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真正把儒學推向主流的學者是哪個

真正把儒學推向主流的學者

董仲舒是西漢的偉大思想家和哲學家。

這話沒錯，在西漢沒有能其他人能超過董仲舒。

之所以說他偉大，是因為他自從孔子開創的儒家學說經過孟子等人到了漢武帝時期，期間歷經了幾乎是毀滅性的秦火的焚燒已經走向低谷，而董仲舒橫空出來賦予了其新的生命，而且，從此走向占統治地位——也真應了《詩經》里的一句話：「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沒有董仲舒的出現，也許儒家學說要走向統治地位還得許多時日。

董仲舒是學者。

既然是學者，就得有專門的學問，他的學問是研修「春秋公羊學」——孔夫子刪定的《春秋》，由於太過精鍊了，需要專門的詮釋，於是，就出現了《春秋左傳》《春秋穀梁傳》《春秋公羊傳》這三種著作來詮釋《春秋》這部「微言大義」的經典。

不過，這三部詮釋各有側重，《春秋公羊傳》呢，主要詮釋《春秋》的「義」也就是其思想理論。

據說，《春秋公羊傳》的作者是子夏的學生，戰國時期齊國的公羊高。

是不是公羊高，現在還沒有定論。

古人著書，對著作權好像意識淡漠，不像如今怎麼重視，看得比什麼都重。

遠的不說，就說《金瓶梅》吧，其作者是誰，直到現在也弄不清楚，「蘭陵笑笑生」就是一個迷霧重重的謎。

我一直認為，學習和研究文學，主體是作品，而不是作者。

喜歡一部作品，那就很好地認真閱讀，從中吮吸思想和藝術的營養，或者盡心去體會和揭示作品的審美構成，這是學習閱讀和研究文學作品的正途，絕不是把文學作品放置一邊，而去專門研究其作者，甚至旁及作者的家庭和社會關係。

這與作品的生成有沒有關係，有，這是不能否認的，但是，這些又與作品的關係究竟有多麼大呢？就說《金瓶梅》，它的價值和意義就是作品本身，作品完成了作者也就消失了，消失的越徹底越好。

西方文論提倡「文本細讀」的研究方法，講究作品就是一獨立而封閉的完整世界，與作者已經相脫離了，要研究的就是「文本」。

這就很好，避免糾纏在與文學作品意義不大的東西上邊。

對《春秋公羊傳》的作者也應該採取這種方法，有《春秋公羊傳》就好。

雖然不能明確其作者，並不影響它的自身的價值和意義，也不影響成為儒家經典。

董仲舒當然不是僅僅研修《春秋公羊傳》，他博覽群經，只不過覺得《春秋公羊傳》對當下的社會現實有一定的思想資源利用價值，董仲舒想通過這部書來有所有益於世，因此，他很崇尚《春秋公羊傳》，倡揚這部書的思想主張。

董仲舒教學甚有特色，做學問更是非常專心，《漢書.董仲舒傳》說他：

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

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

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

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漢文帝時，始置《書》《詩》博士，分別研修這兩門學問，稱之為一經博士。

到了漢景帝時代，又置《春秋》博士，董仲舒是為《春秋》博士。

他進行教學採取的是「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的方式，也就是跟隨他學習時間長久的學生來給新來的學生講授知識，而他本人並不是給全部的學生都面授，有的學生甚至沒有見過他。

做學問呢？「三年不窺園」，且要注意，此處的「三」，不是實數，而是虛指許多的意思。

這句話是說，董仲舒埋頭於經籍連續多年都顧不上看一眼窗外的花園，其專注的態度真令人敬佩。

他非常注意自己的行為和言談，一切按照禮的要求，所以，得到了大家的尊重並願意拜他為師——董仲舒讀書、講學與做學問，培養了不少對國家有用的人才，有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等。

這些學生有的很有出息。

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曾經以《春秋》義決淮南獄，天子皆以為是。

還有的學生，至於命大夫，為主郎、褐者、掌故者以百數。

並且，其後治《春秋》為博士者，皆出於董仲舒一脈。

董仲舒做學問很有入世的想法，就是期望能對國家政治治理和爭取比較好的前途有所作用而已。

這也是我國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讀書、做學問以及講學莫不是心懷天下，很少考慮自己的進退，總覺得應該替天下蒼生找到一條平安之道，不惜以身許國。

不過，儘管有這樣抱負，卻常常事與願違，得不到施展才華的機遇，於是，有這樣兩條道路的選擇：一是繼續讀書講學，薪火傳遞，希望他的學生能有所作為，或者利用學術聲望影響執政者，以期達到所希望的天下治理之理想。

