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西北大學歷史學院院長陳峰：宋代何以文盛武衰

【編者按】宋代經濟文教及科技的發展達到空前昌盛的局面，這是海內外學界所公認的。

但宋朝在邊防上卻長期被動挨打，先後兩次亡於邊患，終以「積弱」著稱於史。

在宋史研究學者、西北大學歷史學院院長陳峰教授看來，這種「文盛武衰」的時代特徵及其引發的悖論，無疑是史學研究者需要解釋的重大的問題。

澎湃新聞實習生張弛、王旭，就宋代軍政特點、治國思路等問題專訪了陳峰教授，以下為訪談實錄。

陳峰教授

澎湃新聞：您是怎樣走上宋代軍政史研究道路的？對於您來說，和兩宋其他研究領域相比，這一領域有著怎樣獨特的魅力？

陳峰：1984年，我師從史學家漆俠先生學習宋史，最初以宋代漕運為研究對象。

畢業到西北大學工作後，有十多年時間仍重點探究漕運專題，並由宋代延伸到前後時期，發表過一些論著。

大約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後期，我開始從經濟史轉向軍政史領域，這還是源於自己的興趣。

我想，大概所有男人自小都有喜槍弄棒的愛好，對軍旅一類的事情充滿好奇心。

記得在「文革」後期，正上中學的我讀到古代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說岳全傳》，以及現代學者林漢達先生寫的《春秋故事》等書，很為歷史上英雄豪傑的事跡著迷，也想了解更多的戰爭內容。

所以，當我大致忙完了手頭的漕運問題後，便自然有圓少年時代之夢的衝動。

最近，我在讀老友李伯重長兄饋贈的《火槍與帳簿——早起經濟全球化的中國與東亞世界》，在序言中發現這位著名的經濟史專家也有類似的心跡表露。

當然，在教學與學術交流中，有一個悖論常常困擾著我，就是海內外學界公認的，宋代經濟文教及科技的發展達到空前昌盛的局面，如前輩史學家陳寅恪所評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但宋朝在邊防上卻長期被動挨打，先後兩次亡於邊患，終以「積弱」著稱於史。

這種「文盛武衰」的時代特徵及其引發的悖論，無疑是史學研究者需要解釋的重大的問題。

其實，這正是宋代軍政史領域具有的獨特魅力。

應當說，我轉向這方面研究也有試圖尋找答案的動機。

宋代軍政史是一個籠統的概念，既包括當時軍事範疇內的各種問題，也包含軍事與政治及社會的互動關係方面。

我認為該領域研究主要有三項意義：其一，儘可能釐清宋代軍事力量的狀況、效能及其弊端，包括軍事戰略思想、決策指揮體系、軍隊結構、作戰方式乃至於軍禮等演變，從而為加深認識宋朝邊防失利的根源提供依據；其二，相較於對宋朝文臣士大夫的關注，武將及其相關問題則顯得要寂寞許多，對兩宋的武將群體進行系統考察，可以比較他們在中國歷史上角色、地位及作用的變化軌跡，並透視由此帶來的影響；其三，在進而探究宋代軍事與政治之間互動關係的基礎上，可以透析「崇文抑武」方略導向與社會風尚背後的複雜動因，從而進一步揭示宋朝時代特徵形成的根源。

以往學界對宋代軍政問題已有許多的研究，或專門的論著，或其他著述所涉及，如張蔭麟、鄧廣銘、聶崇岐、漆俠、王曾瑜和海外前輩學者的論述，還有近年來發表的一些論著。

但全面與多角度的論述似乎還不夠，故在前人基礎上進一步探究宋代軍政史很有必要。

澎湃新聞：在您的論著中多次提到，宋代的治國思路是實用主義、現實主義的。

那麼，您認為造成這一特點的原因有哪些？

陳峰：與以往的秦漢隋唐等王朝相比，宋朝的治國思路的確有實用主義或現實主義的特點。

我個人認為，其原因主要有四方面，並且是逐漸遞進交織而形成的。

首先，根源可以追溯到宋朝開國初期。

用清初思想家王船山的話說：趙匡胤既非貴族世家出身，也不是膽魄超群的亂世奸雄，登基前無赫赫之功，所以不僅無法與漢唐開國帝王相比，也不能與曹操、劉裕之流比擬。

因此，宋太祖建國後便滿懷畏懼之心。

（王夫之《宋論》卷一《太祖》）也就是說，宋太祖缺乏宏大的氣魄，凡事都謹慎行事，求穩懼亂，通常立足現實考慮問題，他的宰輔大臣在施政上也自然與之適應。

最典型的例證如：當年收兵權就是通過委婉贖買的方式完成，而不像以往朝代那些帝王通常採取殺戮的手段直接剝奪。

對統一各地的部署，也是採取穩妥的先易後難的「先南後北」戰略，甚至對遼朝占領的幽雲十六州地區，也曾優先考慮過經濟贖買的方式。

宋太祖的實用主義治國思路，開創了宋朝治國的重要特點與傾向。

其次，隨著宋太祖朝收兵權與抑制武將集團方針的推進，特別是宋太宗第二次北伐失敗後重心轉向內部，確立了「崇文抑武」的治國方略，於是統治集團的構成發生重大變化，即軍功集團迅速在政治上消解，科舉出身官僚日漸成為政壇的主體力量，而這種變化直接影響到當政者的施政思維與方式。

