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讀《春秋繁露》

董仲舒（約前179-前104），為有漢一代儒宗，亦是漢初最重要的《公羊》學大師。

自漢武帝建立五經博士，其中，《春秋》唯立《公羊》，此後三百年間，皆董氏弟子及其後學世代立於學官。

其所著《春秋繁露》，乃董氏發明《公羊傳》之「說經」體著作，自民國以降，經學廢墜，歷來研究《春秋繁露》之現代學者，雖不乏其人，然多據西方之哲學範式以治其學。

正因如此，今人研究古代學術，多不得其門而入，而《春秋繁露》乃其中最受人誤解、最不得其法的著作之一。

故論其根本之誤，實在於今人不通《公羊》，不知從《公羊》學的角度去研究《春秋繁露》，反以哲學裁割董氏思想所致。

一

董仲舒少治《春秋》，景帝時已為博士。

武帝即位，仲舒以賢良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先後為江都相、膠西相。

司馬遷《太史公自序》頗稱述董子之學，其《史記·儒林列傳》又云：「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五行志》則云：「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

」董氏之學既傳在學官，故極得漢人推重。

其後，劉向謂「董仲舒有王佐之材，是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其推挹董氏竟如此。

其子劉歆宗古文，雖以劉向之說為過，猶謂「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群儒首」。

（《漢書·董仲舒傳》）至東漢，班固謂仲舒「讜言訪對，為世純儒」（《漢書·敘傳》），又謂「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

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漢書·董仲舒傳》）諸如此論，足見董仲舒對兩漢政治與學術之影響，實屬深遠。

董仲舒像

關於其著述，《漢書·董仲舒傳》云：「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

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複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

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於篇。

」又，《漢書·藝文志》著錄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即本傳所言「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漢志》又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殆本傳所言「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於篇」，後人輯佚關於「《春秋》決獄」者數條，即此書之闕遺。

至於本傳所言「說《春秋》事得失」者，即今所見《春秋繁露》。

許慎《五經異義》又載有《公羊董仲舒說》。

此外，本傳中尚錄其舉賢良對策，即《天人三策》。

至《五行志》《食貨志》《匈奴傳》等諸志傳中，猶散見其議論。

然至《隋志》始著錄有《春秋繁露》十七卷、《春秋決事》十卷，而集部類則著錄有《漢膠西相董仲舒集》一卷。

可見，無論今所見《春秋繁露》及已散佚之《春秋決獄》，皆《公羊》學著述，故不通《公羊》，焉能入董氏之門耶！

然董氏之書，皆非注經體裁，大多以推衍《公羊》義理為主。

其後立於學官者，如嚴、顏二家，雖出於董氏之門，然用章句之體，為兩漢學者治經之主流，殆不同於董氏諸書。

漢末何休攻嚴、顏二家，乃專修與董子同時之胡毋生，而無一語及董子。

魏晉立十九博士，《公羊》用顏安樂、何休注。

故漢以後，治董子學者寡少，其書亦漸散佚，而其從祀孔廟亦晚，遲至元末至順元年（1330），其不如何休遠矣。

雖然，宋程子猶稱許「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朱子則謂「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又謂「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

班固所謂純儒，極是」，殆以仲舒明道正誼之說，與宋人誠意正心之學不無契合。

然朱子頗以史書視《春秋》，故其論《公羊》，尚不脫宋人習氣，多詆以穿鑿附會，失聖人本旨，可見，宋人非真能通董氏之學者。

唯至清中葉以後，《公羊》學復興，劉逢祿倡之於前，而凌、龔、魏、康等，莫不兼治董子之學，且以為駕於何休《解詁》之上，至此，董氏遂為世人推重至極矣。

二

《春秋繁露》久不行於世。

漢末何休治《公羊》，唯據胡毋生，而不及董氏。

《繁露》非解經之書，唯因唐、宋人徵引其書，故宋人得從中輯錄而成此書。

據考，其時有四種刊本，然多有訛脫。

南宋樓鑰校其書，始為定本，凡十七卷，八十二篇，闕文三篇，實為七十九篇。

明代翻刻樓鑰本，又謬漏百出。

乾隆間，四庫館臣據《永樂大典》所收樓本對勘，補訂刪改，稍還舊觀。

是書後世褒貶不一，如宋歐陽修嘗讀此書，以為「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

然惑於改正朔，而雲『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

樓郁序則以漢儒治經，「多病顓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而謂是書「視諸儒尤博極閎深也」。

四庫館臣論是書曰：「《春秋繁露》雖頗本《春秋》以立論，而無經義者多，實《尚書大傳》、《詩外傳》之類。

」蓋病此書非注經之體也。

凌曙為《公羊》顓家，其《繁露注》序謂是書「識禮義之宗，達經權之用，行仁為本，正名為先，測陰陽五行之變，明制禮作樂之原」，又謂「淺嘗之夫，橫生訾議」。

皮錫瑞則曰：「漢人之解說《春秋》者，無有古於是書，而廣大精微，比伏生《大傳》、《韓詩外傳》尤為切要。

」可見清人之尊董也。

雖然，後世頗有以《春秋繁露》為偽書者，其依據有五：其一，是書最早見於《隋書·經籍志》，題為《春秋繁露》，與《漢書》所言「《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不合。