另一條道路是退隱，這裡有大隱、小隱之分，小隱隱於山林，不聞不問人間世事，由儒學轉入老莊或者佛學，追求人生的另一個世界；大隱呢，隱於市，而心存魏闕，準備隨時出來登上政治舞台。

不過，這兩條道路也都坎坷曲折，很多優秀的知識分就這樣消失在歷史的天幕……

很少看見董仲舒奔走權門拜謁王公貴族。

而與他同時代的其他治《春秋》的人大不一樣，比如公孫弘，這個人一心做官，也會做官，做學問比不上董仲舒，常常令他嫉妒不已，但是，在仕途上卻比他幸運，《漢書》評價公孫弘：「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這裡的「希世用事」，是指察世俗而行事——也就是說，善於在社會上周旋，以此，做了高官。

做了高官，還不忘給董仲舒出點難題，你說我「從諛」，我看你「諛」也不「諛」，膠西王仗著是漢武帝的「兄王」，脾氣暴躁，為所欲為，朝廷派去兩千石的官吏，說殺就殺，接連殺了幾個，官吏多不願意去膠西王那裡幹事，害怕不得善終。

公孫弘瞅准了這個機會，給漢武帝建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這明里是抬舉董仲舒有能力做膠西王的相，實際上是把董仲舒往火坑推，他想，董仲舒這個學者意氣十足的人那裡是「尤縱姿」的膠西王的對手，學會「諛」了，還有可能在膠西王府邸里混下去，不「諛」呢，非死即傷，公孫弘在等著看董仲舒的一場好戲。

然而，公孫弘萬萬沒有想到，膠西王非常崇拜董仲舒，認為他是當世的大儒，對董仲舒「善待之」，這是公孫弘始根本沒有預料到的。

董仲舒心裡自然明白，公孫弘推薦自己做膠西王的相的真實用意，但他正氣凜然，卻也和膠西王沒有什麼大的衝突，後以病辭去相位。

班固說董仲舒：「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凡相兩國」，是說董仲舒除過膠西王為相，還做過「江都相」「事易王」，這是在他與漢武帝策對之後，漢武帝重其才學而任命的。

去膠西王處，是第二次為「相」。

為「江都相」，《漢書》記載比較詳細：

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

易王，帝兄，素驕，好勇。

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

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所欲。

中廢為中大夫。

易王劉非也是個脾氣粗暴之人，更可怕的是還懷有「貳心」。

他知道董仲舒是其時獨一無二的儒學大家，現在有他來做相，幫助治理國家，覺得是上天在有意給了他好比輔助齊桓公成為霸主的管仲，企圖篡奪中央政權。

當劉非提出：「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董仲舒呢，才不會做他的什麼「管仲」，婉轉提醒劉非，「臣不足以奉大對」，又說：

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

」歸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虞？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

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

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

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於美玉也。

王曰：「善。

」

這段記載非常重要，說明了董仲舒這個學者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幟鮮明，立場堅定，絕不做有害於國家統一的事情。

他運用自己的學術優勢以古喻今，勸阻劉非的非分之想。

之所以勸阻劉非不要有非分之想。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董仲舒在政治上堅持「大一統」的理念。

堅持這個理念，在西漢歷史時期非常重要，這就避免了國家分裂與戰亂以及生靈塗炭的局面——學者也有學者的價值和用處，知道什麼可為什麼不可為，能放眼天下大勢，及時作出有益於國家民族的判斷和選擇。

董仲舒到底是學者，念念不忘精進學術。

在做江都王相的時候，「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他用《春秋公羊傳》記載的災異變化的歷史現象和採用陰陽交替理論做為執政決斷事情的依據，還做了些乞雨和止澇等事情，也許有巧合吧，居然有點靈驗。

須知，在漢代，陰陽五行學說盛行，這原本是古代思想家和哲學家解釋客觀世界的一套理論，得到了董仲舒的重視和闡釋。

他決定依據這個理論來解釋當時出現的「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等現象，並寫成文字的東西。

沒有想到的是，董仲舒剛剛完成了草稿，還未來及正式謄寫清楚上書給漢武帝，就被主父偃偷偷看見了，看過之後，心生嫉恨，偷走其書稿，上交給漢武帝。

漢武帝「召視諸儒」，請大家討論，發表看法，可惜的是，「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漢武帝大怒，立時把董仲舒下了監獄，且判了死罪。