也就是說，伴隨軍事貴族的消亡，通過軍功上升的通道受阻，社會精英遂集中到讀書科考之路，相較於以往秦漢、隋唐軍功貴族對大一統帝國的追求，宋朝科舉文臣設定的目標更為實際，也更加理性，通常牴觸過於冒險的舉動，這就進一步推動了實用主義的盛行。

或許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宋代的英雄主義意識逐漸淡化，而現實主義觀念顯著增強。

再次，宋代又是商品經濟空前活躍的時代，在國家財政收入中，貨幣的比重日益加大，其中商稅和專賣的收入逐漸超過農業收入。

這種變化對宋朝統治者的決策思維，無形中產生了影響，即計算成本的意識增強，迫使他們更為關注現實利益，從而助長了實用主義政治的流行。

如：宋太祖朝就解除了開封城的宵禁管制制度，加上坊市限制的瓦解，城市經濟生活的能量得以巨大釋放，官方則無疑從中獲利匪淺。

另外，宋朝對民眾人身的直接控制逐漸放鬆，也就是通過稅收的手段來取代。

再如：宋朝慣用議和方式化解邊防危機，便與市場交易意識的滲透存在關聯。

像北宋中葉名臣富弼指出：「澶淵之盟」不算失策，因為所付出的經濟代價比之交戰的軍費開支，不及百分之一二。

甚至於應付下層造反時，宋廷也考慮招安，同樣具有降低成本的用意。

最後，一方面隨著宋朝政治呈現寬鬆的氛圍，另一方面隨著教育與知識水平的顯著提高，都使宋代社會意識更為開放，以至於長期遭受抑制的人性在一定程度上獲得釋放。

遙想當年，兩宋城鎮中貼近百姓生活的市民文化流行，傳統的士大夫不僅出入佛、道，也不同程度受到市井氣息的薰染，甚至宋朝的很多皇帝亦不能免俗。

這種前所未有的濃郁的世俗化、商業化氛圍，對神聖而僵硬的思想觀念產生巨大的衝擊及腐蝕，當然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到統治集團，為現實主義、實用主義治國思路的出台，提供了觀念意識上的動因。

澎湃新聞：宋代長期存在著「以文馭武」、文臣統兵的現象。

文臣主兵是否能給文臣帶來在疆場上歷練的機會，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文武殊途的弊病呢？

陳峰：在宋朝「以文馭武」規則下，文臣通過統兵和指揮作戰，的確有在疆場上歷練的機會，宋代歷史上也出現過幾位頗有貢獻的儒將，如北宋的張亢、王韶，南宋的辛棄疾、余玠等人即是如此。

若要說因此可一定程度上彌補文武殊途弊病的話，只能算勉強有之。

因為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以前官員在職責上有文武分工，但在身份上卻並無明顯隔閡，也談不上彼此的絕對尊卑，如「出將入相」的現象在秦漢至隋唐時期相當普遍。

而在「崇文抑武」治國理念導向下，宋朝的制度設計則終止了以往的傳統，使文臣與武將在身份上產生巨大的鴻溝，彰顯出的標識是文尊武卑，文官自然不願踏入行伍之列，武臣更難以轉為文官，「出將入相」當然不再重現，從而嚴重削弱了武將的地位與吸引力。

在宋代很長時期里，文臣只要資歷夠了，即使完全懵懂軍旅，僅善於紙上談兵，也可主管軍事，上可以出任軍事決策的樞密院首腦，下可以就任戰區的統兵指揮官，武將則只能成為副手或部屬。

同時，文臣出任將帥後，通常不放棄文官的身份，像范仲淹在主持鄜延路御夏戰爭期間，便與另外幾位同樣背景的將帥堅決抵制了改換武官的詔命。

於是，宋朝大多數文臣縱然投身軍旅，其實並未置身沙場交戰之中，既不可能成長為真正的名將，事實上也不願成為將軍。

因而，宋朝文臣主兵，更多暴露出的是短板，這就很難彌補文武殊途的弊端。

兩宋邊防長期限於困境，與此有相當大的關係。

澎湃新聞：宋代的治國理念有哪些成功之處值得我們今天效法，哪些失敗的地方必須引以為戒？

陳峰：從後世批判總結的角度來看，宋朝治國理念中正反兩方面的內容都值得關注，其中可為今天借鑑的正面內容主要有三點：其一，在施政中重視發揮制度的約束作用，減少統治者隨心所欲的干擾，這有利於經濟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其二，倡導開明寬鬆的朝政環境，避免了偏激暴政的結果，從而緩和了社會矛盾衝突，也使兩宋統治維持三百多年；其三，始終高度重視文教建設，為此持續投入和弘揚，使得宋代文教科技取得非凡業績，世人所熟悉的中國對人類文明的四大發明，有三項即在宋代，此非偶然。

