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三國演義》後有《隋唐演義》唯獨中間的三百年不為人熟知

魏蜀吳三國爭雄，苦心孤詣地經營著各自的產業，艱苦奮鬥了半個世紀之後，最終以曹魏的陳留王、劉蜀的安樂公和孫吳的歸命侯慘澹收場，天下十九州盡落司馬氏之手。

司馬家族興於魏武帝，成於魏元帝。

起初宣皇帝司馬懿被曹操強行徵召入宮，然後一步步走上了屠戮三國的道路，雖然他沒能見證三國的覆滅，但是他一手挖掘了三國的墳墓。

嘲諷的是，曹操強迫司馬懿入宮，而五十八年後，曹操的孫子曹奐被司馬懿的孫子司馬炎客氣地趕出宮，孟德先生若是泉下有知，估計能再死一回了。

和以往的朝代一樣，晉武帝司馬炎登基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智囊們探討前朝也就是曹魏失敗的原因，最終得到的主要結論是皇族勢力太弱，一旦出現變故，根本無從照應，皇帝真的只是個孤家寡人而已。

有鑒於此，司馬炎下令大肆分封皇族，堂叔伯兄弟有十七人都被封為親王，且都擔任政府要員，掌握實權，在自己封國內還享有獨立的人事任免權。

所謂過猶不及，在這麼個形似鐵桶江山的環境裡，外姓想要顛覆政權的情況確實不易發生，但窩裡斗的危害實際比外部威脅更加恐怖，各親王互相不服，碰巧司馬炎之後的晉惠帝司馬衷智商堪憂，完全不能掌控全局，於是在皇后娘娘的刺激下，少數吃了熊心豹子膽的王爺便鋌而走險決意過一把天下至尊的癮。

但要奪權自然不是憑藉吼兩聲就能實現的，殺戮在所難免，上到皇族，下到百姓，遍地血腥——八王之亂的出現徹底動搖了帝國的根基。

對權力的渴望是多數人內心深處最原始的慾望，一旦發現機會便破土而生，而且註定一發不可收拾，漢人如此，各少數民族也不例外，鑒於當時的中國尚未出現少數民族的說法，異族統治逐漸走上歷史舞台。

當時的異族中，有五個對中國的影響尤其深遠，分別是匈奴、羯、鮮卑、氐、羌，五胡亂華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漢人被異族追著打以致苟且偏安的局面。

五胡肆亂之際，晉王朝已不堪重負，內憂外患同時達到高潮，最終孕育出一個新的時期——南北朝。

南朝仍舊是漢人政權，而北朝則成了胡人的舞台劇，你方唱罷我登場，唯一不變的是每天都在重複著殺人殺人殺人。

當然漢人也沒閒著，窩裡斗真是幾千年來永恆的主題，自宋武帝劉裕取代晉王朝而成立新的政權，內鬥更加讓人觸目驚心、聞之色變。

面對著殘敗的神州大地，劉裕自然也會思考這一切出現的原因，他的結論是皇子實力太弱，因此才有了外姓奪權的機會，所以他在還沒有登位的時候，就極力培養自己的幾個寶貝兒子，讓他們以十歲上下的小小年紀，就大權加身。

然而事與願違，此舉確實讓兒子們都異常強勢，但危機卻也因此產生，骨肉相殘的局面，比晉王朝的狀況還更兇殘，宮廷流血事件越演越烈，情節越發嚴重，倫理綱常不復存在，所有人幾乎都只有一個念頭——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劉宋以及後來的蕭齊、蕭梁、陳，原本憑藉長江天險，雖不能統一全國，但尚能維繫一域的和平繁榮，可惜最終都為內亂所禍，加之北方政權出現強勢的首腦，依靠一批能臣良將終於平定全國，雖然統一的時間並不長，總算為中國歷史上最恐怖的大分裂划上了句號。

但從之前和之後的歷史來看，其實類似的場景在神州大地上一直層出不窮，或許殘酷的程度有所差異，但對人民造成的傷害是一樣的。

追本溯源，產生這麼多悲劇的原因無非是普通民眾為了生存或為了生活。

有些人本是與世無爭，但當外界環境危及到自身生存的時候，求生的本能會促使他們用盡一切能想像得到的手段去改變環境爭取生存的條件，這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危及到其他人的生存，在尋不到二者之間平衡的情況下，武力成了唯一的解決辦法，流血在所難免。

