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知行合一：王陽明》後再看「知行合一」

在讀度陰山的《知行合一：王陽明》前，我所知道的王陽明僅僅在於他的四字箴言「知行合一」，而且隨著歲月的變遷，學校里告訴我們這四個字的含義是「知道什麼是正確的行為，並真正地去踐行」，這與王老先生所推崇的「良知和行為應該統一，由良知引導行為」的理解可謂是大相逕庭，前者重行，後者重知，而歸根結底則是對【知】的理解不同。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的「知」不是「知道」，而是「良知」，是每個人內心與生俱來的道德感知和判斷力。

找到並遵循內心的良知，複雜的外部世界就將變得格外清晰，之聲決斷，瞭然於心。

而這也便是王陽明「心學」的核心。

另一個與「知」相關的四字箴言是「格物致知」，這四個字來源於《禮記‧大學》八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論述的「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此段。

對於「格物致知」理解的不同由此將儒學分化成了兩派，一派是以程頤朱熹為代表的程朱理學，一派是以陸九淵王陽明為代表的心學。

理學派認為先有格物，而後才能致知，而心學派則認為知本已有之，格物使其通之。

說得通俗點，就是理學派先探究，再用心，而心學派先用心，再探究。

書中有個淺顯的關於孝順父母的例子來說明兩家對「格物致知」大相逕庭的解釋。

理學派認為孝順父母是個比較複雜的過程，需要先去學習如何孝順父母，最後得出一套理論，然後再開始孝順父母。

而心學派認為只要在孝順父母這件事上端正好態度，良知便會指引你去如何孝順父母，這是不需要去向外界學習的。

那為什麼王陽明會認為「心即理」呢？這源於他的龍場悟道，在他生活的時代，程朱理學被整個國家奉為圭臬，講究「存天理，滅人慾」，並認為「性即理」，因此倡導大家通過去外面「格物」以此來獲得「天理」。

可是，從外面獲得的天理如何才能與內心融為一體呢？從外面獲得的天理一定就是對的麼？如此，便讓通曉儒釋道三家的王陽明產生了眾多迷惘，並最終讓他在發配貴州龍場驛時悟出了「心即理」的心學理論，歸納為八個字則是：「吾性自足，不假外求」。

用王陽明的解釋就是，人人心中都有良知，良知無所不能，能解決一切問題，不需要任何外來幫助。

因此，在王陽明看來，良知就是判斷力。

分清善惡是良知作為品德方面的能力，而分清是非就是良知作為智慧方面的能力。

我們做任何事都應該遵從自己的良知，凡事在心上下功夫，而不只是到心外去尋求。

而他也認為，知的真切篤實就是行，行的明察精覺就是知。

如果你只明白了道理但沒有實踐，便不是真的「知」，如果你只去實踐，而沒有明白對應的道理，那就不是真的「行」。

知是行之始，所以我們更應該在良知上下功夫，省察克制，這樣才能做正確的事兒。

而回到前面說的對於「格物致知「的解釋，自古以來儒家學派內部也爭論不休，到底是探究事物原理而獲得知識，還是格除私慾以正心理呢？我個人倒是很贊同清初大儒孫奇逢先生所說的「蓋王子得吾性之要，朱子得吾性之全。

不得其要，則泛濫而無本；不得其全，則缺略而不該」。

心學過於強調內心的修為，而理學過於強調外物的探究，合而為一才是最好的處事方式。

因此何為「知行合一」呢？我個人倒是認為，一方面需要按照心學觀點，根據良知找到去做的原因，另一方面需要按照理學觀點，一定要躬行實踐，探究這樣做是否真的合理。

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知其所以然而後為之，才能將我們明白的道理通過實踐消化成自己的能量，而不只是拾人牙慧，一知半解，換成現在流行的話說，就不會聽了很多道理，卻依然過不好這一生。

由此，我也想到了《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中的習慣一「積極主動「，和習慣二」以終為始「，這兩個習慣很明顯的都是從心驅動，根據原則和價值觀，由內而外進行改變。

可見，很多我們奉為寶典的外國管理方法，在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里早已經有所涉及。

不禁產生感慨，傳統文化的傳承和教育的缺失已經到了多麼危險的地步了呀！

最後奉上王陽明先生的四句教：「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這就是致良知的步驟，簡單易行，希望世上的人可以知行合一，在你開始致良知的時候，聽從內心的聲音，不要理會外界的評判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