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大：浪涌羊城國共攜｜關注

◎《中華兒女》記者 余瑋

花葩紅得猶如壯士的風骨，色彩艷得就像英雄的鮮血染紅了樹梢，軀幹壯碩成頂天立地的姿態。

廣州這座以「英雄花」（木棉花）為市花的城市，作為中國近代革命的策源地曾藏龍臥虎、英雄遍地。

這座城市也曾是中共中央機關所在地，中共於1923年在此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促成國共第一次握手，國民黨在軍事上創辦了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並取得北伐戰爭的勝利，中國出現了大革命的高潮。

恤孤院路，喧囂的塵世中一處難得的靜地。

穿過廣州市區東山口一片既借鑑歐美建築風格、又糅合廣東傳統民居特點的民國初年建築群之後，來到這中共三大會址所在地，從中可以尋覓閃爍在歷史煙雲中的昔日光影，能在寧靜之中讀出激越與豪情……

「鍾英」從上海到廣州

20世紀20年代初，中國處於軍閥割據、四分五裂的狀態。

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和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慘遭吳佩孚鎮壓的教訓，給中國共產黨人上了一課，他們進一步認識到，要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在中國的統治，僅僅依靠工人階級的力量是不夠的，黨應該採取積極的步驟去聯合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建立工人階級和民主力量的聯合戰線。

對於國共合作，雖然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極力主張，而且在1922年8月西湖會議上得到中共中央執行委員的認可，但是在全黨思想上並未統一。

正因為這樣，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主張把討論國共合作作為中共三大的主題，會議舉行地就是廣州。

早在1922年5月，共產國際在華工作全權代表利金給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的報告中單列有「中央局遷往廣州」一目。

其中提出，中共中央組織改革的重要方面就是「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廣州」，「最重要的理由」是：「現在在南方有廣泛的合法條件；在廣州有最先進的工人運動；廣州是國民黨的活動中心」。

按照中共二大關於「全國代表大會每年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定期召開一次」的規定，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1923年5月發出通知，決定「下月」——6月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於是，各地根據中央的通知精神，按照民主程序進行了大會代表的推薦工作。

當時中共中央下設北方、兩湖、江浙和廣東4個區，共推薦代表30多人。

此外，從法國回國的蔡和森、向警予，從蘇聯回國的瞿秋白也參加了會議。

劉仁靜作為出席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的代表，馬林作為共產國際的代表出席會議。

馬林後來在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工會國際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遠東局的報告中說：「出席大會的代表來自北京、唐山、長辛店、哈爾濱、山東（濟南府）、浦口、上海、杭州、漢口、長沙和平江（湖南）、廣州和莫斯科（旅蘇學生支部）。

」這些三大代表是經過黨員選舉產生的，代表著全國420名黨員。

很快，近40位代表接到了署名「鍾英」的出席函。

所謂「鍾英」，即「中央」的諧音，意為「中國共產黨中央」。

為了安全和保密起見，代表們分批出發，儘量做到不乘同一趟車，不坐同一條船。

北方區代表羅章龍在回憶那時的情景時說：「我是先坐火車到天津，轉乘海輪去上海，再坐船到廣州的。

到廣州後，我們立刻換上了一套半長不短的『唐裝』，一副廣東人打扮。

廣東區委派有專人負責接待。

當時廣東區委對外的代號是『管東渠』。

我沒有固定住所，時而在譚平山家中，時而在廣東區委機關，有時還住在第三國際代表馬林的住所。

我第一次到廣州，道路很不熟悉，幾乎每一次開會都有人來指引，帶我們去會場。

」代表由「管東渠」安排食宿。

「管東渠」，是「中國共產黨廣東區委」的諧音代號。

江浙區代表、時任江浙區委書記的徐梅坤回憶說：「我和王振一是從上海坐船走的。

和我們同船前往的還有李大釗、陳潭秋、於樹德、金佛莊等人。

於樹德和金佛莊是江浙區委下轄杭州支部的成員，他倆都作為列席代表參加。

當時於樹德生活困難，沒有錢買船票，我給他出主意，他就把鄰居一位朋友妻子的金手鐲借來賣掉，買了船票。

船不能從上海直達廣州，途中必須在香港停留一天。

到達廣州後，廣東黨組織派人接我們。

到達目的地後，我們發現毛澤東、向警予、蔡和森、張太雷、瞿秋白、陳獨秀以及第三國際代表馬林等同志都已經到了廣州。

因其他代表還沒有到齊，我們休息了兩天才開會。

」

中共三大的召開，使廣州國民黨的大本營更加具有「赤化」的色彩。

中共的前兩次代表大會都是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秘密召開的，如今，參加黨的三大的代表們來到國民黨控制下的廣州公開舉行討論國共兩黨合作的重要會議，這預示著國共兩黨合作蜜月的到來。

在大會正式召開前，舉行了兩天預備會議。

陳獨秀、毛澤東、蔡和森、瞿秋白、張太雷、向警予及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參加了預備會議。

預備會議為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起草了黨綱、黨章和各項決議的草案，並對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人選問題進行了討論。

孫中山在革命屢遭挫折後，決定改組國民黨。

1922年9月，他在上海召開國民黨改進討論會。

圖為會後與廖仲

暢所欲言中的唇槍舌劍

羊城的夏日，熱烈而奔放。

這是一個趨於成熟的季節，生命里洋溢著無限的活力。

1923年6月12日上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東山恤孤院路后街31號(今恤孤院路3號)舉行，但沒有舉行開幕儀式。