有些人生存無憂，但為了追求理想中的更加完美的生活，追求肉體和精神的享受，於是瘋狂地搜尋各式各樣的工具和辦法來使自己的處境與頭腦中的影像相匹配，這中途勢必危害到更多其他人的生存，也會迎來更加激烈的衝突。

春秋戰國時代的儒學家們喜歡討論人性，有的認為人性本善，有的認為人性本惡，雖然這都是為了迎和統治階級才出現的，但從側面也反映出人們對於本心的探索。

實際上人心是什麼樣的呢，作為高等生物的我們為何仍會像低級的野獸一樣動不動就報之以血以肉呢？

與其說壞人都是長大後被周圍環境玷污的，不如說人自出生便帶來了各樣邪惡的因子，只是在後來成長環境裡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終於釀成禍患。

由此對於文明社會和野蠻社會的定義也更清晰明了，文明社會就是指那種可以有效約束罪惡的社會，野蠻社會則是縱容各種罪惡的社會。

弘揚真善美和遏止假惡丑，究竟哪個更重要呢？顯然屬於後者！

有人認為弘揚了真善美自然就沒有假惡丑了，實則恰恰相反，只有沒了假惡丑，才會有真善美的用武之地，單純兩方競爭，假惡丑完爆真善美。

因為人心最深處總是更傾向於邪惡而非正義，一旦發現機會，各樣罪惡註定如雨後的苔蘚般瘋長。

當假惡丑被成功地抑制，久而久之，真善美融入到日常習慣之中，大家不會因為某些人做了好事而感到驚奇，社會自然和諧。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用在什麼地方至關重要。

若是執著於勾心鬥角爭權奪利，那就很難靜下心來感受大自然的美麗和人性的溫暖；若是致力於提高人類文明質量，那自然就很難分身去偷蒙拐騙。

在做出選擇的那一刻，結局已然確定了，不同的結局全因不同的選擇。

今人的選擇尚且未知，但歷史上許多關鍵人物的選擇卻是已經固定了的，當時的文字保留下來的意義就在於提醒今人慎重選擇，因為開弓沒有回頭箭，人生本就是一條不歸路。

265年12月17日，三十歲的司馬炎終於如願以償地坐上龍椅，俯視著殿下的群臣，他發現自己居然並不是那麼歡喜，反而感到一股無形的壓力讓自己有些喘不過氣。

此時天下尚未一統，孫吳仍舊盤據江東，而新的王朝建立，百廢待興，可謂內憂外患，作為一個心智正常的皇帝，司馬炎雖登大寶，卻實在沒有理由盡情享受權力的榮耀。

而且，他還有個私心。

這毫不意外，因為皇帝也是人，只要是人就會有私心，他的私心關係到另一個人，就是他的弟弟——親弟弟。

這人叫司馬攸，是司馬炎同父同母的親弟弟，只是自幼便過繼給了伯父司馬師。

說起司馬師，也就是司馬懿的長子，英雄一世，平生有兩大遺憾——膝下無子、晚年慘死。

司馬師四十歲以後，眼睛上的腫瘤越來越嚴重，這直接導致了他四十八歲那年在軍營里受到過分驚嚇而眼球迸出，痛苦掙扎了數日之後才忿忿而終。

這可以說是一生中最大的遺憾了。

回顧他那近半百的人生，共生育了五個孩子，偏偏沒有一個兒子，這在當時可以說僅次於死亡的第二大遺憾了。

好在他弟弟司馬昭兒女眾多，在父親司馬懿的授意下，把司馬昭的次子司馬攸過繼給了他，這才解決了傳承的難題。

後來司馬師臨死並沒有把晉王（司馬氏未奪權之前是曹魏王朝的晉王）之位傳給兒子，一是因為當時司馬攸的年紀尚輕（只有十歲），二是司馬師並不傻，兒子跟弟弟其實是一家人，倒不如直接傳位給弟弟，臨死也做個人情，興許妻子女兒們也能多享點福利。

