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北京大學那位著名的「圖書管理員」

這張照片，大家見得少吧？

京師大學堂藏書樓於辛亥革命後的1912年更名為北京大學圖書館。

民國初期的北京大學總體上還處於落後的狀態，封建官僚積習極為濃厚。

圖書館也相應發展遲緩，管理混亂，服務滯後。

這種狀況直到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李大釗出任北大圖書館館長後才得到徹底改觀。

在李大釗出任館長期間，把北大圖書館辦成了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陣地。

圖書館一掃以往因循守舊、死氣沉沉的局面，購買了一大批國內外進步書刊，其中有《新青年》、《勞動者》、《先驅》、Soviet Russia、The New Russia、Communist等十餘種進步雜誌，以及德文版的《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日文版的《資本論》、《資本論大綱》、《馬克思傳》等40餘種馬列主義的著作。

為了更好地宣傳和流通這些書刊，李大釗經常以圖書館的名義在《北京大學日刊》上進行指導和推薦，同時還開闢了介紹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的專題閱覽室。

如1920年12月1日的《北京大學日刊》上曾刊登了《圖書館典書課通告》：「茲將本校所藏有關俄國革命題之參考書二十三種，陳列本課第四閱覽室內，以備同學諸君披閱。

」這二十三種書中，有英文版的《布爾什維克的勝利》、《列寧和他的工作》、《無產階級的偉大革命》、《俄國布爾什維克》等。

在李大釗的領導下，北大圖書館實際上成了我國最早的宣傳介紹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的思想陣地，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起點之一；同時，李大釗也是在任北大圖書館主任期間完成了向共產主義者的轉變，成為我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

正如1927年在武昌追悼李大釗的大會上高一涵所說：「入北大任圖書館主任，兼授唯物史觀及社會進化史，此為先生思想激變之時。

」

1920年10月，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當時稱北京共產黨小組）就是由李大釗主持，在北大圖書館主任室成立的。

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少年中國學會、《每周評論》編輯部等，也以北大圖書館為主要活動地點。

在李大釗的指導和支持下，一些進步學生於1920年底成立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並建立了專門收藏馬列主義文獻的藏書室，取名為「亢慕義齋」。

[「亢慕義」即英文Communism（共產主義）的音譯。

]曾經參與其事的當時北大學生羅章龍在《亢齋回憶錄》中對此有過具體生動的描述：守常先生領導我們建立的「亢慕義齋」，既是圖書館又是翻譯室，還做學會辦公室，黨支部與青年團和其他一些革命團體常在這裡集會活動。

……「亢齋」室內牆壁正中掛有馬克思像，像的兩邊貼有一副對聯：「出研究室入監獄，南方兼有北方強」，還有兩個口號：「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四壁貼有革命詩歌、箴語、格言等，氣氛莊嚴熱烈。

現在北大圖書館還保存有一批蓋有「亢慕義圖書館」印章的圖書，都是極為寶貴的文獻。

從1922年2月的統計中可知，當時亢慕義齋已有馬克思主義的英文書籍40餘種、中文書籍20餘種，基本上包括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主要代表著作。

此外，現存於北大圖書館的有八本蓋有「亢慕義齋圖書」的德文共產主義文獻，據說是由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等人秘密送與李大釗的。

在五四前後，馬克思主義學說剛剛傳入中國的時候，「亢慕義圖書館」即已有了如此完整系統的馬列主義文獻收藏，實屬難得。

受到北大圖書館直接影響的有一大批追求進步的青年，他們當中有鄧中夏、羅章龍、毛澤東、張國燾、劉仁靜、張申府、高君宇、何孟雄等，都是後來中國政壇的風雲人物，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毛澤東。

毛澤東在青年時代曾兩次與北京大學圖書館發生關係，一次在1918年9月~1919年3月，一次在1919年12月~1920年4月。

1918年8月，為了組織新民學會會員和湖南學生去法國勤工儉學，毛澤東第一次來到北京，先是住在他在湖南第一師範時的老師、當時的北大教授楊昌濟家中，後又與蔡和森等人搬到景山東街的一間民房裡。

經楊昌濟介紹，毛澤東認識了李大釗。

由於生計，毛澤東需要找個工作，為此毛澤東和蔡和森等給北大校長蔡元培寫了信。

蔡元培建議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並給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寫了一張條子說：「毛澤東君實行勤工儉學計劃，想在校內做事，請安插他在圖書館。

」在李大釗的安排下，大約在9月底，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工作。

關於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的工作職務，許多論著都稱之為「圖書館助理員」。

但是，當時北大圖書館的各種工作人員中並沒有叫「助理員」的，而且北大的其他機構中也沒有「助理員」這一名稱。

依據1920年編撰的《國立北京大學職員錄》，當時的北大圖書館除主任外，工作人員分為四種：（1）助教，1920年9月始設，聘用的都是本校的大學畢業生；（2）事務員，一般是資歷較深的工作人員，圖書館下屬各課的「領課」（課長）就明文規定「由一等事務員充任之」；（3）書記，一般是新增聘的生手，北大圖書館就曾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公開招聘書記；（4）雜務人員，有裝訂匠、打字員、繕寫員等。