其實，《繁露》本一篇之名，後人取篇名以總全書，實古人名書之常例。

蘇輿疑今《繁露》首篇《楚莊王》，其本名即《繁露》，後人以避總書，遂改為今篇名。

其二，《繁露》「辭意淺薄」，宋程大昌即持此說，然樓鑰譽其文詞「非其後世所能到」。

其三，散見於他書之部分逸文，不見於《繁露》。

其四，《繁露》有大違義理處。

其五，《繁露》中部分內容與賢良對策不符。

前三說出於程大昌，第四說乃黃震所持，末一說則為今人戴君仁的觀點。

四庫館臣則曰：「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

」殆為折衷之論。

就《繁露》之內容而言，四庫館臣曰：「其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

」王鏊曰：「《繁露》說《春秋》，宛然《公羊》之義、《公羊》之文，雖或過差，而篤信其師之說，可謂深於《春秋》者也。

」然《繁露》非盡為論《春秋》之書，故胡應麟曰：「今讀其書，為《春秋》發者，僅十之四五。

」蘇輿亦云：「《繁露》非完書也，而其說《春秋》者，又不過十之五六。

」此種說法，殆將《繁露》內容分為《春秋》類與非《春秋》類兩截。

《春秋繁露》晚出，且多訛謬，且與當時宋學之義理系統不合，故後世治《繁露》者寡少。

至清代，始有盧文弨校本，然以校訂為主。

嘉慶、道光間，《公羊》學勃興，而董氏之學亦盛。

其時凌曙治《公羊》，兼有《繁露注》，蘇輿稱其書「大體平實，絕無牽傅。

惟於董義，少所發揮，疏漏繁碎，時所不免」。

至此，可謂始有學者得窺董學之門徑。

同時又有魏源，亦以《公羊》名家，嘗撰《董子春秋髮微》七卷，欲以「發揮《公羊》之微言大誼，而補胡毋生《條例》、何劭公《解詁》所未備」，惜乎其書不見，惟存一序而已。

至康有為治《公羊》，則專修董氏之說，有《春秋董氏學》，然蘇輿詆其「割裂支離，疑誤後學」。

宣統年間，蘇輿兼取盧校與凌注，並明天啟時朱養和所刊孫鑛評本，成《春秋繁露義證》，其書不獨校訂為最佳，且以發明董氏義理為主，尤針砭康有為推衍經說之謬。

三

今人治《春秋繁露》者，多取哲學視角，故僅注意其中有哲學特點之篇章，如《仁義法》《深察名號》《實性》《陽尊陰卑》《基義》《人副天數》及《五行》等，不過十餘篇而已。

至於《春秋》類篇目，則占十之五六，其中，尤以《楚莊王》《玉杯》《竹林》《玉英》《王道》《十指》《俞序》《三代改制質文》《爵國》等，皆在《繁露》前半部，實為了解董氏思想之最重要篇目。

然近百年來，歷來研究其學者，少有論及此者，大都遊走於高牆之外而不得其門者也。

上世紀90年代，我讀中國哲學研究生時，就已粗涉《繁露》，但因受當時流行見解的影響，自然撇開有關《春秋》類諸篇，直接選取哲學的部分來讀，即以有關仁義、人性、陰陽、感應、五行的內容為主。

十餘年前，我開始研究《公羊傳》，此間亦重讀《繁露》，乃由首篇《楚莊王》開始，順流而下，而無不豁然貫通矣。

譬如，《楚莊王》取《春秋》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與昭四年「楚子、蔡侯等伐吳，執齊慶封」兩事相比，而明《春秋》用辭之尚「比況」，此即《春秋》書法之根本，故其文雖約，而其旨常博矣。

又舉昭十一年「晉伐鮮虞」事，以明《春秋》之「婉辭」。

又舉如昭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事，以明《春秋》之「微辭」。

婉辭者，所以譏惡也；微辭者，所以諱尊避禍隆恩也。

此篇進而發明《春秋》之旨，既以《春秋》當「奉天法古」，又謂《春秋》有「王者改制」之義，前者守常，而後者通變，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

可見，《楚莊王》一篇，總括《春秋》之書法與大旨，故居全篇之首。

又，何休論《春秋》有「三科九旨」，此《公羊》釋經之不同於《穀梁》《左氏》者，後儒詆《公羊》者，乃徒目以「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然其說已先發於《繁露》，如「通三統」見於《三代改制質文篇》，「張三世」見於《楚莊王篇》，「異外內」見於《王道篇》。

魏源於《繁露》，尤重《三代改制質文》一篇，以為「上下古今，貫五德、五行於三統，可謂窮天人之絕學，視胡毋生《條例》有大巫小巫之嘆」，至於後來之康有為，因據以發明孔子改制為旨，實得魏源之心傳矣。

今日所存研究《春秋繁露》之著述，當首推蘇輿《春秋繁露義證》，讀之既熟，則可參以康有為《春秋董氏學》及其餘闡發《春秋》諸書。

然讀《繁露》，須有《公羊傳》以為根柢。

故不先通《公羊》，乃遽爾先下手讀《繁露》，則雖勞神費日，窮年累月，亦絕無可能入董氏之門。

推薦讀者可讀蘇輿的《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及康有為的《春秋董氏學》（中華書局，1990）。

作者：曾亦，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