等到司馬昭接任大權之後經常對身邊的人說：「這是景王（司馬師）的天下，我為什麼要參與呢？」

他當然知道自古的規矩，很少有兄長的位子由弟弟接手，雖然兄長的兒子實際是自己的兒子，但事實是自己搶了兒子的座位。

不論他那麼說是出於真心還是只為了展現自己的慷慨正義，在他選繼承人的時候確實有考慮次子司馬攸，一來把座位還給兒子，二來把江山還給哥哥。

司馬攸自幼聰惠溫和，很受祖父司馬懿的喜愛，等到長大成人更加變得雄才大略，極具領袖風範。

不過司馬炎在朝廷的人緣更好，當時元老級重臣何曾、賈充等人都勸司馬昭立司馬炎為世子，何曾為了增強說服力，特別指出司馬炎長發垂地、手掌過膝，總之充滿了天子之相，再者自古以來都是立長子而沒聽說立次子的，即使次子的情況有些特殊。

司馬昭考慮再三，才終於決定傳位給長子司馬炎。

雖說司馬炎的地位得到確認，但實際上弟弟司馬攸一直都像是個潛在的威脅，自己但凡有一點過失，旁人肯定會說：「快看，早就知道應該立他弟弟為世子。

」

如今他貴為天子，天下的人都要對他俯首，但這並不代表他就可以不顧天下人的悠悠之口，輿論不管在何時何地對於何人，都有著極強的威力，所謂積毀銷骨、眾口鑠金，堪比洪水猛獸了。

孫吳的威脅、輿論的壓力、以及新王朝的各項建設，所有這些都成了司馬炎頭上懸掛的利劍，容不得他有半點懈怠疏忽。

好在司馬炎心智還算正常，在壓力面前沒有選擇屈服和破罐子破摔，而是卯足了勁要干出點事業，既要封住悠悠之口，還得為自己的九五之尊確立權威，皇帝若沒有權威，那就只剩兩個選擇了，或是卑微地活著作某些人的傀儡，或是風風光光地駕崩帶著最後的尊嚴辭世。

曹丕與曹植的矛盾直接奠定了整個曹魏王朝猜忌的基調，由此也導致整個皇族力量薄弱，這才有了司馬氏的可乘之機。

有鑒於此，司馬炎稱帝後努力改變這一現狀，接連頒布了幾項措施，包括分封皇室子弟、解除劉姓的禁錮（曹魏擔心漢朝遺孤興起復仇而禁止他們離境）、取消人質條例等，以此向世人昭示本朝的寬宏大度，同時也鞏固了皇權。

當然，上述舉措只是為了讓有才幹的人安寧，但想要教化人數更多的百姓，就需要一些道德上的約束了，司馬炎身體力行，尤其在勤儉和孝道上做了不少工作：

有一次皇家祭祀大典所用御牛的青絲韁繩斷了，司馬炎力排眾議，用麻繩代替。

登基之初為老父守孝，連續三年都戴孝帽，不吃魚肉，只吃蔬菜。

等到268年母親王元姬去世的時候，他仍舊戴了三年孝帽，仍舊不吃魚肉。

另外還從全國各地挑選一些以孝聞名的人入朝為官，四川人李密就是在此時接到詔令要去做太子宮的圖書管理員，但他因祖母年邁無人照料為由請求撤銷任命，並呈上了著名的《陳情表》，司馬炎深受感動，一面在國內宣揚此事，一面賜給李密些金銀用以安撫。

精神上的薰陶並不能萬全，268年他還特意在洛水之北扶犁三次，以示重視農業，穩定民心，引導他們更加辛勤地勞作，為國家繁榮富強盡一分力。

政事上面也有相應舉措，比方說在266年下詔文武百官對皇帝的命令有異議的可以上書提意見。

但所有這些動作，從之後的發展來看卻只是表面文章，於當時薄涼的風氣並沒有太多幫助。

雖然司馬炎自己感覺良好。

267年發生的一件事就能解釋這個問題。

本年，京幾衛戍總司令李憙彈劾洛陽的一個縣長劉友、前任朝廷秘書長山濤、中山王司馬睦和副行政長武陔侵占稻田，請求免除司馬睦和山濤的官職，武陔已死，請求廢黜其諡號。

結果，司馬炎只下令重懲劉友，而對於其他兩個活人和一個死人，則連一句口頭批評都沒有。

雖然接著下令提拔李憙為太子的師傅，但對於此事的處理著實暴露了其政治上的軟弱性，一隻蒼蠅和一隻老虎同時犯了同樣的錯，但作為帝國領袖卻只拍死蒼蠅而放過老虎，因為這麼一件小事的處理尚且如此，其他事務可見一斑。