從當時的情況看，毛澤東只可能是任「書記」一職。

查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任「圖書館助理員」之說的來源，主要出自斯諾的《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

毛澤東在延安時對斯諾說：「李大釗給了我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

」毛澤東的回憶被斯諾用英文記入了《西行漫記》，原文是「assistant librarian」，也可以理解為圖書館的「助教」。

但從毛澤東當時的資歷、待遇和他所從事的工作看，都與助教的情況不同，而且他任職時（1918）北大圖書館還沒有「助教」這一稱謂。

《西行漫記》是用英文記述的，因此「圖書館助理員」之說很可能是譯者由assistant librarian一詞望文生義而成的。

這一流傳甚廣的說法，實際上並不可靠。

當時北大圖書館剛剛從舊館舍遷入新建成的紅樓，主要由五個閱覽室組成．第一閱覽室置中文雜誌，第二閱覽室置中外報紙，第三閱覽室置外文雜誌，第四、第五閱覽室置中外書籍。

毛澤東在圖書館負責第二閱覽室，即報紙閱覽室，地點在紅樓一層西頭。

他的具體工作是每天登記新到的報紙和閱覽人姓名，管理15種中外文報紙。

這15種報紙是：天津的《大公報》，長沙的《大公報》，上海的《民國日報》、《神州日報》，北京的《國民會報》、《惟一日報》、《順天時報》、《甲寅日刊》、《華文日報》，杭州的《之江日報》，瀋陽的《盛京時報》；英文的《導報》，日文的《支那新報》（兩種）和《朝日新聞》。

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每月的工資是8元。

當時北大助教的月薪為50~80元，教授月薪至少在200元以上。

收入雖然菲薄，卻保障了毛澤東在北京的生活，使他得以完成了組織留法勤工儉學的工作。

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在北京大學結識了李大釗等一批我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閱讀了許多進步書刊以及當時還不多見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對其日後的影響頗為關鍵。

1919年3月，毛澤東偕同一批留法青年赴上海，離開了北大圖書館。

1919年12月，為了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毛澤東率領「驅張代表團」，第二次來到北京，1920年4月離去。

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間，毛澤東雖然沒有再到北大圖書館工作，但仍與北大圖書館有著關係。

他所領導的「驅張運動」很多活動就是在北京大學中開展的。

在此期間，毛澤東還參加了李大釗、鄧中夏等人創辦的「少年中國學會」。

同時，毛澤東利用北大圖書館讀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的書籍。

據毛澤東後來對斯諾的敘述，他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就是在此前後通過閱讀馬克思主義書籍而確立的。

在過去「造神」的年代裡，這段歷史被說成是「紅太陽照紅樓」，其作用顯然被誇大和歪曲了。

實標上，當時的毛澤東只是個追求真理的青年，尚不是舉足輕重的領袖人物。

毛澤東回憶這段經歷時說：「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

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

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

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

」這應是當時真實的情況。

但是，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的經歷，也不是一件無足輕重的事情，不能將其歷史作用一筆抹煞。

毛澤東第一次來北京期間，正值「五四」運動的前夕，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馬克思主義開始傳播。

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是我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北大圖書館則是當時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的陣地。

毛澤東說：「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時，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

對於第二次來北京，毛澤東後來回憶說：「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情況的書。

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

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

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鬥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

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

這三本書北大圖書館當年均有收藏，它們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譯做馬格斯和安格爾斯）的《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1920年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考茨基（當時譯作柯祖基）的《階級爭鬥》（上文中誤記為「階級鬥爭」)，惲代英譯，1921年新青年出版社出版，「新青年叢書」第八種；克卡朴（上文中記為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李季譯，蔡元培序，1920年新青年出版社出版，「新青年叢書」第一種。

這三本書現在仍存北大圖書館。

這三本對毛澤東影響極大的書，除了第二種出版時間偏遲外，其餘兩種毛澤東很可能是在第二次來京期間在北大圖書館中讀到的。

從圖書館歷史的角度看，毛澤東兩次到北大圖書館也是一件大事。

這雖然與毛澤東後來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有關，但更為重要的是，此事反映出當時中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和進步，以及在社會上的重要影響。

我國最早的一批馬克思主義者中，有許多人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形成均與北大圖書館有關。

上文所提到的三本書，毛澤東便有可能在北大圖書館中讀到了兩本。

即使毛澤東不是在北大圖書館讀到這些書，北大圖書館對這三本書的完整收藏也說明了圖書館在社會歷史進程中的重要作用。

因為這三本書既然對毛澤東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也就能夠同樣影響其他的青年。

從圖書館史的角度來看待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的經歷，其重要意義就在於此。

摘自《清話書林：圖書館的故事》，吳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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