好在漢武帝念及董仲舒的才華，特別是與自己的三次策對很是有見識，思慮再三，免了其死罪，放出囚牢。

董仲舒被免去江都相，「廢為中大夫」。

經過這次打擊，董仲舒再也不敢談論「災異」了。

他「為人廉直」，朝廷內外一片清譽，不長時間，又遭遇第二次命運的「蹭蹬。

」主父偃的陷害沒有得逞，雖說下獄貶官卻保住了生命，也算不幸之大幸也。

至於遭受公孫弘的暗算，大家已知端倪，此處略去不提。

此後，董仲舒「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退回家園，整日讀書寫作，整理自己的書稿闡發自己的學術觀點，立功不成，那就立言吧。

然而，朝廷有時候還向他諮詢一些事情，董仲舒也不敢怠慢，傾盡回答。

董仲舒的主要思想和學術觀點是什麼呢？

應該說他的哲學思想和理念是陰陽五行的學說。

陰陽是事物相互依存又相互轉化的兩個方面，陰盛陽衰，陽盛陰衰，陰陽平衡，陰消陽長，陽長陰消，事物就是這樣在平衡又不平衡的狀態中發展的，此起彼伏，此伏彼起，且互為條件，圓融一起，不能分離，而五行呢，在陰陽理論的基礎上，構成世界的五個主要物質元素同樣是相生相剋的，董仲舒認為，五行的相生的順序是：木—火—土—金—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反之，又相剋，這樣終而又始，循環不盡，由此產生萬物構成世界——這是他治學和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的指導思想。

在這一思想體系的指導思想下，董仲舒通過對《春秋公羊傳》詮釋和解讀，提出了自己的學術思想觀點，大致是：

1.「天人感應」的學說。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號》里說：「天人之際，合二為一」。

上天與人互相交通，互相感應，不過，天是人的主宰。

在《春秋繁露.郊義》里，他說：

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

在《郊祭》里指出：

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

董仲舒認為，天是至高無上的存在。

他的「天人感應」的觀點，繼承了孟子和鄒衍以來天人合一的學說，並進一步闡述，形成了自己的學說。

他認為：「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天不僅僅天是萬物之祖，而且天還是對萬物和人類是非的最終決裁者，在與漢武帝策對之一里，他直言不諱地說：

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

這段話其實是董仲舒利用天的最終裁決權，來規範和轄制人君，警示人君要依天順道才行，否則，天就會降下災害和怪異來譴告或者警懼之。

人君是天之子，代表天的意志，反過來，人君就要承天要順著天地意志行事才行。

怎樣才能依天順道呢？董仲舒指出：「天道之大者在陰陽。

」那就要儘量地昇陽而抑陰，要講究「德」而避免「刑」。

應該說，董仲舒的關於「德」治的思想是具有進步意義。

仔細考察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的學說，可以說，這一觀點，既為人君主政天下提供了可能的理論根據，同時，也限制和警示人君要依天順道，要以「德」治理天下。

2.關於「正」和「人性論」的思想觀點。

而要以「德」治天下，其有效的途徑是什麼呢？董仲舒依據《春秋公羊傳》的學說，提出了「正」的問題。

在策對之一里，他這樣論述道：

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

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

董仲舒提出自上而下的「正」，正什麼呢？正心。

心怎麼來正？那就是用儒家學說來正人心，也就說，用儒家學說統一人們的認識和思想，只有這樣才能正心。

正心則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正四方。

正的結果是非常美好的：

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

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為了正人心董仲舒提出了自己的人性論。

關於人性的討論，從孔夫子就開始了，他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認為人性差別不大，是由於後天的習染才使人性有了差別。

孟子認為人性善，荀子認為人性惡。

董仲舒則認為，要討論人性的問題，首先得弄清楚什麼是「性」這個概念，不弄清楚這個概念，一切討論都是無益的。

他認為，「性」就是「生」，在《春秋繁露.深察名號》里論述道：「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人生來自然的本質，未經任何加工就是人的本性。

與孔夫子的人性論相一致。

既然人生來自然段本質就是本性，那麼，也無所謂「性善」或者「性惡」之說。

性之「善」「惡」看來本質是基礎，習染是條件。

因此，董仲舒把人性分為三個等次：一是「聖人之性」；二是「斗筲之性」；三是「中民之性」——這三個等次的性呢，「聖人之性」與「斗筲之性」是至高與最低的「性」，「聖人之性」是生而所自有的；「斗筲之性」，頑劣不堪教育，只有「中民之性」是需要教育才能向善的：「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後能為雛；繭待繅以涫湯，而後能為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為善。

」這就提出了正人心關鍵在「中民」，中民的性善了，其心必正，那麼，天下何愁不正呢？

3.提倡「大一統」理論思想。

在策對之三里，董仲舒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提出了「大一統」的思想，為什麼他在這個歷史階段要提倡「大一統」的思想呢？這是因為，西漢建立以來，既實行郡縣制，也實行分封制，而分封制是國家分裂的主要根源，一些諸侯國不斷叛亂就是很好的例證。