宋代治國引以為戒的反面內容也主要有三點：其一，過於「崇文抑武」與重內輕外，因此為了追求內部穩定及文治成就，過度抑制武力因素的作用，由此導致邊防長期被動失利；其二，在統治中過於重視調和矛盾，倚重懷柔手段，既不利於軍事建設，同樣導致官場積弊叢生，當政集團的進取改革精神相對淡漠；其三，各種制度、規矩設置過濫，繁文縟節盛行，造成人浮於事、效率低下的積弊。

總之，凡事需要把握尺度，不可過猶不及。

宋朝留給後世的最大的教訓，就是要保持文治與武功之間的平衡，所謂「忘戰必危」；但也不可片面汲取這一教訓而走向反面，因為有對應的教訓是「好戰必亡」。

陳峰等著《宋代治國理念及其實踐研究》

澎湃新聞：201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您主持編寫的《宋代治國理念及其實踐研究》。

這本書是在您的主持下，由幾位老師共同編寫的，屬於集體創作。

您認為和個人論著相比，這種集體創作有什麼不同？作為主編，您是如何統籌全局，保持全書整體觀點、思路順暢一致的？

陳峰：這本書是我主持的一個教育部項目的產物，課題組成員包括校內外四位教師，主要從事宋史及隋唐史研究，其中兩位是我以前的學生。

正如你所說，集體創作與個人寫作明顯不同，因為多位作者各有特點，除了論證方式、行文風格上的差異外，更重要的是對主題的理解不盡相同，這就不免產生各自內容銜接不暢的問題。

好在這本書前後延宕了五年多，使我們有較充足的時間思考。

我多次召集大家討論，各人不僅要談自己承擔內容的情況，還要圍繞主題、線索、關節與別人的部分發表見解，我則一面集中大家的思路，一面汲取有益的見識，還要時常督促進展。

在各自交出初稿後，我先後逐字逐句審閱了三遍，分別提出修改的具體意見，個別的部分又不止於此，最終大致保持了整體觀點與思路的統一。

老實說，集體合作寫書是件很麻煩的事，要想做到全書完全一致是不容易的，只要各自章節大體能保持一致即可，關鍵是思想見解不能與主題衝突或背離。

陳峰著《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將壇說》

澎湃新聞：除了學術著作之外，您還創作了如《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將壇說》這樣的通俗讀物，既具備可讀性，同時又深具學術水準。

不知您如何看待歷史普及讀物的創作？怎樣處理學術研究與通俗讀物之間的關係？

陳峰：《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將壇說》，是我應邀在《美文》發表的系列歷史散文的結集，外加未發表的兩篇。

最初，完全是出於興趣一氣呵成幾篇，後來就感到有了壓力，因為每月都要交稿，常常在幾乎最後關頭才能完稿，以至於竟將許多重要的事情推遲。

令我欣慰的是，這本小書自問世以來一直受到讀者的關注，三聯書店已在2016年再版發行，香港中和出版公司又在海外發行繁體字版。

我在本書初版後記中提到，現在的許多研究著作刻板生硬，日漸遠離社會大眾，幾乎成為「象牙寶塔」中的僵硬標本，而各階層對歷史讀物的需求卻與日俱增。

但遺憾的是，專業學者因為各種原因很少主動從事這方面的寫作，倒是許多缺乏歷史專業素養的寫手推出大量作品，甚至隨意點評「歷史是什麼玩意兒」？當歷史被戲說之後，不僅造成大量的史實錯訛，還產生了不少的錯誤史觀。

這種需求與供給之間矛盾的存在，對史學工作者來說無疑是一種拷問。

多年來，我在研究之餘，一直抱有寫作散文的愛好，頗想繼承我國古已有之的歷史敘述傳統，寫作可讀性強的歷史讀物，以滿足大眾的需要。

其實，我也從中獲得了樂趣，因為可以挖掘一般論文著作不能表達的內容，甚或揣摩歷史人物的心理活動細節。

不過，既然是專業出身，就要嚴格遵循史實源於史料的原則，所有涉及的人與事都取材於文獻記載，可以說正史、野史、典志、文集以及筆記小說都用到了。

同時，要充分汲取已有的研究成果，以確保寫作的高水準，避免落入俗套。

如其中所寫的郭進、張亢及呂夷簡等幾位人物，就直接依託了我以前寫過的研究論文，所以能更為深刻地詮釋其人其事。

另外，需要突破僵化的「學術」格式套路，應特別注意趣味性、可讀性，藉助靈動的文筆，將宏大的敘事與細微的活動融為一體，而又引人入勝，才能受到讀者的歡迎。

我以為學術研究與普及讀物之間應保持緊密的關係，高深的研究成果應該轉化為大眾接受的普及知識，普及讀物則能引導更多人對學術研究產生興趣。

在現今學界中，重研究論著、輕普及讀物的見識仍根深蒂固。

但根據我的經驗，寫作好的普及讀物，所耗費的精力要高於常規的學術論著，因為在篇章構思、語言文筆以及趣味性上都有很高的要求。

或許，這也是很多學者不願投筆的原因。

以後，我還會在歷史散文隨筆上著力，希望能繼續得到廣大讀者的關注與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