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五大：狂瀾江城路何方｜關注

◎《中華兒女》記者 余瑋

中共五大會址紀念館裡，自五大會議的英文速、陳獨秀的大會報告、共產國際對召開中共五大的指示、蒙古族代表多松年參加五大時用的懷表等一份份重要文獻、一件件珍貴物品、一幅幅翔實的影像資料、一段段動人的革命故事中，可以感受到歷史的溫度，感受到大革命的高潮與危機，感受到紅色正能量和責任擔當。

當年，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

歷史選擇了這裡！在特殊歲月特殊地點舉行的這次特殊會議，創造了中共歷史上的多項「第一」：第一次邀請國民黨代表團參加中共的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明確提出實行黨的集體領導制度，第一次提出「民主集中制」這一科學概念並將這一指導原則正式寫入黨的章程，第一次設立專門監督機構中央監察委員會而成為有規範地開展黨內監督和反腐敗工作的起點……

血腥屠殺的槍聲中籌備

1927年4月28日下午，38歲的李大釗被押解至北京西交民巷「京師警察廳」看守所執行絞刑。

面對劊子手的屠刀，李大釗大義凜然、視死如歸，三呼「中國共產黨萬歲」，連續受刑3次達40分鐘，「神色不變，從容就死」。

李大釗犧牲在中共五大召開次日，這是當時嚴峻形勢的真實寫照。

1925年1月黨的四大的召開，拉開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

五卅運動的爆發，標誌著大革命高潮的到來。

伴隨著革命運動的迅速發展，國民黨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長。

國民黨內一直存在著反共勢力是不爭的事實，這是由它的歷史結構造成的。

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從建立之日起，就是一個成分非常複雜的聯盟，內部有很多豪紳勢力、封建買辦勢力的代表。

當革命一旦深入並影響到國民黨內部這些勢力的利益時，國共破裂就不可避免。

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嚴重失敗。

面對錯綜複雜的矛盾和尖銳激烈的鬥爭，需要中國共產黨對形勢有清醒的認識並採取果斷行動，才能挽救革命。

黨的五大就是在這種非常狀態下召開的。

其實，早在1926年4月27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蔡和森就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書記處會議上，提出鑒於「中山艦事件」發生後的複雜形勢，建議「中共五大應該立即召開，而不是在8月」。

但是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否定了蔡和森的意見。

9月，共產國際遠東局第一次對中共五大的召開正式作出決定：確定中共五大最遲不晚於1927年1月舉行。

11月底，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作出了中國問題決議案，確定了中共五大的基本方針和政治路線。

1927年4月20日，隨著一聲汽笛長鳴，上海碼頭停靠的英商怡和公司的輪船緩緩起錨，逆流而上向西駛往武漢。

這艘輪船上的乘客好多都是革命者——李立三、羅亦農、王荷波、陸定一等，還有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都在這條船上，他們都是前往武漢參加中共五大的代表。

黨建專家葉篤初接受採訪時說：「在中共革命發展史上，武漢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1927年前後，武漢可以說處在時代舞台的中央，時代革命洪流的漩渦，用今天的話就是『風暴眼』。

」

4月22日至26日期間，中央全會舉行，討論確定了五次會議的議事日程和中央委員會向大會的報告以及大會各委員會、秘書處名單，蔡和森為大會秘書長。

共產國際指示要求，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決議「都完全應以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為依據」。

就在中共五大籌備期間，武漢國民政府所轄之獨立第十四師師長夏斗寅在蔣介石的策動下與四川軍閥楊森勾結共同反共。

五大召開期間，夏斗寅在湖北宜昌召開了營以上軍官會議，公然決定向武漢進攻。

在湖南，馬日事變雖然是五大閉幕11天後的5月21日發生的，但何健、許克祥等反動軍官的預謀也是在五大籌備與開會期間完成的。

中共五大就是在這種危機四伏、極為複雜險惡的形勢下召開的。

非常時局的非常會議

武漢，全國革命的中心。

武昌都府堤20號，湖北省立第一小學。

1927年4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清末民初的建築里開幕。

這裡也是湖北早期黨組織的創建人、中共武漢地委領導人陳潭秋以教書作掩護從事革命活動的地方，實際上也是湖北共產黨領導革命鬥爭的指揮機關、中共早期在武漢的革命大本營。

會場設在學校的風雨操場，這是當時學生每逢颳風下雨上體育課的地方、臨街的二層樓房。

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1927年時為中共黨員、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司令部教導營營長、負責中共五大保衛工作的韓浚回憶，在大會召開前幾天，葉挺對他說：「我們黨馬上要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地點選在武昌第一小學……黨已決定由你們這個營負責擔負警戒。