陳獨秀代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作報告。

報告總結了二大以來的工作情況和經驗教訓，著重說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依據和過程。

值得注意的是，這份3500字的報告中，作為黨中央負責人的陳獨秀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對二大以來近一年的黨的工作提出了批評意見。

批評意見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是批評整個黨的工作和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一方面是對包括陳獨秀本人在內的「個別中央委員提出批評意見」。

會議上，代表們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甚至發生了激烈爭論，可謂唇槍舌劍。

在這場激烈的爭論中，一種意見是以陳獨秀和共產國際馬林為代表旨在推動全黨加入到國民黨中去。

陳獨秀和馬林認為：中國革命目前的任務，只是進行國民革命，不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國民黨是代表國民革命運動的黨，應成為革命勢力集中的大本營；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現在都很幼弱，還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社會力量。

因此，全體共產黨員、產業工人都應參加國民黨，全力進行國民革命；凡是國民革命的工作，都應當由國民黨組織進行，即所謂「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只有這樣，才能增強國民革命的力量。

他們強調國民革命是黨在當前階段的中心任務，不要忽視國民黨和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主張把一切革命力量匯合起來，實現國民革命。

這符合列寧關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無產階級可以和資產階級暫時妥協與合作的策略思想。

但是，他們低估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的作用，高估國民黨和資產階級的作用，會使黨在同國民黨的合作中降到從屬地位，不利於保持黨的獨立性。

另一種意見是以張國燾和蔡和森等為代表，他們雖承認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是中國革命的重要任務，但認為共產黨還有它的特殊任務，即領導工人運動，同資產階級作鬥爭，這兩個任務同等重要，應當同時進行。

他們反對全體共產黨員特別是產業工人加入國民黨，認為那樣做就會取消共產黨的獨立性，把工人運動送給國民黨。

他們強調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加強黨對工人運動的領導雖然是對的，但是由於脫離了建立聯合戰線的任務，勢必導致共產黨的孤立。

毛澤東在發言中說：「在中國，資產階級革命行不通。

所有反帝運動都是由饑寒交迫者而不是由資產階級發動的。

」「我們不應該害怕加入國民黨。

」不難看出，爭論雙方的認識都有正確的一面，同時又存在片面性。

相比較而言，陳獨秀等人贊成與國民黨合作的意見，更符合國民革命的中心任務。

蔡和森是三大上反對國共合作的代表人物，而他的妻子向警予卻主張國共合作。

他們夫妻都是職業革命家，信仰堅定，個性較強，都相信自己的判斷。

據徐梅坤代表回憶說：「他們夫妻倆在會上會下爭吵得很激烈。

」

經過兩天的熱烈討論，大會接受共產國際關於同國民黨合作的指示，通過《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等文件。

這些文件指出：黨在現階段「應該以國民革命運動為中心工作」，採取黨內合作的形式同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共產黨黨員應加入國民黨」，「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使全中國革命分子集中於國民黨」。

文件還規定了保持黨在政治上的獨立性的一些原則。

在瞿秋白的日記里，可以看到選舉幾位中央執委會委員的票數是：「獨秀（40），和森（37），守常（37），荷波（34），澤東（34），朱少連（32），平山（30），項英（27），章龍（25）。

候補：鄧培、張連光、徐梅坤、李漢俊、鄧中夏。

」

毛澤東在三大的表現，受到了陳獨秀與馬林的賞識。

會議上，馬林講話時頻頻引用毛澤東的話來批評張國燾等激進分子。

在黨的三大上，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局秘書」，這標誌著毛澤東首次進入黨的領導核心層。

根據三大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陳獨秀的頭銜為「中共中央局委員長」，毛澤東作為「中央局秘書」協助委員長處理日常事務，起草、簽發文件和指示，掌管全黨的組織工作。

「中央局秘書」是第三屆中央委員會特設的，實際上相當於後來設中央主席時的總書記。

在以往的許多相關記載中，第三屆中央局秘書並非毛澤東，而是羅章龍。

支持這一說法的學者說，從蘇聯複印回來的材料有可能是一篇錯誤很多的回憶錄，理由是：該文沒有完整反映三大通過的黨綱、黨章、組織法及各項決議，不是大會記錄，更不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報告。

三大通過的黨的中央組織法規定黨的主要領導人稱委員長，但該文仍稱陳獨秀為總書記。

相關學者還認為，羅章龍的回憶也有失實之處。

在羅章龍記憶中，他一直記得是毛澤東或其他人任秘書，自己沒有擔任過秘書。

直到看到中共中央委員會於1923年12月25日發出的「第十三號通告」複印件上面有自己的德文簽名，才忽然「醒悟」：原來自己確實是秘書。

由此，得出結論：三大中央委員會選出的中央局秘書是羅章龍。

後來，由中央檔案局提供的《中共中央第五號通告》複印件揭開了謎底。

上面清楚寫明：1923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機關從廣州遷至上海。

10日，中共中央發出第五號通告，宣布中央局的人事變動：「中局組自遷滬後略有更動，即派平山同志駐粵，而加入荷波同志入中局。

又潤之同志（即毛澤東）因事赴湘，秘書職務由會計章龍同志兼代。

」由此可推斷，在9月10日以前，毛澤東確實是三屆中央委員會選出的中央局秘書，而羅章龍是他之後的接替者。

七律《中共三大有感》（劉曉/詩徐宜勝/書）

（來源：《中華兒女》雜誌2017年第3期總第4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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