司馬氏雖另立新朝，但實際跟曹魏另立新君並沒有太大區別，因為在晉王朝建立之前，司馬家族已經做大做強，王朝的根基沒有變動，問題出現在當朝的權貴們，他們的心態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好比一群髒兮兮的雞突然機緣巧合到了枝頭，便真的以為自己是鳳凰了。

不自信有時候並沒有多可怕，因為只要你是塊金子，雖然你說自己是石頭，但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你終究有大放異彩的機會，可是——不自知，就真的是無藥可救了，明明就是塊破石頭，非要充金子招搖過市，最後只能淪為一篇笑話。

晉王朝的領導班子直到亡國都沒能認清自己，總是有著奇怪的優越感，完全看不到自己屁股下面究竟是沙發墊還是火藥桶。

也許這也是很多王朝的通病吧，總是缺乏危機意識和認識自己的能力——這又何嘗不是很多人的缺陷。

雖然有著很多潛在的和表面的問題，但這仍舊不能妨礙司馬炎的熱情，所謂新官上任三把火，更不用說新皇帝了。

晉武帝司馬炎剛從曹氏手裡接過大權，自然是要全身心地干出點事業，除了穩固政權以外，還需要有一記大手筆方能真正確立權威。

但問題也隨之而來，當真正做完一件大事，之後的心理變化是人所始料未及的，而一件大事終了也並不能阻止其他大事的發生。

擺在西晉王朝面前的首要大事就是國家統一，易言之便是消滅孫吳。

對此，竹林七賢之一的山濤曾有論斷，據他說古往今來只有聖人才能做到內外皆無憂患，如果不是聖人，那麼外部威脅解除之後，內部的問題肯定就會顯現，就西晉王朝當時的局勢，留著孫吳作為警醒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這種說法本身並不具有代表性和一般性，但司馬政權的走勢卻真的被山濤言中，孫吳的亡國標誌著晉王朝正式走上了下坡路。

這一標誌出現在280年，那已是司馬炎登基後的第十五個年頭。

十五年不論是對於個人還是對於一個王朝，都是一個漫長的時期。

當時的孫吳因為末帝孫皓的殘暴統治已走到了窮途末路，但所幸有長江這道天然屏障，並不致很快亡國，為此，晉王朝等了十五年。

和一些自主創業的王朝不同的是，西晉並沒有勵精圖治的階段，即便是剛立國，朝堂上下洋溢的也不是如何改善民生、強國強政的氛圍，反倒是各種勾心鬥角。

這種現象倒也不難理解，本身就是靠著陰謀詭計上位的，上位之後能自動漂白的人能有幾個，多數會變得更加陰險。

皇帝司馬炎與弟弟司馬攸之間首先就不能完全親密無間，至於權臣之間更是明爭暗鬥，裡面斗的最凶的就屬賈充和任愷。

賈充在朝堂上是個極其特別的存在，毫不誇張的說，沒有賈充也許就沒有後來的晉王朝，但不喜歡他的人也許更多。

這牽涉到一段往事，一段司馬家族永遠銘記但又非常忌諱的往事。

260年，曹魏皇帝曹髦不堪忍受司馬昭的壓制，憤然率領皇宮的禁衛武士和奴僕侍從殺到了司馬昭的住處，當時司馬昭的弟弟時任騎兵指揮官的司馬伷被皇帝的威嚴嚇退，曹髦幾乎如履平地般到了司馬昭府內，誓要手刃仇人，司馬昭府中官兵雖多，卻無人膽敢上前阻止，曹髦越發有恃無恐，加上他本就年輕氣盛（年方二十），拿著佩劍大聲叫囂。

