北大紅樓遇到李大釗、陳獨秀等好導師，真正確定了他一生的奮鬥方向！毛澤東把中國看作是一部大書，他要一頁一頁地去親身體驗，認真解讀，融入其中，探根索源。

毛澤東後來回憶這一段經歷時說：「我覺得我對我自己的國家了解得還不夠，把我的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

」

1919年3月12日，毛澤東向楊昌濟一家辭行，與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青年離開生活了半年多的北京城，取道上海，回到湖南。

他把在北京生活的這段青春的經歷留存於記憶：「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窮苦的，可是另一方面這座古代都城的美，對於我可算是一種補償。

」這是他對北京最初的讚美。

不久，五四運動席捲全國，剛剛回湘的毛澤東立即「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組織湖南學生聯合會，依靠在北大學習的新聞實務知識創辦《湘江評論》，同實行高壓政策、鎮壓湖南五四運動的軍閥張敬堯展開公開鬥爭。

後來，他又辦過《新湖南》雜誌。

這年12月，毛澤東率湖南各界「驅張」（驅逐湖南督軍張敬堯）請願團頂著嚴寒北上，投宿在北長街99號（今20號）福佑寺後殿。

到京後得悉楊昌濟終因積勞成疾的消息，他顧不上旅途勞頓，立即到醫院看望，以後又在緊張的工作之餘多次前往探視。

在那些日子裡，師生常常在醫院輕聲細語地交談，談五四運動，談湖南局勢，談國家、湖南和毛澤東個人今後的發展前途……楊昌濟逝世後，毛澤東和楊開慧自由結合。

當時「北大公社」成員鄧中夏、何孟雄、羅章龍等辦了一個「亢慕義齋」，收藏了許多俄國革命的新書，毛澤東常去那裡看書。

對此，他回憶道：「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情況的書。

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

有3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

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鬥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

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

後來，拿筆桿子的毛澤東去南方組建中共支部，成了黨的締造者之一，最後又拿起了槍桿子，漸漸積蓄起強大的軍事力量，帶領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新政權。

毛澤東第三次到北京，是在二十九年之後的1949年。

此時，昔日的熱血青年已是泱泱大國之領袖，站在離紅樓數里之遙的天安門城樓上用一口標誌性的湖南口音宣告新中國的誕生。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期間曾在三個地方工作過，即：第二閱覽室（即日報閱覽室、新聞紙閱覽室，管理報紙閱覽）、圖書館主任室（協助整理圖書）、登錄室（抄寫卡片）。

其中以在第二閱覽室的工作時間最長，其餘兩處比較起來僅是短期的或臨時性的工作地點。

因此，後來復原陳列以表現毛澤東初期革命活動的片斷時選擇了第二閱覽室。

1950年「五四」前夕，北大學生會邀請毛澤東來校與全體師生員工見面，參加「五四」慶祝活動，並為北大校牌及新校徽題名。

毛澤東由於太忙不能親自來校，但他很快就書寫了校名送到北大，並附來親筆信。

學生會立即在沙灘紅樓新開闢的「毛主席在校工作室」展出了毛澤東的親筆信和所題的校名墨寶。

北大成就了毛澤東，毛澤東也讓北大增色不少，包括人見人愛的毛澤東題書的「北京大學」四個遒勁的毛體大字成為北大一道不可或缺的風景。

「為雪心頭恨，而今作楚囚。

被拘三十二，無一怕殺頭。

痛毆賣國賊，火燒趙家樓。

鋤奸不惜死，來把中國救。

」紅樓曾為國家文物局辦公樓，2002年4月被闢為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並正式對外開放，成為北京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走進紅樓，當年那振奮人心的詩句似乎又在耳邊迴蕩。

紅樓，紅色中國的起點。

紅樓無語，儘管沒有粉刷一新，但紅色依舊，就像一支火炬，高擎「永恆的風景」。

這裡館藏的不只是歷史，更有一種精神！

ISBN：978-7-01-016412-0作者：余瑋 著

定價：49.00元 出版日期：2016年8月

內容簡介：

本書以紀實的手法，通過採訪偉人身邊人及知情者，記述了一代偉人毛澤東工作生活的史實，披露紅牆內鮮為人知的歷史內幕，從多渠道、多角度、多面向解密世紀偉人不平凡的多彩人生，透過他的足跡去追尋其成功之路，探究其成功因由。

寫作中作者更多的還是關注一般作者不大涉及的有關毛澤東的日常生活，諸如衣食住行、生活情趣、喜怒哀樂，讓讀者走近毛澤東。

文中雖無叱吒風雲、驚心動魄的描述，但卻儘可能力求有血有肉、生動活潑，給世人一個完整而真實的魅力毛澤東。

作者簡介：

余瑋，紅色傳記作家、文史研究專家、高端專訪媒體人，有「為紅色中華修家譜」和「中國紅筆桿」、「余高端」之譽。

湖北赤壁人。

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出版有《講學中南海》《觸摸紅牆》《紅牆見證》《知情者細說毛澤東》《魅力周恩來》《真情朱德》《平民鄧小平》《傳奇陳雲》《私家相冊里的紅色傳奇》《中國高端訪問》《出入中南海的高層智囊》等，並有作品為中學《語文》課文。

曾獲「全國優秀暢銷圖書獎」等獎項，多部作品被確定為中國作協重點扶持作品。

長篇紀實《新聞老照片的背後——紅牆攝影家鏡頭中的共和國往事》和長篇報告文學《榮歸——解密香港回歸的前前後後》分別獲中國作協2009年度和2007年度重點扶持作品。

《敦厚朱德》獲中宣部、新聞出版總署共同確定的建軍80周年重點圖書。

曾獲「全國優秀暢銷圖書獎」，入選過「中直機關青年最喜愛的一本書」，系大型電視專題片《探訪文明——紅色之旅》總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