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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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7年中共五大之後的五、六月間,由於武漢國民黨中央的漸趨反動和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種種退讓,中共黨內一度出現思想混亂、組織渙散、分歧嚴重的局面。
7月上旬,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指示,中共中央實行改組,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張太雷、李立三5人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務委員會。
陳獨秀從此離開中央領導崗位。
7月13日,中共中央發表對政局宣言,譴責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反動行徑。
7月15日,汪精衛公開背叛革命。
為了準備應付突然事變,7月24日,中共中央指示黨的各級組織轉入秘密狀態。
至此,以第一次國共合作為標誌的大革命宣告失敗。
「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
在關係黨和革命事業前途和命運的關鍵時刻,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務委員會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正式宣布將陳獨秀(缺席)免職,並指定瞿秋白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
「八七會議」制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方針,給迷茫中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新的方向。
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槍桿子裡出政權」的著名思想。
「八七」會議選舉了以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
但是,若要全面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正確解答中國革命存在的一系列嚴重爭議,確定黨在新時期的政治路線和策略方針,就必須儘快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鑒於當時中國正處於革命的極端低潮期,籠罩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很難找到一個能安全開會的地方。
同時,也考慮到1928年春夏間將相繼在蘇聯首都莫斯科召開赤色職工國際四大、共產國際六大和少共國際五大,中共均要派代表與會,遂一致決定在莫斯科召開。
1928年3月,共產國際同意中共六大在蘇聯境內召開。
從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和100多位六大代表歷經艱難險阻,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鎮秘密召開。
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決權的正式代表為84人。
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作《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政治報告,周恩來作組織報告和軍事報告,李立三作農民問題報告,向忠發作職工運動報告,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作《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報告。
大會通過了關於政治、軍事、組織、蘇維埃政權、農民、土地、職工、宣傳、民族、婦女、青年團等問題的決議,以及經過修改的《中國共產黨黨章》。
大會選舉23名中央委員、13名候補中央委員,組成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
中共六大是在特定歷史時期、條件下召開的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會議,其「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指出了革命的性質,提出了十大政綱,指出形勢是兩個高潮之間,反對速勝論,指出要爭取群眾」,「在我黨歷史上是起了進步作用的」。
在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下,六大基本統一了全黨思想,把「左」傾作為主要危害來反對,實現了工作的轉變。
當然,由於歷史局限性,中共六大仍然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沒有認識到革命的長期性和複雜性,沒有認識到農村在中國革命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對中間階級的兩面性缺乏必要的分析和正確的政策,將民族資產階級錯誤地斷定為中國革命勝利的「最危險的敵人之一」。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共七大與六大相隔17年之久,其間經歷了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是黨史上間隔時間最長的一次黨代會。
實際上,關於召開七大的動議早已有之,光準備工作就進行了六次之多,但均因各種因素的干擾,一再延期。
當然,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則是彼時全黨對於黨內的重大是非問題還沒有形成統一看法,必須經過長期耐心的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才能真正解決分歧,達到團結一致。
1944年5月19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為著進行七大準備工作,決定召集七中全會」的通知,最終確定了七大召開的時間和議程。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場。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舉行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547名,候補代表208名,合計755名,代表全黨121萬黨員,分為中直(包括軍直系統)、西北、晉綏、晉察冀、晉冀魯豫、山東、華中和大後方等8個代表團。