司馬昭早就獲知消息，眼見局勢不利，嚇得不敢露面。

值此緊要關頭，時任中央軍事總監的賈充挺身而出，但他也不敢親手軾君，便蠱惑太子宮的隨從成濟，成濟一時頭腦發熱，伸出長矛將曹髦刺死。

當然後來成濟並沒有得到賈充許諾的賞賜，而是被屠全族。

至於賈充本人，則從此得到司馬家族的厚愛，官位一升再升，到司馬炎稱帝之後，已是國家一級上將（車騎將軍）、中央政府最高行政長官。

當時的全國武裝部隊總司令、太子師傅荀顗，高級諮詢官、副總立法長荀勖，以及南越兵團指揮官馮紞與賈充臭味相投，都是些鑽營狡詐之輩，在朝廷組成一個小集團，在民間的口碑極低，一些官員也公開表示嫌棄，同為朝廷高級諮詢官的任愷、裴楷和洛陽市長庾純是其中的代表，他們兩方之間的較量也成了晉王朝的日常。

那麼皇帝與臣子之間是否和諧呢？答案是否定的。

司馬炎對於有兵權的大臣尤為忌憚，稍有風吹草動就要暴走，即便是元老級重臣石苞，也不例外。

268年，時任晉王朝最高指揮官的石苞長久以來鎮守淮南，聲望極盛，淮北監軍王琛出於極卑劣的目的，上書誣陷石苞與孫吳勾結，碰巧孫吳率軍侵略之時，石苞修築城壘截斷了附近的河流用以自保，司馬炎頓起疑心，不顧中央禁軍總監羊祜的勸告毅然免除了石苞的職位，命義陽王司馬望前去攻擊。

石苞的秘書孫鑠是汝陰王司馬駿的好友，司馬駿告訴孫鑠不要捲入這場災禍，孫鑠平日裡受到領導的不少恩惠，不肯獨自避禍，建議石苞迅速離開軍隊，然後步行到驛馬車站等候降罪，石苞以此保得一命，晉王朝也躲過一次浩劫，不然在與孫吳的國境線上展開內戰，後果不堪設想。

常言說：「千里之堤，潰於蟻穴。

」千里長的堤壩自然不會因為一個小小的蟻穴而立刻崩塌，但如果長期不能受到控制，總有一天會毀在螞蟻身上。

晉王朝後期的分崩離析與前期這些大大小小的「蟻穴」是脫不了干係的，君臣之間的猜忌不過是冰山一角，時間越久，暴露的問題也就越多越大。

在問題集中暴發之前，司馬炎至少是安全的，他仍是九五之尊，只不過給子孫們埋下了危機的種子。

266年1月27日，這一天楊文宗如果尚在人世，心情一定特別激動，因為他的女兒楊艷被立為晉王朝的皇后。

武元皇后（死後的諡號）楊艷自幼父母雙亡，所幸有個好舅舅，舅媽對她也非常好，因此得以像正常家庭的孩子一樣健康成長，嫁給司馬炎之後，深得其歡心，一共生育了三子三女，三位公主在史冊上並沒有留下太多印記，長子司馬軌兩歲的時候就夭折了，小兒子司馬柬比較內秀，雖有些才幹，但比較木訥，並沒有太高的聲譽，至於次子司馬衷，那可了不起，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白痴皇帝。

司馬衷與內秀的弟弟司馬柬有著很大的區別，他是真的傻，傻到會問池塘里呱呱叫的青蛙是官家讓叫的還是自己要叫的，傻到當得知鬧饑荒餓死百姓的時候會問沒有飯吃為什麼不吃肉粥——如此種種，連自己生活都難以打理，卻戲劇性的接管了整個國家幾千萬人口，國家的命運可想而知。

267年1月18日，司馬衷被立為太子，當時他只有9歲，即便偶爾傻味瀰漫，也會被認作是天真無邪了，但司馬炎終究沒料到的是這個兒子不可能永遠9歲，但真的一輩子都那麼天真無邪。

從遺傳學上來看，司馬炎的倆兒子都這般不機靈，估計司馬炎本人也不能算是特別通透，跟貞觀、洪武那些同行們差了太多太多。

據其生平經歷，保守一點的說法，司馬炎頂多有守成之力，但絕無開世之才。

遺憾在於，他是晉王朝的第一任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