」在會議期間，韓浚布置警戒並帶領100人在會場周圍巡邏。

會場內安放著好幾排條桌，來自北方、廣東、湖南、湖北、河南、山東、陝西、四川、江西、安徽、江浙等11個地區的正式代表82人，端坐在會場的條凳上。

這些被蔣介石通緝捉拿的「共黨首要分子」肩負挽救革命的重任，帶著工農大眾的企望聚集在這裡，他們是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澤東、任弼時、劉少奇、鄧中夏、張國燾、張太雷、李立三等，代表著全國57967名黨員。

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多里奧、維經斯基等組成的共產國際代表團參加了大會，由國民黨左派譚延闓、徐謙、孫科組成的國民黨代表團到會祝賀，汪精衛也於5月4日列席了一天會議。

代表們沒有出席證，進門時用「口令」，第一天上午用「衝鋒」二字，三三兩兩陸續走進學校西洋牌樓式樣的大門，受到身穿西裝的湖北省立第一小學校長王覺新的迎接。

主席台上方，除了懸掛有馬克思、列寧的畫像及中共C.C.P黨旗外，還掛有孫中山畫像與國民黨的青天白日黨旗。

會場牆上兩側貼有「中國國民革命成功萬歲！」「世界革命成功萬歲！」「爭取非資本主義的前途，國共兩黨合作到底！」等標語。

主席台上，陳獨秀主持會議，他以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身份宣布：「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在開幕！」隨後，他代表中共中央致開幕詞。

如今，在參觀中共五大開幕式會場時，可以看到當年開會時用來控制代表發言時長的小鈴鐺，講解員說：「這和咱們現在提倡的開短會、說短話有異曲同工之處啊！」

中共五大的主要議題是根據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討論和決定黨在革命緊急關頭的任務。

會上，身著長衫的陳獨秀代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作了長篇政治報告《政治與組織的報告》，涉及中國各階級、土地、無產階級領導權、軍事、國共兩黨關係等11個問題。

他用略帶安徽口音的普通話侃侃而談，作了長達6個小時的報告。

報告既沒有正確總結經驗教訓，又沒有提出挽救時局的方針政策，反而為過去的錯誤進行辯護，繼續提出一些錯誤主張，「好像是一位長者在教育後輩」，「大家還是注意傾聽他的報告，……當時就有不少人流露出不滿的表情」。

休息間隙，羅亦農走到瞿秋白面前一聲嘆息：「糟糕！」瞿秋白感受到了羅亦農對陳獨秀報告的不滿。

大會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精神討論了這一報告，大家紛紛發言並展開了激烈爭論。

據五大代表張金保回憶，五大上給她印象較深的有蔡和森和瞿秋白。

「蔡和森同志很嚴肅，平時沉默寡言。

瞿秋白同志和藹可親，很有學者風度。

」而帶頭向陳獨秀、彭述之開炮的，正是平素「和藹可親」的瞿秋白和「沉默寡言」的蔡和森。

瞿秋白從理論到實際系統批判了黨內的右傾觀點。

今天，在中共五大會址紀念館可以看到那擺得整整齊齊的條凳和紅色的講台，身臨其境，仿佛看到了與會者當時激情洋溢的講話場景，似乎看到：陳獨秀為「中山艦事件」的辯護，提出「向西北發展」的退卻主張；接下來，瞿秋白、蔡和森、惲代英又一一走上講台，發表自己的觀點……雖然，那樣的時代已離我們遠去，但似乎仍然能感覺到當時為了國家存亡和黨的安全，革命先輩們不斷努力著的情景。

七律《中共五大有感》（劉曉/詩徐宜勝/書）

正確與失誤交織的重要會議

為了防備反動派突然襲擊，也為了防止加重武漢政府「赤化」的色彩，中共五大是秘密進行的，不許報紙上刊載有關消息。

當時，武漢所有的報紙都或是共產黨員當編輯的，或是受共產黨指揮的。

可是，有一家報紙因透露了中共五大召開的消息受到處罰。

開幕式後，代表們就迅速離開了會場。

兩天後，會議在漢口黃陂會館繼續召開。

會上，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羅易作了題為《中國革命問題和無產階級的作用》的講話。

5月9日，大會議程的最後一天。

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之決議》《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議案》和《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等10個文件，選舉產生了由31名正式委員和14名候補委員組成的第五屆中央委員會。

五大選舉過程中，有一些代表認為自己能力資格不夠，主動要求退出中央委員會。

如在大會主席團討論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時，曾推選過紡織女工出身的中共工人運動和婦女運動傑出領導人張金保。