代表中,1921至1927年入黨的約占28%,1928至1936年入黨的約占59%,1937至1941年入黨的約占13%。
代表的平均年齡為36.5歲,年齡最大者69歲,最小者23歲左右。
女性代表占代表總數的6.9%。
七大會場的布置非常有時代特色。
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七大開幕式的主席台上,懸掛著毛澤東、朱德的巨幅畫像,鮮艷的黨旗掛在兩邊。
會場後面的牆上,掛著「同心同德」四個大字。
兩側牆上張貼著「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等標語,靠牆邊插著24面紅旗,象徵著中國共產黨24年奮鬥的歷程。
插紅旗的「V」字型木座是革命勝利的標誌。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報告。
毛澤東在大會上致開幕詞和閉幕詞(後來分別整理為《兩個中國之命運》和《愚公移山》),作《論聯合政府》的書面政治報告,並就報告中的一些問題以及其他問題作了關於形勢和思想政治問題、關於討論政治報告的結論和關於選舉方針的長篇口頭報告。
朱德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和關於討論軍事問題的結論。
劉少奇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和關於討論組織問題的結論。
周恩來作《論統一戰線》的發言。
任弼時、陳雲、彭德懷、張聞天、陳毅、葉劍英、楊尚昆、劉伯承、烏蘭夫等20多人作了大會發言。
這些報告和發言,從各個方面論述黨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組織路線的基本精神,總結黨的歷史經驗,並對各條戰線的任務和政策提出了具體意見。
同時,大會充分發揚民主,對重要報告進行了認真深入的討論,尤其對毛澤東的政治報告,先後討論修改達9次之多。
最後,經過深入討論,大會一致通過了關於政治、軍事、組織方面的報告,通過了政治決議案、軍事決議案和新黨章。
中共七大提出了黨在新的歷史階段的政治路線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
」
毛澤東指出:「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
為加強黨的領導,毛澤東號召全黨要發揚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作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
這是黨的優良傳統,也是區別於其他非無產階級政黨的顯著標誌。
中共七大關於發展資本主義的論述,是對新民主主義理論的重大發展。
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說:「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是符合於孫先生的原則的。
」中國的經濟必須是由國家經營、私人經營和合作社經營三者組成的。
而這個國家經營的所謂國家,一定要不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國家,一定要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而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義國家。
在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下,保障一切正當的私有財產,既符合馬克思主義所指出的社會發展規律,也有利於中國社會的發展,有利於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實現。
中共七大在黨的文件上首次明確提出要以是否能夠促進社會進步和生產力發展來評價政黨的歷史作用。
毛澤東在政治報告中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
」
中共七大將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並寫入黨章。
七大黨章是中國共產黨根據中國實際、獨立自主制定的真正完整意義上的第一部黨章(共產國際已於1943年5月25日解散),也是民主革命時期最好的一部黨章;第一次把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寫入總綱,標誌著黨在政治上和黨的建設上的完全成熟。
該黨章指出: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
大會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
其中,中央委員44人,中央候補委員33人。
這一中央領導集體的產生,是經過充分醞釀的,在選舉中堅持了三個基本原則:一是對過去犯過錯誤的同志,不要一掌推開,只要承認錯誤,決心改正,還可以入選;二是對於中國革命在長期分散的農村環境中形成的「山頭」,既要承認和照顧,又要縮小和消滅,要把各地、各方面的黨的先進代表人物組織進中央委員會;三是為組建一個通曉各方面知識的中央委員會,必須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識和才華的黨員選進來。
1945年6月11日,大會舉行隆重的閉幕式。
毛澤東在閉幕詞中指出:「我們開了一個很好的大會。
」做了三件事:第一,決定了黨的路線;第二,通過了新的黨章;第三,選舉了黨的領導機關中央委員會。
「我們開了一個勝利的大會,一個團結的大會。
」「這次大會是團結的模範,是自我批評的模範,又是黨內民主的模範。
」最後,向全黨發出了鼓舞人心的號召:「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
七大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極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代表大會。
它總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20多年曲折發展的歷史經驗,制定了正確的路線、綱領和策略,克服了黨內的錯誤思想,使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對於中國革命的發展規律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從而使全黨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達到了空前團結。
這次大會作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而載入史冊,為黨領導人民堅持抗戰到底和解放全中國,奠定了深厚基礎。
(三)
(作者單位:中國延安幹部學院)
作者:王今誠
編輯:王富聰 田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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