為了國家的強盛和統一，就需要加強中央政權，實行全國一致的法律和政策，所以，董仲舒面對西漢存在的這些社會矛盾，提倡「大一統」是很有遠見和正確的政治主張。

4.「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為了實現政治上的「大一統」，就要統一認識和思想，董仲舒說：

今師異道，人異論，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斜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思想意見，得到了漢武帝的積極響應，並開始實行這一政策。

漢武帝是具有雄才大略的人，他重用衛青、霍去病等大將，終於消弭了自從秦代至今的匈奴之害，保障了西漢的經濟社會向前持續發展的勢頭，這就需要舉全國之力來進行，否則就不可能取得勝利，而要舉全國之力就要有一個權威的中央政權確保政令的實施和貫徹，所以，在經濟上他重用桑弘羊收回鹽鐵經營權，以增強財政收入；思想上採取董仲舒的這一意見，保證了全國上下思想的「大一統」，可以說，桑弘羊與董仲舒是漢武帝時代社會走向強盛的兩位強力的推手。

有人認為，董仲舒是大漢帝國的總設計師，就其思想與認識方面而言，確實是這樣。

5.「王道之三綱」的觀點。

在《春秋繁露.基義》里，董仲舒提出「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的觀點。

他認為「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後來，人們依據他的這個觀點，提出了「三鋼」倫理道德觀，就是所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而「臣」、「子」、「妻」完全是為了配合「君」、「父、「夫」的存在而存在，這是絕對的封建社會的統治秩序。

董仲舒的這一觀點到了宋代的理學家時代，更是被具體化和理論化了，影響我國以後的社會倫理道德生成與發展。

6.「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觀點。

董仲舒這是在策對裡邊提出這個觀點的，他認為，「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道者，萬世亡弊。

弊者，道之失也」——指出「道」的永恆不變，若是天下更替也只不過是補救「道」之「失」，與「道」的存在沒有關係。

這個「道」實質上就是儒家學說，以「仁義」、「忠孝」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而已。

從正面來說，這個「道」對於我國封建社會的穩定與其內在的社會秩序的建立確實起到了促進作用，特別是以這個「道」為價值觀而產生的文化與文明，具有鮮明的特色而區別於世界其他的文化與文明，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從負面來說，這個「道」也阻止了我國的社會向民主與科學以及文明開放的程度進步。

董仲舒還提出的「三統」的歷史觀，所謂「三統」就是「黑統」、「白統」和「赤統」，他認為，在歷史上夏王朝就是黑統，商王朝是白統，周王朝是赤統，三者依次循環，從黑到白再到赤，而這「三統」的變化就是王朝的社會更替，這顯然是董仲舒的一種解釋歷史發展的觀點。

依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社會的更替主要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而發生。

董仲舒所從事的似乎是要為當世尋找一條合乎理性的且又合乎人心的路徑的思想理論工作，為此，他研修儒家經典，特別是對《春秋公羊傳》情有獨鍾而且依據社會實際進行了闡釋和解讀，並運用到漢朝的國家政治管理和研究人性等倫理道德的建立上，這就是這位學者的學術和思想貢獻。

能有這樣的貢獻就很不簡單了。

劉向是不是他的學生，還待考證，劉向甚是敬佩董仲舒，說：「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亡以加；莞、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這個評價很高。

《漢書》記載：

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

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複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

為什麼能傳之於後呢，這段話的末尾有這樣一句話「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於篇」，也就是說，他的著述「切當世」、「施朝廷」，具有現實的理論和思想以及操作價值。

很遺憾，《漢書》所列舉的董仲舒的這些著作大部分都已經失傳了，僅僅留有《漢書》收錄的策對三篇和《春秋繁露》這部書。

我在想：董仲舒的讀書也好，講學也好還是做學問也好，其目的就是替朝廷治理國家而想方設法，他提出的種種觀點和思想學說，都是圍繞這個主題而開展的。

縱觀我國思想史，真正能提出具有原創意義的學術思想觀點的人不是很多，而董仲舒卻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業。

可以這樣認為，董仲舒是繼孔夫子和孟子之後，朱熹、王陽明之前的一位最為偉大的儒家學者，影響了我國學術思想史的走向，特別是為政治哲學和倫理道德觀念支撐起了基本的構架。

董仲舒是不會被歷史湮滅的偉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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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柏峰，陝西蒲城人。

著有多種文學理論專著、散文集。

曾獲全國及省級文學獎。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陝西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