但她謙虛地說：「自己水平太低，沒有文化，對許多問題還不能很好地理解，許多革命道理也不能充分消化，當中央委員不夠條件。

」經她的一再推辭，大會主席團接受了她的請求。

不過，她是五大大會主席團成員，並作為執行主席主持了大會的閉幕式。

傳奇的是，據《張金保回憶錄》介紹，中共五大召開時，張金保卻缺席開幕式。

因為廠里有一個男工也叫張金保，也是從事工會工作的，而先通知男張金保去參加大會，報到時才發現通知錯了，第二天又改通知女張金保去參加五大。

大會主席團由十幾個人組成，只有張金保一個女委員。

1928年7月，中共六大在蘇聯莫斯科召開，鮮為人知的是缺席的她當選為六屆中央委員，因外界不知她已改名余冬生。

此時，最緊迫的問題是組織和發展黨直接領導的革命軍隊。

但是，大會並沒有認真討論軍事問題，更沒有在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認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裝力量為支柱的武漢國民政府和馮玉祥的國民軍，就能夠實現大會規定的任務。

隨後舉行的中共五屆一中全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李維漢、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李立三、周恩來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兆征、張太雷等為候補委員；選舉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後增補瞿秋白、譚平山）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周恩來曾代理常委），在會上遭到嚴厲批評的陳獨秀仍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

正確與失誤交織，因循與創新同在，成功與挫折並存，激進與退縮錯雜。

作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中共五大是幼年中國共產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艱難歷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大會探討了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基本問題，雖然未能提出挽救中國革命的具體措施，但為黨實現歷史性的轉變在政治、思想、組織上作了鋪墊和準備，為黨繼續探索適合國情的革命道路提供了經驗。

鐵的紀律和規矩一路相隨

「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

我這次來就是尋找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源頭和根脈……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成立，開啟了黨內監督的組織創新，高舉起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監督執紀的旗幟。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專程前往中共五大會址紀念館參觀，並如此強調。

嚴明的紀律和規矩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與生俱來的內在品質，是思想建黨、組織建黨的重要基礎。

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十分重視自身的管理教育和加強紀律建設，把實行嚴明的紀律和堅決反對腐敗寫在自己光輝的旗幟上。

中共五大選舉產生了第一屆中央監察委員會，由正式委員7人、候補委員3人組成。

這是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成立專門的紀律監督機構。

中央監察委員會的產生，是黨的組織建設和制度建設的重大創新。

今天，走出中共五大會址紀念館，眼前便是一個現代城市公園——武昌廉政文化公園。

公園裡，10位英姿颯爽的中共五屆中央監察委員會領導成員群雕特別醒目。

據紀念館講解員講，黨的五大選出的10名監察（候補）委員中，先後有8人犧牲在刑場或戰場上、1人失蹤，只有劉峻山看到了新中國成立，無一人叛變投敵。

當年，新修訂的黨章中專門增設了「黨的監察委員會」一章，對中央和省監察委員會產生的方式、職責權限範圍以及工作運行機制都作了詳細的規定。

黨章規定：「為鞏固黨的一致及權威起見，在全國代表大會及省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及省監察委員會」，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還負責討論和批准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報告、人數、改選等工作，「中央及省監察委員，不得以中央委員及省委員兼任」。

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建立及五大黨章的通過，標誌著黨內監察體制的初步形成。

中共五大會址紀念館內，除了一幢兩層建築樓被用作「五大會議歷史陳列」外，還專門開設有「中國共產黨反腐倡廉歷程展」,該展被中央紀委監察部確定為全國首批廉政教育基地。

這裡陳列著毛澤東退還伙食費的帳本、周恩來補襪子的工具、朱德生前用過的水杯、董必武在開國大典上穿過的衣服等珍貴物品，深深地打動著參觀者的心，無不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艱苦樸素、勤儉節約、廉潔自律的高風亮節所感動；同時，也可看到貪污腐敗份子劉青山、張子善被處決時的圖片，這兩人在國民黨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艱苦的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中，都曾奮不顧身地為黨的事業和人民群眾的解放，進行過英勇的鬥爭，樹立過功績，但在和平環境中，卻逐漸腐化墮落，成為人民的罪人，被人民所拋棄。

紀念館那一段紅色記憶已化作一泓清泉，滌盪廣大黨員幹部的靈魂，滋養他們的心靈。

一步一歷史，一物一風雲。

瞧，一批批黨員正在講解員的帶領下來到中共五大會址，他們或駐足凝視，或用心聆聽，那黑字白紙紅底的會標把整個會場烘托得莊嚴肅穆，樸素但擺放整齊的桌椅把大家又重新帶到了那個籠罩著腥風血雨的大革命失敗年代，帶到了那個「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的豪情萬丈年代……

（來源：《中華兒女》雜誌2017年第5期總第44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